Analysis of Japane Atrocities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Bad on the Diary of Dr.Robert Wilson
WANG Yi
（Coll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Dr.Robert Wilson is one of the foreigners who left behind in Nanjing after the fall of Nanjing.He witnesd all kinds
of crimes committed by Japane Army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recorded them in diary form.Through Werwilson records ，we can e the main army ，killing Chine looting ，arson ，insult expatriates ，xual violence ，such as the six committee supporting pudo autonomous atrocities during the holocaust.By comparing with Japane soldier ’s diary ，we can e that the atrocities often have the phenomenon of interlocking.The reason is also formed by the interweaving and superposition of various motives.
Key words ：Dr.Robert Wilson ；
Japane Army ’s atrocities ；
junior是什么意思
The Nanjing Massacre ；behavior analysis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行为探析
———基于《威尔逊日记》的记载
王
bachelor degree
毅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罗伯特·威尔逊医生是南京陷落后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之一，目睹了南京大屠杀时期日军种种罪行，并
以日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通过威尔逊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在大屠杀期间主要有屠戮中国军民、掠夺、纵火、侮辱外籍人士、性暴力、扶持伪自治委员会等六大暴行。通过与日军士兵日记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暴行行为往往具有联发性的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动机交织叠加而形成的。
关键词：罗伯特·威尔逊；日军暴行；
南京大屠杀；
行为分析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8）01-0052-05
收稿日期：2017-12-04作者简介：王
毅，1993年生，男，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抗战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并在南
京城内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鼓楼医院的美籍人士罗伯特·威尔逊医生是当时唯一的外科医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尽己所能去拯救留守难民，并用日记、书信记录下了大量日军暴行。其作为宝贵的第三方史料有效地证明了日军暴行的真实性，通过对威尔逊日记中所记录日军暴行行为进行分
类分析，可以更好地探究这些暴行背后的行为动机。
一、南京陷落后威尔逊所记载的日军暴行行为在南京陷落前后，威尔逊对日军的态度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在南京陷落前，威尔逊曾经劝说医院的中国同事，即使日军进城了，我们也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即使南京沦陷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南京陷落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5日，威尔逊对日军的行为已经失望透顶。美国军舰“巴纳号”被日军炸沉，他惊讶到琢磨什么时候才能
停止杀戮和超乎想象的强奸和野蛮行径。到18日，其对日军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性变化。威尔逊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眼神逐渐冷酷又迷离[1]69-70。在南京陷落后，威尔逊的书信中记载了这样几种日军罪行的典型行为：
1.对残余的中国军警和平民的屠戮。在南京陷落期间，日本兵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屠戮，不胜枚举，在安全区的民众只要一离开安全区，或者离边界稍微近些，就会受到各种伤害，男的被拉去做挑夫，女的则会被强奸。笔者将威尔逊通信中具有代表性的军民被屠戮的几例列举如下：
在南京陷落的最后时刻，部分中国丢下了武器和制服，混入了安全区，但日本人并没有受到欺骗，有相当一部分被抓走枪杀[1]67。在一个有1000人的人群里大约混着100名穿上了平民衣服的老兵，这1000人走在长江大堤上，排成两排，被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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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heyjude歌词Vol.37.No.1Jan.2018
射杀了[1]74。
在圣诞节这一天，一名担架兵进入了医院，他是步行到长江边被日军机枪射杀的4000名中国人中的一员。并且日军告诉威尔逊等人，现在安全区内仍有20000名士兵，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字，可以肯定的是日军想把他们找到再全部枪杀。那就意味着现在南京城中18岁到50岁之间的每个适龄男性都成为了可疑对象。此外，在堑壕里填满了死伤士兵的尸体，如果这些尸体不能满足坦克的经过，日军会不分青红皂白射杀周边民众来填充这些堑壕。日军还对平民作出虚假性承诺，只要他们承认自己当过兵，就可以活命，然后有200个人站了出来，结果日军把他们带进了山里，当做刺刀练习的靶子[1]74。
一名17岁的男孩叙述说:“14日那天，有1万名年纪在15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出了城，在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日本兵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枪向他们开火。随后他们大多数被推进长江，有些被堆起来焚烧，3个人逃生。”这10000人中，大约有6000人过去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1]83。
2.掠夺。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即14日，鼓楼医院就接受了大约30名日本士兵彻底而非正式的检查，并拿走了护士的钢笔、手电筒和腕表。“他们劫掠护士宿舍真是干的漂亮，把什么小玩意都拿走了。”[1]68日本人多次闯进金大附中，翻墙头、偷食品和衣服、强奸，直到满意为止。圣诞节这天，日本兵拿走了丹尼尔家的地毯，其中一块要四个人拿。在他们抢劫时，人们并不能做什么，只能事后报告[1]76。威尔逊的住所也难逃日军洗劫的命运，在12月19日，三个日本兵闯进威尔逊等人所住的阁楼上锁着的房间，将他们衣箱里的东西铺了一地。并且一个士兵在盯着显微镜查看。这三个士兵看到威尔逊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他们出去时，便窜出了大门。但最大的侮辱是一个日本兵在二楼厕所的地板上，距离坐便器只有一英尺的地方留下了一堆粪便，并将房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上面[1]72。
3.纵火。南京陷落后的一周内，就有多起地方着火。12月19日，太平路附近的几个街区燃起了大火，离威尔逊很近的一所房子也被烧着了。21日，南京城的大半部分几近烧光，每个商业区都被点上了大火，威尔逊在20日回家吃晚饭前，发现了12处火场，21日同一时间有8处。圣诞节这一天有6场火，把所有主干道两边的商铺全部烧尽了。12月底，每天只有一两场大火，这提醒了威尔逊他们还有一些房子没有被烧掉。日军士兵还在街上燃起
了许多篝火，用商店里的东西作为燃料。他们还把新街口附近南京音乐商店里的所有乐谱和乐器都堆放在街道中央，并点上火[1]72-80。
4.对外籍人士的侮辱。威尔逊在阻止日军掠夺一辆黄包车和自行车打气筒的时候，一个日军士兵往枪里压了几颗子弹，对他进行威胁。林查理被日军登记小组的一名军官敲了竹杠，并打了几嘴巴[1]72。麦克伦在责备日军无礼进入医院护士住所时，一名日军士兵拔出刺刀，向麦克伦的腹部和脖子做了刺杀动作，借此炫耀武力[1]89。
5.扶持伪自治委员会的成立。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将难民营的代表带到鼓楼，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让他们举着老式的五色旗发表讲话，宣布了一个自治政府的成立。威尔逊对此评价为：“这肯定是一个二流的群体，此时一流的人早已不在城内。”[1]81-84日本人还找了无数的烟火鞭炮，进行庆祝。但“自治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是无法养活和照料老百姓的。
6.性暴力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大批的日军——
—15或20个一伙在城里游荡，主要是去难民集中的安全区寻找妇女……强奸无时不在，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甚至在路边。”[2]397在威尔逊的书信和证词中，关于日军性暴力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大量女性在日军的蹂躏之下死去，一部分更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后含冤而死。其中年轻漂亮的女性更是苦不堪言，每晚甚至要遭受几十次的蹂躏。被害女性的尸体也会遭受日军的各种凌辱，日军甚至以此为乐，随意丢弃。日军在进行这些无耻的罪行时，如果受害者的亲属要阻止这些行为，那他们将要面临日军无情的杀戮[2]396-397。
通过以上分类可以看到，南京陷落后日军的暴行行为基本是相互交织、联动发生的，往往在进行某一种暴行的同时也进行或者将要进行另外几种暴行。例如纵火行为，在纵火之前，一般都会有掠夺事件的发生，掠夺的时候又会出现性暴力和屠杀平民的现象，这时有时会有外籍人士出面对日军暴行进行制止，而日军此时又容易对外籍人士进行辱骂或威胁。因此有必要对日军这些暴行现象的背后原因进行探析，也就是日军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二、结合日军士兵阵地日记对日军暴行行为的分析
在表1由国际委员会战时调查统计的6750个死伤或被抓的男性中，可以看出大量的伤亡是由日
王毅：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行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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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暴行所造成的，因双方交战而伤亡的仅有900人。在南京陷落后，高达90%的伤亡者是由日军士兵暴行所致。另外有4200人被抓，为了临时搬运或者其他军事劳役而征发的人几乎一点也没有报告，直到1938年6月份，依旧没有这些人的消息，结合其他人的遭遇，这里面的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里早就被杀害了[3]13。虽然国际委员会这一调查统计在调查范围和调查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战时调查，这一统计数据尤为可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陷落后留守居民的伤亡结构。
再结合威尔逊的书信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日军并没有去严格区分军与民，甚至还存在欺骗性行为。日军从军记者今井正刚在证言中说，日军进城后，并分不清谁是普通居民谁是。为了日军能顺利举行入城仪式，则要扫荡残敌。“所以只要是男人，就要拉出来杀掉。”[4]3还有的士兵日记中如此记载:“枪毙了77名败残兵，感觉是报仇雪恨了。”[5]448“在攻击南京的过程中，中队不断出现伤亡。这些人都是熟悉的年轻同乡，也有些是亲戚或同胞兄弟。我的弟弟在中国战场战死了。所以一见到中国人，就想到这是弟弟的敌人。”[6]因此日军的屠戮行为一方面是为了镇压中国军民的不屈反抗，另一方面则是日军在战场上的报复心理。还需要看到的是，日军士兵在攻占南京后所接到的命令是:“各部队至师团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虏。”[7]49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率军攻占南京后，采取“基本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实行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8]280。再加上日军部分士兵在长期作战中回家的期待被打破，进而以屠戮和劫掠来发泄心中的恼怒。“柳川兵团是在正要回国的时候又被调到前线来的。恼怒在心中成了一种发狂的状态。”[4]30对于掠夺、纵火等行为，从作战过程可以看出
日军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随着战线的拉长，军队补给点的推进已经跟不上日军师团的进攻步伐，日军在粮秣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只能就地征集物资进行补充和追击作战[7]116。在日军士兵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写：天气越发的恶劣，由于艰苦的行军，带来了兵马粮秣日益不足的问题。征集兵马粮秣的事是首要解决的问题，“食物全靠征集”[9]84。“部队仍没有下发给养，联队命令让尽可能征集。”[9]261因此日军在连续作战中，日军士兵已经感到粮秣补给的日渐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在
不断进攻，特别是在军方下达“就地征收粮秣以自救”[10]25的命令，使日军士兵的掠夺具有了“合法性”。由于这一命令出于上级，再加上对粮秣的庞大需求，日军在武力征收过程中伴随着的屠戮平民和纵火、强奸等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坂田甚藏在谈到自己的体验时说:“我们的部队无论掠夺、强奸都是拿手好戏。还专门有一个放火班，一个村一个村的全部烧光。”[4]18而他们的部队长谷川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受到了降级处分，是因为部队从不减员，而不是因为屠杀、掠夺、纵火、强奸等责任[4]18。日本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向北挺进时，针对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提出的关于军纪方面的警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是战争中不得已的……大家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1]227-232。因此这应该可以看作是日本军队长官对这些恶劣行为的默许。在进入南京后，军纪败坏之风已使抢掠、纵火、强奸等行为成为日军士兵所认为的理所当然之事。
由表2和表3更可以看出鲜明的对比，南京陷落后，因双方军事行动造成南京地区和南京城内商业街道建筑物损失远远低于日军的纵火和抢劫行为，
表11937—1938年按日期统计的南京居民伤亡数字（按伤亡原因分类）[3]51
（注：表中的“交战因素”是指战斗中的炸弹、炮弹和子弹所致；“被抓”大多数指杳无音信，全为男性。）
日期死亡原因
the lazy song负伤原因被抓伤亡总数由士兵暴行导致伤亡的百分比（%）
xinan交战因素士兵暴行原因不明交战因素士兵暴行原因不明12月12日以前
600—
—50—
——
650
—12月12日—13日
50
spiral250——
250—200
550
9112月14日—1月13日—2，000150—2，2002003，7004，550921月14日—3月15日
———
———
250——日期不明200150——60050501，00075总计
8502，400150
50
3，050250
4，200
6，750
81
12月13日以后暴行发生
情况的百分比（%）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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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尔逊在书信中也指出中国士兵的个别抢劫行为，但面对日军如此大规模的劫掠，又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南京主要商业街区，像太平路、中华路、建康路、白下路等街区的房屋受损在95%以上，其他街区也在70%以上。其中因日军纵火造成的损失与抢劫造成的损失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因此这一结果是在纵火和抢劫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正如一位调查者所描述的:“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日军也毫无例外地进去进行掠夺。”[11]145
1937年12月23日，自治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日军特务机关指导下成立了。其目的是避免在南京国际委员会统辖之下，使难民区内的民众产生依赖欧美的风气。1938年1月1日，以陶锡三为会长的南京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办事处设在原首都警察厅内[7]338-343，并在成立时发表了如下宣言：
“（一）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以民众为基础的政治。（二）与各地亲日团体合作，收日支协作之果实，以期确立东亚和平。（三）实行防共政策，坚决排除抗日排日思想，纠正依赖欧美的观念。（四）振兴产业，增进民众的福利。（五）广泛招揽人才，以期民众自治的彻底化。”[7]340
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总领事代表福井淳、南京警备司令官佐佐木到一少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驻南京日军海军大佐中原三郎等日方代表在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祝词[12]433-434。在日方祝词中，出现最多的便是“日支亲善”，日方对自治委员会工作的不吝支持与援助等词语。在自治委员会组织结构上，下设秘书室和顾问室，其后又有总务课、财务课、救济课、工商课、交通课、警务课、警察厅和区公所[12]440。其中警察厅是在1938年1月10日成立，用来协助日军管理南京治安，并清查残兵及抗日分子。各区随后也成立了警察局，在日军特务机关工作人员和宪兵队的指导下执行治安任务[7]343。此外，自治委员会“设有顾问若干员，延聘中日人士充之，赞助本会一切进行”[12]437。并且自治委员会简章中规定，自治委员会地方各正式机关成立前，“简章应呈报现日本军事机关（特务机关）备案（予以保护），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呈报备案）”[12]437。自治委员会总务课在办事细则中指出，“关于宣传，以宣扬日中亲善（提携），排除抗日思想为要旨”[12]443。不难看出，自治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为日本人行使方便，主要权力掌控在日本顾问和日本特务机关手中。伪南京自治委员总务课长杨九鸣在与德国使馆官员罗森谈到自治委员会的困难处境时指出，日本人一味让我们快办一些有利无害的事，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想要不久
表2南京陷落后南京城内外房屋建筑受损情况表（按损失原因分类）[3]57
地区房屋数毁坏原因及百分比（%）
交战因素纵火抢劫合计南京城内30，516 1.813.073.288.0南京城外8，684 1.161.627.590.2所有地区
39，200
1.7
23.8
63.0
88.5
表3南京陷落后南京城内主要商业街道房屋受损情况表（按损失原因分类）[3]61
街道房屋数毁坏原因及百分比（%）
交战因素纵火抢劫合计太平路233 1.768.226.696.6中华路319 3.151.443.998.4建康路5850.547.549.697.6合计
2，828
2.7
32.6
54.1
89.4
白下路411 3.134.361.198.5升州路320—25.053.178.1中山路498 5.015.553.674.1朱雀路122—7.476.283.6中正路340 5.9 3.875.985.6王毅：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行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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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鸦片专卖[13]155-156，而自治委员会要办的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却迟迟得不到日本人的认可。
sheep可数吗总体上来看，日军对自治委员会是极为蔑视的，可以说是颐指气使。“伪警察厅厅长王春生未能如期完成日本特务机关所交代的任务（选送500名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日本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并在不久将其免职，改由徐仲仁继任警察厅厅长。”[14]57就是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日军对其也是满不在乎的。1938年1月29日，陶锡三的住宅被日军洗劫一空，各种佛教、道教经书也不能幸免，陶锡三以日军士兵在现场遗落的邮片为证据，要求日军特务机关查询此事，追回财物。日军特务机关对其毫不在意，回应为“不知，无从查询”[14]57。
reuters在南京的各项建设事业中更是反映出自治委员会的傀儡本质。随着南京复兴的开展和交通的回复，进入南京的日本人逐渐增多。为了方便日本人居住与经营，避免日本人之间的相互摩擦，日本军方在市中心设置了日本人街。该区域“北起国府路，南到白下路，西至中正路，东达铁道线，包括了太平路和中山东路的繁华路段”[7]352。可以说自治委员会对其基本不存在影响力。在南京的恢复建设上，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都是以日本人的进入为首要条件。南京市的供水、供电等公共事业更是直接处于日军的掌控之下，开始是由军队直营的形式运作，后转为与日军特务部关系密切的兴中公司所经营[7] 356。在物资供应上，日军一方面剥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的实权，另一方面将从安全区强行征用过来的救济物资，由自治委员会出售给难民。并派遣以自治委员会工商课为主体的调查队，前往南京周边地区搜集物资，随后在1938年2月15日成立了中央批发市场（日用品销售统管处），随着从各地运来物资的增多，日军指示中央批发市场增加了与南京日军宣传安抚班本部指定的、与上海有实力的日本商店进行交易这一项要求[7]347-352。
三、余论
从上述分析和威尔逊书信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日军的烧、杀、淫、掠等行为，往往是多种交织在一起的，具有联发性现象，随着军纪和秩序的败坏，在外籍人士身上发生的种种不合理行为，如撕毁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国旗，对外籍人士住处的掠夺等在日军士兵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伪自治政府的设置，更多的是日军长期以来“以华制华”的一种手段，在日军的掌控之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只是在日军允许的范围之内，基本上在为日军谋取利益，如征工运输、买办，甚至代寻妇女等丑恶工作，且稍有不合，便会遭到日军严厉指责。实质是为日军侵略服务的傀儡。日军这些无视理性和人权的破坏行动无不指向其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现为对日本民族的自身优越感和对天皇的极端崇拜，而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民众的蔑视态度。在日军士兵一篇手记的结尾，真实地表达了日军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兽性的一面，潜伏者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
—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权利。”[11]264因此威尔逊书信中所记录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军暴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上动机的多重累积形成的，即错误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对中国军民的镇压和强烈的报复心理、长期战争使日军士兵形成畸形的心理发泄、日本军方确认粮秣征集的“合法性”等因素的叠加，灭绝人性的背后是侵略者掠夺的本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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