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锥指编释我02在线英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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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就是讲“变易”和“不易”的道理。
苏轼又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就是讲“简易”的道理：人的需求本来就是很简易的，只因为过度的贪欲才生出种种悲哀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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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eous用鲁迅的话说：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
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德国有思辩的传统，于是有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英美则重统计，重实例，于是有实证的哲学。中国有记野史笔记的旧习，于是有钱钟书的《管锥编》。思维逻辑为说理前提，辩论法和实证哲学的异同点，说白了，其实也就是气质不同。玩得都是象数理，只不过一个侧重于气，一个侧重于质。
周易正义02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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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读《乾》，联想到了古人研究问题的方法“体用法”：先懂其体，后知其用。也就是说先了解它是个什么东西，大小、长短、轻重、颜色等量化属性，然后了解其量化属性等带来的功能作用。“体”是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功用和外在表现。
用气质论来阐述得话，“用”是气，“体”是质。
质的甲骨文字象：
从斦(zhì)从贝。斦字，是两个斤字。斤字，在甲骨文怎么写？斤字是正反两个斧字。而斧字呢？是从辛从卜，就是一根棍儿上帮着个凿子。正反两个斧字组合到一起的这个斤字，本义表达的是反复地凿。所以，两个斤字的这个斦字，更是表示反反复复地凿了，是反复砍剁、研磨，直到粉碎。贝，是指贝壳。质字，本义是指贝壳被反复研磨后所成的粉末。
引申指，组成贝壳的最小颗粒。不同贝壳的粉末，其特性又是不同的。就好像不同的珍珠粉，特性不同那样。一件物品只有从细微处，才能评定其质地、性质、质量等等。所以质，本义表示的是某一事物的质地、本质、本性。从现代科学来说，物质的性质是由组成该物质的元素决定的。古人虽然没有我们现代科学里的分子、原子、离子、中子、质子等等概念，但是他们用一个质字就全部涵盖了这些概念。质，表示的是能组合成一个体的最小个体单位。
“气”，其实应当是这个“炁”字。是“质”自身所携带的能量。宇宙里不存在纯粹的质、也不存在纯粹的炁，都是质炁和合一体的物。就像没有完全的纯阴、也没有完全的纯阳一样，无物不阴阳，就连大道自身也是阴阳二性的和合统一体。驳船费
古人研究象数理，既研究“体质”，又研究“炁用”。
学者迷于释氏而不自知是迷于世界是“精神的世界”。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是将世界看成绝对的“内”和绝对的“外”。而孔子和孟子则坚持《诗经》的相对论：“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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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内”与“外”，“体”与“用”，“炁”与“质”，“阴”与“阳”都是相对的，无物不阴阳。所谓属性、作用、功能，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内核必然是共存的。现代物理科学也证明了此论点。带负电荷的粒子，内部必然含正电荷。反之亦然……
“体用事理”之辨是在辩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是唯心与唯物之辩论。实象是唯物，假象是唯心。假象是用来喻道，而非道也”。中国自古就有大量先贤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唯心论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这个工具有好处必然也有坏处，所以古人一直强调“慎思明辩”。sly
以下章节是钱钟书寻章摘句列出的具体例子：
“乾、元亨利贞”；《正义》：“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引晁说之谓“体用事理”之辨本诸佛典，“今学者迷于释氏而不自知”；翁元圻注引周柄中《书李中孚<答顾宁人论“体”、“用”二字书>后》，略谓李氏以为二字始见禅家六祖《坛经》而朱子借用，失之未考，据《系辞》韩康伯注及《正义》此节，以证晋、唐经说早已习用。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八论“'体’、'用’字不出于近世”，据《正义》此节及“天行健”句《正义》，周、翁均未知也。文
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十论二字来历，引《成唯识论》卷一，又卷二九引《肇论》等外，仅引“天行健”句《正义》。《系辞》上“夫易何为者耶”句《正义》再三用二字：“易之功用，其体何为”，“夫子还是说易之体用之状”，“易之体用，如此而已”，诸家胥忽而不征。夫体用相待之谛，思辩所需；释典先拈，无庸讳说，既济吾乏，何必土产？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辨庆郑之谏小驷也。《全晋文》卷一六五释僧卫《十住经合注序》：“然能要有资，用必有本。……斯盖目体用为万法。……夫体用无方，则用实异本”，殊资参解；“资”与“能”即“本”与“用”，亦即“体”与“用”。他如范缜《神灭论》之“质”、“用”；智者《法华玄义》卷一上之“力”、“用”，《文心雕龙·论说》举“般若”以折裴頠、王衍曰：“滞有者全系于形用”；《北齐书·杜弼传》诏答所上《老子》注：“理事兼申，能用俱表”。与“用”对称者曰“质”、曰“形”、曰“能”、曰“力”，亦即谓“体”；异名同义，所贵得意忘言。范缜《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法宝坛经·定慧》第四：“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刀利、灯光，真如叶对花当也。唐人用益泛滥，如《全唐文》卷五七九柳宗元《送琛上人南游序》：“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不可斯须离也”；卷六〇三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承示政事与治兵之要，明体以及用，通经以知权”；司空图《诗品·雄浑》第一开宗明义：“大用外腓，真体内sotong
充”——盖佛理而外，词章、经济亦均可言“体用”。且以之为科举名目，如元稹、白居易两人，即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宋儒张载“借用”，早在朱熹前，如《正蒙·神化》：“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李颙、顾炎武皆未察也。顾与李札附见《二曲集》卷一六，有曰：“魏伯陽《参同契》首章云：'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伯陽东汉人也。……是则并举'体’、'用’，始于伯陽，而惠能用之”；李《答顾宁人书》谓“《参同契》道家修仙之书，禅家必不肯阅”，且所言“皆修炼工夫次第，非若惠能之专明心性、朱子之专为全体大用而发也”。顾氏信《参同契》真出东汉人手，又强以修炼之次第附会为理事之资能，姑置勿论；而卫道心切，不欲儒家言之濡染释氏禅宗，乃亟明其沾丐道流方士，浑忘释、道二氏之等属“异端”，殆避阱而不恤堕坑者欤！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卷一〇九《师友雅言》记李微之云：“《六经》、《语》、《孟》发明多少义理，不曾有'体’、'用’二字，逮后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废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来，才说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别寻二字换却，终不得似此精密”（参观许衡《鲁齐遗书》卷二《语录》下论“孔孟未尝言”体用而“每言无非有体有用”）；坦直而亦明通之论矣。岂止宋儒之“说性理”也。戴震憎弃宋学，而《东原集》卷三《答江 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为“书之体”，转注、假借为“用文字”，言“六书”者承袭焉（参观顾广圻《思适齐集》卷一五
《书段氏〈说文〉后》）；亦征“二字”之“欠不得”也。王应麟引晁说之语，见《嵩山文集》卷一三《儒言》；通篇八十余则，胥陰诋王安石“新学”。“体用”乃王氏心传之一端，其大弟子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答李贲书》发挥“君子之学有体有用”，曰：“承教于先生之门，尝闻其一二”；“先生”谓安石。晁氏信奉天台之教，至自号“老法华”（卷一四《净土略因》、卷一七《送郭先生序》、卷一八《题智果帖》）；是则“迷乎释氏”之讥，非病其释，而病其援释入儒，只许两家鸡犬相闻，而不许骑驿往来。然卷一〇《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云：“则体用虽殊，其归一而已矣”；失检误犯乎？抑欲避不能乎？宋人作诗、文，贵“无字无来历”，品图画贵“凡所下笔者，无一笔无来处”（《宣和画谱》卷一一《王士元》）；儒生说理，亦扇此风，斤斤于名义之出典。勇于师心如陆九渊，《象山全集》卷三五《语录》论修词曰：“文才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处”，卷二《与朱元晦》、卷一一《与李宰》之二即以“无极”、“容心”、“平心”出于老、庄、列，戒儒者不宜用，正与晁氏之戒言“体用”一揆。严周身之防，亦陈仲子之廉而已。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五：“'九渊’之说出于《列子》，……而近世名儒陆象山以之自名，岂别有所本耶？大似反唇相稽，上门骂人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