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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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鄱阳湖学刊》2020年第04期
aesthetically [摘 要]在人类世的大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超越地域和国界限制，超越物种边界的“超级物”。气候变化这一客观属性要求突破人类社会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突破早期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地方主义倾向，从生态区域主义走向生态世界主义。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气候小说正体现了这种转变，环境人文学科对于气候小说这一新兴体裁的研究也明确提出了构建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的要求。
[关键词]人类世;超级物;气候小说;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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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大背景下，气候小说（climate fiction）或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 change fiction）是生态文学的最新发展，是人类世文学的典型文本。气候小说研究也是生态批评和人类世研究的重要分支。英国生态学者阿德琳·约翰斯-普特拉（Adeline Johns-Putra）甚至认为，关于气候变化文学研究可以称为“气候变化批评”（climate change
criticism），足以与生态批评并列。①气候小说应全球气候变化而生，描绘的是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事件，所以气候小说的主题和气候小说研究都离不开“全球”“全世界”这样的关键字眼。可以说，气候小说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世界主义是气候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气候小说所描绘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影响的是全世界的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批判的也是当下全人类共同的消费主义文化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工业化浪潮，探寻的出路也是全人类甚至包括其他物种在内的所有生物的出路”。②本文通过梳理气候小说及其研究动向，指出气候小说及其研究与早期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地方主义（localism）倾向相比，有着显著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倾向，气候小说倡导的是建立一种包括人类与全球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在内的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官网登录托福口语评分 一、从地方走向全球
早期西方生态批评和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学，在环境想象和生态视野上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亚当·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和约翰斯-普特拉在《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一文中指出：“生态批评长
meghan allen期执迷于地方的概念和人类对于特定环境的依赖。”①张嘉如也认为：“生态文学里的地方想象……倾向在地认同的地方主义，而忽略当代全球连接性（global connectivity）与跨国连接对当地（或异地）的生态影响。”②那究竟什么是地方③（place）呢？生态批评家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侧重其客观物质性的一面，她引述爱德华·凯西（Edward Cay）的观点，认为“地方是所有生命体的生存条件”。④但是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则指出，“地方”的意义不止在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环境，他转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地方的意义植根于物质环境、客体或活动中，但并不属于它们自身，而是人的目的或经验的产物”。⑤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则在主客观折中的同时偏重主观一面。他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2005）一书中将“地方”定义为“通过个人附属、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⑥不难看出，比尔的“地方”定义融合了客观的物质世界与人类的主观情感，并且侧重在于后者。综合以上各种定义，可以大体认定：“地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表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其次也是居于这个“地方”的人与该“地方”之间互动中产生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地方”对于其中的居民具有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撇开定义上的细微差别，生态
元宵节 英文文学和批评界对于“地方”的重要性基本达成了一致，即：人类在与所处“地方”的互动中加深对于其自身和“地方”的了解，形成地方意识;人类对“地方”的珍视，对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有着积极意义。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认为：“没有对自己地方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它的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地滥用，最终被毁掉。”⑦胡志红也指出：“活躍的地方意识可唤醒人的生态良知，培育人的生态情怀、生态责任以及对环境的忠诚，从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倡导“诗意地栖居”，指的也是人类将所处的“地方”视为自己的生态家园。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栖居在自己的家乡。胡志红还指出了“地方”对于人自身的身份建构的作用：“人的心灵的秩序不能脱离我们栖居的环境空间，人之心态健康与否取决于栖居的地方，我们的身份是记忆与环境共同建构的。”⑨当然，地方意识的建构并非易事。在《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5）一书中，比尔分析了威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1882）、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散文集《小说中的地方》（Place in Fiction，1957）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等作品，总结认为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说明了作家
公正对待地方的难度”，“作家们很容易命名和夸赞地方，但是很难描绘地方”，①即从表面描述一个“地方”不难，但是描绘一种人与“地方”在生态和文化交互中产生的“地方意识”却是有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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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方”的概念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人类的活动和认知范围有限，不同人群所认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正如美国生态批评理论家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所指出的，“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在小地方看似环境保护的行为，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可能引发环境破坏”，②不同“地方”之间生态利益可能冲突，“地方”与更大范围内的生态利益也可能存在冲突。从整个人类的视角来看，“地方”应该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而非单一的概念。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认识到了传统“地方”概念的褊狭，转而追寻意指更为广阔的“地方”概念。她贬斥“单一地方概念”（the concept of a singular place），而主张“多元地方意识”（multiple place consciousness），即“关爱呵护自己地方的同时，不能贬低或毁灭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既包括其他人类的地方，又包括其他物种的地方”。③发源于西方的生态批评程度不一地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近几十年来逐渐获得读者和学界广泛关注的生态文学作品也主要是西方生态作家的作品，视域还基本限制在西方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掌控
全球话语权的当下，西方的生态文学和批评借由其强大的传媒能力自然能够得到全球读者的关注;但是描写一地的生态文学作品，要想获得超越此地方的读者关注，引发他们的共鸣，几乎只能依赖读者的共情能力。比如，美国环保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被视为“土地伦理”（land ethics）的开山之作，非美国读者在阅读利奥波德描绘的美国威斯康星州索克（Sauk）县的生态风情时，需要相当程度的想象力和共情能力。与西方相比，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其读者群和想象力则很难超越本“地方”的限制。比如，同样是描写中国农民的“土地伦理”，中国作家陈忠实《白鹿原》的影响力基本走不出国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1938）相当程度上带有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读，却能反过来输入中国。气候小说的情况也类似。气候变化早就引起了中國作家的注意，虽未形成与欧美气候小说等量齐观的声势，但是中国作家也创作了不少气候小说，如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1986）、王晋康的《沙漠蚯蚓》（2007）、刘兴诗的《喜马拉雅狂想》（2012）、邢立达的《御龙记：史前闯入者》（2018）等。但这些作品均籍籍无名，只有刘慈欣的《流浪地球》（2008）凭借改编电影之机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关注。针对这种现状，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则殷切地“希望将来会涌现出更多关于北美和英国之外的小说，特别是关于在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小说”。④
地方意识犹如一把双刃剑。比尔指出，地方意识“也许将人与具体的环境联系起来，以致使他丧失对它的鉴赏能力，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忘却我们与世界的疏离及世界的冷漠”。①但是，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如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所谓的“超级物”（hyperobject），其时空规模远超一般现象和人类直观的观察能力。特雷克斯勒也指出：“气候变化超越了本地地方，到达全球空间。”②描写气候变化的小说也自然以全球性作为其基础。比如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金·期坦利·鲁滨逊（Kim Stanley Robinson）于2004—2007年间发表的《首都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Capital）三部曲，包括《雨的四十种征兆》（Forty Signs of Rain，2004）、《五十度以下》（Fifty Degrees Below，2005）和《六十天计时》（Sixty Days and Counting，2007），就以暴风雨和严寒的极端天气为背景，直接表现全球气候变化;鲁滨逊2017年的新作《纽约2140》（New York 2140）则以214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之后的世界作为大背景。其他众多的气候小说也是如此。在其具体情节之上，总有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或全球性气候灾难的大设定。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由此在其《地方感和全球感：全球环境想象》（Sen of Place and Sen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008）一书中将“地域感”（n of place）和“全球感”（n of planet）进行对比，呼吁生态文学研究的焦点从地方向全球转移。
传统文学样式在表现气候变化这一“超级物”时明显力不从心。克拉克自问自答道：“人性的利维坦整体作为一种地质力量，能被表现出来吗？不能，至少不能用小说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模式表现。它的效果是全球性的，不能被地方化。”③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气候小说即使在描写地方方面也总是保持着一种全球意识。相比之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种直接的描写方法无法超越“地方”的限制，在表现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超级物”时就略显局促。气候变化的性质本身决定了人们需要某种超越“地方”的想象力和方法才能深入理解这一现象。特雷克斯勒指出：“在小说中，气候模型、媒体报道和旅行的人物充当这种功能，而本地地方经常作为地球的提喻。”④但是气候小说与传统生态文学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即使是在描写地方方面，气候小说也时刻透露着全球意识的底色。比如，鲁滨逊《纽约2140》描写纽约地区的人在海平面上升之后在新环境中的生存策略和新的伦理道德困难，但是读者无时不刻不在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提醒：海平面上升这个问题并非局限于纽约，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voa官网 气候小说的全球意识突破了地方主义，但是它并非仅仅是空间的概念，而是一个巴赫金所谓的“时空体”（chronotope）式的概念。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指出：“作为一个全球时空体，地球是一系列相互套叠的自然和人为空间的总和，其整体表示的是地球上价
值体系和文化主张的多元性。”⑤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时空体”当中的一个现象，既有物质性的一面，又涉及人与自然的交互，是突破了自然与文化、地方与全球二元对立范畴的一个宏大事件，所以气候小说及其研究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巴赫金的原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
但是，“地方”的概念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人类的活动和认知范围有限，不同人群所认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正如美国生态批评理论家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所指出的，“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在小地方看似环境保护的行为，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可能引发环境破坏”，②不同“地方”之间生态利益可能冲突，“地方”与更大范围内的生态利益也可能存在冲突。从整个人类的视角来看，“地方”应该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而非单一的概念。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认识到了传统“地方”概念的褊狭，转而追寻意指更为广阔的“地方”概念。她贬斥“单一地方概念”（the concept of a singular place），而主张“多元地方意识”（multiple place consciousness），即“关爱呵护自己地方的同时，不能贬低或毁灭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既包括其他人类的地方，又包括其他物种的地方”。③发源于西方的生态批评程度不一地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近几十年来逐渐获得读者和学界广泛关注的生态文学作品也主要是西方生态作家的
作品，视域还基本限制在西方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掌控全球话语权的当下，西方的生态文学和批评借由其强大的传媒能力自然能够得到全球读者的关注;但是描写一地的生态文学作品，要想获得超越此地方的读者关注，引发他们的共鸣，几乎只能依赖读者的共情能力。比如，美国环保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被视为“土地伦理”（land ethics）的开山之作，非美国读者在阅读利奥波德描绘的美国威斯康星州索克（Sauk）县的生态风情时，需要相当程度的想象力和共情能力。与西方相比，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其读者群和想象力则很难超越本“地方”的限制。比如，同样是描写中国农民的“土地伦理”，中国作家陈忠实《白鹿原》的影响力基本走不出国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1938）相当程度上带有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读，却能反过来输入中国。气候小说的情况也类似。气候变化早就引起了中国作家的注意，虽未形成与欧美气候小说等量齐观的声势，但是中国作家也创作了不少气候小说，如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1986）、王晋康的《沙漠蚯蚓》（2007）、刘兴诗的《喜马拉雅狂想》（2012）、邢立达的《御龙记：史前闯入者》（2018）等。但这些作品均籍籍无名，只有刘慈欣的《流浪地球》（2008）凭借改编电影之机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关注。针对这种
现状，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则殷切地“希望将来会涌现出更多关于北美和英国之外的小说，特别是关于在气候變化已经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小说”。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