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选择6个国际管理学界公认的、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为案例，其中4个理论的提出者为西方学者，2个是华人学者。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对话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探究管理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化活动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理论体系形成是一个由个体学者思索开始，到学术团体整合，再到学术社区辩证的动态、跨层次对话过程。学者通过唤醒性修辞，引起他人对新理论的共鸣，推动学术社区对新理论的检验和修正，最终成为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不仅要求学者个体善于理论创新，而且要求学者群体以及整个学术社区建立对话平台，对理论进行不断地讨论、检验和完善，从而从中涌现出一些或一批合法有效的中国管理理论。
关键词：理论自信python人工智能培训
中国管理理论
案例研究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和紧密，人们对中国情境的兴趣日益浓厚，对来自中国企业和组织的管理学知识需求也日益强烈（Tsui,Schoonhoven ，Meyer ，Lau &Milkovich ，2004；
Barkema ，Chen ，George ，Luo &Tsui ，2011）。在国际顶级管理学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情境的论文数量及其占期刊发文总量的份额也迅猛增长①。但是，另一方面，贾良定等（Jia ，You &Du ，2012）的最近研究表明，30年来发表于7本顶
级期刊的270篇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与组织论文只贡献了3个新概念：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 ）、关系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 ）和关系（guanxi ）；在概念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方面，贡献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概念及其解释逻辑（如面子、五伦、报、人情等）。该研究证实了徐淑英在2009年《组织管理研究》主编论坛“中国管理研究的展望”中的判断：“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构念，与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解释的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却迟滞不前”（Tsui ，2009），也证实了国内学者的类似判断（韩巍，2009；郭毅，2010；田恒，2011）。如郭毅（2010）所说：“有关‘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总是缺乏一个‘好’理论建构和发展所必需的过程，如同一个长不大的歪脖子树，总是只有几个短短的树枝和小小的枝芽，始终长不成常青茂盛的参天大树。”
这个现象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情境如何对理论产生贡献？或者说，本土化研究如何产生理论贡献？二是，作为中国本土研究的学术社区，如何建构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并就具体研究给出了指导方法。贾良定等（Jia et al.，2012）构建了一个情境本位模型，指导如何开展有理论贡献的情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
*
——从个体、团队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贾良定
尤树洋
刘德鹏崇拜英文
郑
祎
李珏兴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制度环境、企业间网络与企业战略的互动机制：以乡镇企业集群为
下午茶 英文
对象的研究”（批准号：71272109）、“中国企业雇佣关系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批准号：71332002），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A （批准号：201301A02）资助。我们特别感谢徐淑英（Anne S.Tsui ）教授对整个研究所给予的指导和鼓励；感谢中国管理学年会2013年会、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2014年会的参会者，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杨百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凤彬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姚小涛教授、莱斯大学李海洋教授、哥本哈根大学李平教授、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刘黎安教授、南卡罗来纳大学李卅立教授，他们对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提出许多宝贵的、富有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完全由作者负责。尤树洋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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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化或本土化研究。Rousau和Fried（2001）强调3个层次的情境化：（1）对情境的工笔描绘，（2）对情境作用的直接分析，以及（3）通过识别跨情境的一般性和独特性来开展比较研究。Tsui（2006）提出可以在四方面进行情境化：（1）选择要研究的现象，（2）发展理论，（3）测量数据，以及（4）设计研究方法。Whetten（2009）把情境对理论的贡献分为两类：（1）“情境化理论”，即识别一个理论的边界条件，并且当在新情境中运用该理论时确定如何调整理论的预测；（2）“理论化情境”，即找出一个可能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张志学
（2010）提出了几种情境化方法，如将国家特征作为自变量、找出某个重要的组织特性来检验以往理论在何种特性下的适用性，以及考察某种价值观程度不同的个体对于组织现象的反应以丰富以往的理论。李平（2010）提出本位—客位平衡的本土研究方法，类似于Morris等（1999）提出的“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即在单情境中发展出新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并试图在多情境中展开一系列对话性的探索研究和应用研究。最近，徐淑英和贾良定（2012）进一步总结了4种情境化方法，每一种都旨在改善研究的严谨性和切题性，并且提高得出有意义研究结果的可能性，使研究结果能对管理学知识体系和中国管理实践有所贡献。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针对单项或多项研究而言，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更多从学术社区层面考虑问题。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产生后，经过学术社区的检验和竞争过程，只有少量能够成为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对于目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现状而言，不仅要关注如何产生既严谨又与能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成果和理论，而且更要重视如何从这些众多成果和理论中涌现出一些或一批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在管理领域甚至其他学科领域被不断地引用和检验，不仅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企业和组织的管理实践，甚至可以解释和指导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实践，成为中国管理学术社区甚至国际社区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如果发展出一些或一批这样的理论体系，那么中国管理学才真正建立了理论自信。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本研究正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建构合法的、有效的理
论体系？
本文认为，管理学理论建构是个体学者在整个
管理学学术社区内产生新思想并传播思想的对话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理论首先在个体学者脑中
形成，并经过小团体讨论和修正，到整个学术社区
的检验、完善和竞争，最终成为管理学界公认的合
法有效知识体系。知识体系已经远远不是某个学
者最初的个体认知，而是融入了多人智慧的跨层次
学习和对话的结果，是在“思想市场”上与其他相关
理论竞争中胜出的产物。本文选择6个国际管理学
界公认的、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为案例，其中4个理
论的提出者为西方学者，2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华人
学者。基于组织学习理论（Crossan，Lane&White，1999）和制度对话理论（Phillips，Lawrence&Cyn⁃thia，2004），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探究管理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化活动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表明，理论体系形成是一个由个体学者思索开始，
到学术团体整合，再到学术社区辩证的动态、跨层
次对话过程。学者通过唤醒性修辞，引起他人对新
理论的共鸣，推动学术社区认同新理论，最终成为
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本研究试图为搭建国内管
理学学术社区的对话平台，构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
理论自信道路，提供理论指导。fraying
二、理论基础与本文理论框架
（一）既有观点
理论是一系列命题的集合，用以解释特定社会
现象（Whetten，1989）。理论建构研究则是有关如何
构建科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既有文献中，管理学
者着重理论建构中“个体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而忽略了理论体系形成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近期反思中，管理学者分别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等两本反映西方和中国管理学前沿思想的国际核心期刊中，以专刊形式讨论了新理论构建和情境化研究取向等问题。在MOR的专刊中，学者对是否应该进行中国本土化研究以及如何进行本土化研究展开讨论。他们认为，作为科学工作者，管理学者应该从情境出发，发展具有高度切题性的管理学理论，从而指导特定情境中的管理实践（Tsui，2009；Whetten，2009；Barney&Zhang，2009）。在AMR的专刊中，以欧洲学者为代表的批评者对管理学研究现状提出了挑战并指出创新理论的具体方法。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领域已经逐渐没有新理论产生，取而代之的是对既有理论细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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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曲解、澄清等活动（Suddaby，Hardy&Huy，2011）。为了构建管理学新理论，个体学者应该善于整合不同的认识论范式（Kilduff，Mehra&Dunn，2011）、挑战已有理论的基本假设（Alvesson& Sandberg，2011）、整合和推广其他学科中的理论（Oswick，Fleming&Hanlon，2011）、提出对立性研究问题（Tsang&Ellsaesr，2011）、组合不同理论中的既有元素（Boxenbaum&Rouleau，2011）、从实践中提出命题（Sandberg&Tsoukas，2011）等等。另一方面，虽然Smith和Hitt（2005）用简单归纳法提出一个理论发展的过程模型，但遗憾的是他们同样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学者身上——突出学者的个性特征（如敏感程度、毅力等）对理论发展的作用，这一点同样忽略了理论建构的社会化过程。
诚然，既有观点对作为个体的管理学研究者有明确而重要的启发，但它们并没有触及和解释管理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化过程和内在机制。试想，如果整个管理学研究领域中诸多有天赋并勤奋的学者都在尝试构建新理论，为什么一些思想能被发表而另一些思想则不能？为什么大量被发表的文献几乎没有影响力，而其中极少部分却成为了当今整个管理学研究领域内公认的理论体系？基于过程的观点是回答这些问题并解释管理学知识制度化过程的关键。
（二）理论框架
一方面，以Crossan等（1999）为代表的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内知识的产生是一个由个体员工直觉（intuiting）和解释（interpreting）开始，到整合（in⁃tegrating）其所在团队内其他成员的观点，最终到整个组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的跨层学习过程，简称“4I”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员工最初脑中模糊的、难以言表的想法在整个组织内不断扩散并融入他人的观点，经过群体讨论和修正逐渐获得合法性，成为组织的规范。这个跨层次组织学习的观点将个体员工思想作为组织知识产生的起点，认为组织学习是某个个体员工的想法在整个组织内制度化的过程，而其主体由个体员工逐渐演变为团队和整个组织。因此，这个理论框架本质上是动态的、跨层的和过程导向的。
然而，在侧重讨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时，“4I”模型并没有具体阐述这个过程的内在机制。以Phillips等（2004）和Green（2004）为代表的制度化对话（discour of institutionalization）理论强调语言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从更一般意义上阐述了组
织制度形成的内在机制。
Phillips等（2004）认为，任何组织规范形成是组织内各方主体对话的结果，对话（discour）是“一系列能够塑造客观事物陈述的集合”，而“企业对话不仅仅是描述事物的手段，更是塑造事物并赋予意义的实践”（Potter&Wetherell，1987）。因此，从广义上讲，对话泛指一切能够表述、传递意义的语言（如讲演、游说等）和非语言（如文稿、法律条款等）形式的符号、手段和工具。从对话理论出发，
neebPhillips等（2004）认为，任何组织规范均是从个体行为（ac⁃tion）开始，经过文本（text）和对话（discour），最终成为组织制度（institution）。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使其行为获得合法性，其手段则是依赖行为主体不断说服，构建出越来越大的对话体系。当然，如果个人在组织内部的权力越大、对话获得外界已有陈述的支持越多，则个体行为成为组织制度的过程会加速发生。类似地，Green （2004）从修辞学（rhetorical theory）视角解释组织中新管理实践的扩散过程，即个体行为的制度化过程。“修辞”是“用以说服他人并实现持续可信的判断和合作性社会行为的一类工具性对话手段总称”，制度化是推广管理实践的主体不断说服他人并唤起情感修辞（pathos）、认知修辞（logos）和价值修辞（ethos）的结果（Aristotle，1991）。在制度化过程中，推广管理实践的主体能够唤起他人的三类修辞越多，则管理实践扩散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由此可见，以上两种基于对话和修辞理论的制度化观点是相辅相成：制度化是管理实践在组织中从个体到组织的跨层面扩散过程，其内在机制是通过不同群体的对话，唤起组织整体对管理实践的认同。最终，组织对管理实践不仅充分认知，而且认为理所应当，视为一种规范甚至价值观。
综上所述，组织学习的“4I”模型是考察组织知识产生并制度化的基本框架，而制度对话理论和修辞唤醒理论则解释了组织规范形成的内在机制。整合上述观点，本研究将学术社区内合法有效理论体系的形成视作一个新思想从个体学者扩散到整个学术社区的制度化过程，也是科学工作者的不断对话过程。本文将这个初始想法作为理论框架的起点，结合演绎（deductive）和归纳（inductive）两种逻辑方式，
在案例分析后，发展出一个理论产生及其制度化的对话过程模型作为研究的基本结论（见表1），解释管理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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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理论建构的社会化活动过程。通过定性案例研究方法分析6个管理学理论典范，考察管理学研究领域中知识体系的制度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以下阐释案例研究的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等详细内容。
（一）研究情境、案例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世界范围内的组织与管理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社区视为一个组织。从整个社区层面上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研究因为起步早且科学化程度高而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研究迅速起步，然而至今并没有产生对整个管理学界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Jia et al.，2012）。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本研究深度剖析现
有理论典范的发展历程和内在机制，进而建立管理
知识制度化过程的一般模型。
为响应美国管理学会学会号召，Ken Smith 和Michael Hitt 邀请全美24位管理学界著名学者为其代表性理论撰写回忆录，编辑《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The Process of The ⁃ory Development ）一书并于2005年出版②。本研究选取其中4个经典理论（资源基础理论、高阶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心理契约理论）作为案例。除此之外，我们还选取了雇佣关系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作为华人学者提出的管理学理论典范。最终，本文选择4个宏观领域的理论和2个微观领域的理论，宏观和微观各有1位华人学者作为理论的提出者，作为样本案例③，请见表2。这一做法遵循了多案例研究设计的复制逻辑（replication logic ）（Einhardt ，1991；Yin ，2003；毛基业、李高勇，2014）和案例研究的数据可获得性原则（rearch accessibility ）（Yin ，2003）。
其一，从逐个复制（Literal Replica ⁃tion ，Yin ，2003；毛基业、李高勇，2014）角度看，本文核心目的是探究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形成过程和内在机制。所选的
6个案例无一例外地被当下国际组织与管理研究学术社区公认为重要的理论体系，其数十年酝酿、成形、争鸣的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构建过程模型提供了合适的样本。与Creed （2010）等学者的研究一致，本文采用多个可重复的案例设计，不仅充分具有理论层面上的代表性，而且增强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其二，从理论复制（theoretical rep ⁃lication ）（Yin ，2003；毛基业、李高勇，
2014）角度看，出于结论的理论可推广性考虑，我们在选样时分别控制了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和理论提出者个人文化情境特征（华人与非华人）这两大方面因素，进而有机会探究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组织与管理研究中，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范式不仅不同，即使在同一领域内的不同学者研究范式也存在差异。通过本文所选的6个案例，一方面我们可以探究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形成是否会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考察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形成是否一定由
层面
个体层面团体层面社区层面行为
思索(Pondering)整合
(Integrating)辩证(Debating)子维度
体验
(experience)
搜寻
(arching)
表达
(expressing)
讨论
(nurturing)
说服(persuading)
合理化
(justifying)
检验
(testing)
完善
(refining)
规范
(routine)
定义和说明
个体学者体验到理论最初想法时紧张的心理状态和疑惑感
受。这种体验来自学者的实践、观察、认知等与已有理论或观
念不一致，是研究问题的最初来源。
学者在提出新理论初始阶段寻求解决内心紧张感的行为。表
现为学者在已有理论或实践中寻找研究问题的答案，是一个
“思想实验”过程。学者用隐喻、符号、文本等形式将新理论表达出来，形成可用
于交流的载体，是个体学者与他人对话新理论的开始。表现
为学者在思考过程中的随手笔记、图示、论文大纲和初稿等。发生在多主体间的、通过语言或文本形式阐述新理论并融入
他人想法的小范围活动。表现为理论提出者与同事、学生等
讨论并修正初始理论。
推广新理论的说服性活动，在一定范围内构建出共识，融入他
人想法，同时获得合法性。表现为论文投稿前的学术会议宣
讲、修改等活动，是新理论进入学术社区的准备阶段。
由团体对话进入学术社区对话的过渡阶段。表现为评审过程
中学者对理论的修改、辩论、澄清等活动，理论公开发表标志
对话进入社区层面。在整个学术社区内，证明、反驳、质疑理论。表现为应用理论
解释特定现象，将代表性文献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情境
化研究、跨领域应用研究等科学活动。在整个学术社区内，补充、修正和完善理论。表现为实证研
beg的用法
究、情境化研究、跨领域应用研究等探寻理论的内在机制或边
界条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精确性，以及确定其适用范围。在整个学术社区内，学者对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和命题形成固
有认知。表现为提及该理论一定会联想到某位(些)学者、某篇
(些)文献、理论体系被写入教材等状态。
表2典范理论案例的选择
理论
提出者，即代
表人物
华人
其他理论来源领域
宏观领域
(战略管理、组织理论)
动态竞争理论(陈明哲)
(competitive dynamic theory,CDT)
资源基础理论(Jay B.Barney)(resource-bad view,RBV)
高阶理论(Donald C.Hambrick)(upper echelons theory,UET)
资源依赖理论(Jeffrey Pfeffer &Gerald R.Salancik)(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RDT)
微观领域(人力资源、组织行为)
雇佣关系理论(徐淑英)
(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EOR)
心理契约理论(Deni M.Rousau)(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ory,PCT)
表1理论产生及其制度化的对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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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所提出。基于此，本文的案例抽样不仅能
够使最终结论在理论特征上延伸至上述两个关键方
面，而且能够排除可能存在的错误解释，符合Ein⁃hardt（1991）对多案例抽样原则的界定。其三，诚然，仅从复制逻辑的角度来说，满足上述条件的管
理学理论体系并不止6个。但是，根据数据可获得
性原则（Yin，1994，2003），我们最终确定了本文的6
个案例，实现了研究的可操作性。一方面，在《管理
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中，资源基础理论、高阶理
论、资源依赖理论、心理契约理论等四章的内容最
为详实，而且在其后续发展中的记录和综述等文献
数据较多。另一方面，本文第一作者长期与本文所
选案例中的两位华人学者合作，清楚知道哪些文献
能够反映其思想在发展成为理论体系过程中的重要
经历，具有获得有效数据的独特优势。
因此，综合复制逻辑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本
文所选择的6个案例具有充分的理论代表性、可推
广性、操作性，对于我们回答如何构建合法、有效的
理论体系这一核心理论研究问题是合适和匹配的。
本研究定性数据主要来自6个案例理论提出者
对该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叙述。其中，《管理
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中的4个经典理论案例的数
据来自该书中所对应的章节，其内容为作者对这4
个理论形成过程的详尽叙述。对于两位华人学者
的理论，我们查找其近期所写的反思性文章和回忆免费英语
录作为数据来源。其中，雇佣关系理论，我们选取2012年出版的《求真之道，求美之路：徐淑英研究历程》一书作为数据来源；动态竞争理论，我们则选取陈明哲两篇回忆录文章（Chen，2009；Chen，2010）作为数据来源。除此之外，为了追踪各案例理论发展情况，我们还查找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综述、里程碑文献的引用率以及应用范围等数据作为补充材料。
（二）数据分析过程和结果
按照Miles和Huberman（1994）的建议，本研究
将上文中的组织学习过程理论和制度化对话理论
作为基本框架和数据分析起点。采用归纳式主题
分析方法（Mischler，1986；Riessman，1993），对各案
例的叙述进行编码。结合演绎式逻辑，在编码过程
中按照理论框架的界定拟合数据同时保持开放的
态度。与其他定性研究一致，我们在整个数据分析
过程中，在逐渐产生的主题、已有理论和数据间反
复迭代，最终达到“理论饱和”并得到知识制度化的
对话过程理论及其内涵（见表1）。
首先，一阶编码。根据初始理论框架，4位作者
同时对案例理论的发展历程叙述进行文本分析。
在此阶段，4位作者主要考察文本中有关如下问题
的信息：该理论形成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中有什
么关键事件？在每个阶段中，谁做了什么行为？经
过逐行编码，4位作者得到初始编码语句。然后，5
位作者共同讨论所有编码结果，对4位编码者认为
重要和明确的语句进行详细讨论，最终得到第一轮
编码的概念和文本证据的一致性结论。与初始理九寨沟英文简介
论框架相比较，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从概念及其文
泰坦尼克英文
本证据抽象出第一阶概念。参照Maitlis和Lawrence
（2007）以及Creed等（2010）学者报告方法，我们将
一阶概念的内容和文本引用示列于表3。
其次，二阶编码。在一阶概念基础上，4位作者
再次回到数据和已有关于组织学习和制度对话的
文献中，在第一步所产生的一阶概念与理论之间、
各一阶概念之间进行反复比较和归类。与此同时
写下备忘录（memo），用以改进编码程序和逐渐成
形的理论框架。通过讨论和理论迭代，我们归纳出3个二阶概念：思索（pondering）、整合（integrating）、辩证（debating），分别表示理论体系从个体层面的
初始状态——“体验”——开始，经过跨层次对话过
程，成为整个学术社区内制度的状态——“规
范”——的3个行为阶段。
“思索”指个体学者从体验、灵感或思想火花开
始，到与他人交流理论的最初观点这一过程的一系
列行为。因此，思索表示个体学者在理论建构过程
中与已有文献对话并开始与他人对话的学习阶
段。“整合”指新思想在小范围内被讨论，因此行为
主体由个体学者转变为小范围的学术团体，通常为
同事、学生和期刊评审者等。在此阶段，个体学者
通过唤起小范围内其他学者对新理论的共鸣以增
加其合法性。同时，在与他人不断对话中（如审稿
过程），个体学者将他人的观点整合到最初的理论
中以增强其合理性。最终，理论以论文发表或著作
出版等形式进入到学术社区层面的对话体系中。
“辩证”指新理论在整个学术社区内被学者检验和
完善的过程，其主体则转变成为更大范围内的相关
领域全体研究者。经过学术社区的证明与反驳，新
理论的内核不变但其解释逻辑更加细致和精确、适
用边界不断拓宽。实现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则是
自该理论发表以来所引起的整个学术社区学者的
修辞共鸣。由此，本研究归纳出了知识制度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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