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9-01-08作者简介：迟成勇(1966-)，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原始文化：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迟成勇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萌芽于中华原始文化。那些被后来思想家或理论家所
阐释或提倡的自强不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发明创造精神，厚生爱民意识，伦理道德意识，注重血缘亲情、讲
究家庭伦理，敬畏生命与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品格，以及和谐礼让、尚中精神等，已经孕育在原始神话传
说、原始宗教和原始礼乐等中华原始文化之中。中华原始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中华原始文化；原始神话；原始宗教；原始礼乐；中华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9)02-0041-05
Chine Primitive Cultu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National Spirit
CHI Cheng -y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 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
A bstract :As the core and Soul of national culture ,Chine national spirit emerged in Chine primitive
culture .Spirit to strive constantly to become stronger ,spirit of hard str uggle ,sprit of invention and cre -
atio n ,consciousness of loving people ,moral consciousness ,paying attention to consanguineous affection
and family ethics ,revering life and nature ,pursuing the thought qualit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harmonious comity ,advocating Golden Mean ,and so on had been gestated in Chine primi -
tive culture such as original myth and legend ,original r eligions ,original rites and music ,etc .Chine
primitive culture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national spirit .
Key words :Chine primitive culture ;original myth ;original religions ;original rites and music ;Chine
national spirit
美国饮食习惯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民族的文化发展为基础的，随着民族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同时也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得到反映。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有一个起源和发展的过程。那些被后来思想家或理论家所阐释或提倡的自强不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发明创造精神，厚生爱民意识，伦理道德意识，注重血缘亲情、讲究家庭伦理，敬畏生命与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品格，以及和谐礼让、尚中精神等，已经孕育在原始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和原始礼乐等中华原始文化之中。
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
义来说，是包括
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1](P1)原始文化具体包括原始神话、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原始语言及原始风俗等。中华原始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和原始礼乐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中华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一、中华原始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
神话传说是古代社会中人类用幻想的艺术方式，按照自己的心理和愿望，对自然和社会的潜在力量所进行的描写与解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主要有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神农氏尝百草、神农
第42卷第2期
2009年4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 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2No .2 Apr .2009
42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作琴、鲧作城廓、奚仲作本等。每个神话传说都是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标记，都在诉说着民族的精神文化。“每个民族的神话都可以被看作是该民族文化的精神原型，它以朦胧的和朴素的形式表现了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态度。”[2](P20)“神话是童年的人类对万物本原的解答。从时间和思想的逻辑上，它都是直接上乘上古疑问思潮而来，是人类最初的精神文化之一。”“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依时间顺序而言，神话是较早的，它是精神文化发生期的文化成果，它出于人类最初也是最原始地把握世界的精神需要。”[3]《说苑·修文》云:“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神灵是先民们思考万物之始的精神载体。
第一，古代神话传说孕育着中华先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周易·乾卦·象传》首次明确提出了“自强不息”的命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精神表现为中华民族为一定的理想、目标而拼搏进取的精神。中国古代神话就孕育着自强不息与艰苦奋斗精神。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繁纷复杂，但就其内容而言，大致有开天辟地神话、日月风雨及其他自然现象的神话、万物起源神话、记叙神或英雄武功的神话、幽冥世界神话及人物变形的神话等六类(茅盾先生语)。神话传说虽然不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科学反映，但它毕竟是原始先民们的真实创造，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纯真进取的精神，展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及勤劳勇敢等品格。
中国古代很多神话展示中华先民与自然斗争的宏观画面。“愚公移山”的愚公，面对太行、王屋两山，毫不畏惧，立志要铲平它。愚公说:“虽我之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又不加增，何苦不平?”(
《列子·汤问》)在愚公身上，体现了中华先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拼搏精神。再如神话“大禹治水”，孕育着中华先民的天下为公、艰苦奋斗精神。据《吕氏春秋》记载，大禹治水踏遍千山万水，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理洪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藤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股无月友，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传》)可谓是历尽千辛万苦。可见，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反映我国古代先民同大自然作斗争过程中所体现的不怕苦难、顽强奋斗的精神。此外，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也体现着中华先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
第二，古代神话传说孕育着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精神。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二帝都是有着生物面的帝王。《帝王世纪》与《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名女登，为少典妃，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黄帝是“轩辕(黄帝之号)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具有生物面的人类始祖,“其走向是人文化的发展，从神秘性的、生物性的人类始祖转变为完全人文的、具有史实性的`帝系神话'”。[4] (P115)早期帝系神话的女娲、炎黄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和文化的创造者，是首创中华文明的“文化超人”。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把很多文化史上的发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及其臣子。黄帝在神话中是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时代。人们把自
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本部落的理想象征，自然界之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取代。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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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神话传说讲述了大量关于诸神发明的故事，如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制作耒耜、教民五谷”等。如《禅通记炎帝》记载:“神农炎帝，乃命刑天作扶梨之乐，制丰年之咏，以卷厘来，是曰下谋。”诸神发明的故事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精神。再如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后羿。后羿正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由神话传说所体现和培养出来的发明创造等各种优秀品性，是中华民族精神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称代词表格第三，古代神话传说蕴涵着中华先民鲜明的厚生爱民意识。对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体现了厚生爱民思想。中国古代神话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太平御览》卷七引《管子》曰:“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再如,《淮南子·
修务训》记南方之神炎帝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可见，黄帝、炎帝对人类生命的关怀备至，甚至不惜以身试毒。《山海经》有“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中国古代神话对人类生命的珍视。
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在远古的神话时代就已经萌发。共工触怒不周山引发洪水进而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传说，就是最早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端倪。原始人总是把天地自然万物当作自己的生命之源,“天地合和，生之大经”,(《尚书·泰誓中》)人类是天地交合的结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淮南子·精神训》)古人把天地万物看作自己的生命之源，祈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目的在于对人类自己生命的关怀。中国古代神话有的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厚生意识。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掌管日月的出入,“以为晦明”,(郭濮注《山海经·大荒南经》引《归藏·启筮》)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以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再如春神句芒的到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礼记·月令》)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神话羲和与句芒，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总之，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着鲜明的重民厚生意识。
第四，古代神话传说孕育着中华先民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被历史化了的神话，最突出的便是把神祗分为善与恶两类，分别代表历史事件中的正反两面。上古神话中黄帝、尧、舜、禹等是善的代表，而蚩尤、共工、刑天等则是恶势力的象
征。“善”与“恶”之间的分水岭是“德”。有“德”者受到崇敬、赞扬；无“德”者受到批判、谴责。《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或”。可见，大禹就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楷模。而禹父亲鲧在治理洪水过程中，因盗用了天帝的息壤，有犯上作乱之嫌，终被天帝令祝融杀于羽郊。大禹治水因其符合伦理价值的理想标准而成为“善”的代表与“德”的偶像；鲧因违反了既定的价值取向，而被视作“恶”的代表与否定对象。可见，对禹的“褒”与对鲧的“贬”，彰显了古代神话中的伦理意识。
《易·系辞》记载，伏曦“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淮南子·齐俗训》曰:“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衢。”即是说，颛顼“隔地天通”，兴礼法，首开中国伦常男尊女卑之先河。《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和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即是说，尧开始创立“修齐治平”的德治规范。舜知人善任，四海咸服,“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总之,“在中国神话中表现出一种浓郁的伦理精神，它的特点是侧重于现世性的道德教化，而漠视彼岸性的理想追求”。“在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诸神丧失了自然属性和艺术感性魅力，却被赋予了历史性和道德教化功能。”[2](P27)中国古代原始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特征。
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有不同的特征，前者的风格表现为入世的现实主义，后者从总体上来说是超世的理想主义。“中国古代神话的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导致了后来中国文化基本上以现实性作为主
流，而古希腊的理想主义神话则引导出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基本性格。”[5](P111)可见，文化类型及其精神特质，其根源是早已存在于原始神话之中。中国古代神话所表现出来的入世的现实主义风格，在伦理层面则体现为道德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原始神话孕育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华原始宗教文化与民族精神
原始宗教是人类文明史以前的宗教形态。它是以神话思想为思想基石，是在神话中的鬼神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它把散乱的、零碎的神话传说和思想加以整理和提升，并在宗教实践的过程中加以凝固和定格，构成一个宗教实践操作体系。我国原始宗教文化主要体现为卜、占、兆、数、图腾、崇拜、禁忌等。原始宗教对一个民族的生产活动、行为方式、语言文化及心理结构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培育着中华先民注重血缘亲情、讲究家庭伦理的特色。在中国历史上，与自然崇拜并存的另一种原始宗教是鬼神崇拜。“在古人眼里，鬼神是宇宙中通晓一切秘密的精灵，鬼神本身就是宇宙精神和宇宙智慧的象征。”“古人正是以鬼神为精神依托，开始他们的精神求索和文化创造的历程的。”[3]鬼神崇拜的理论依据是“灵魂不死”说。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由于不能解释做梦、生死现象，就认为有一种独立于身体之外或不随形体的死亡而消失的精神实体———灵魂。弗雷泽指出，原始人“把人或动物的生命解释为灵魂的存在，而把睡眠和死亡解释为灵魂的离去；睡眠
或昏迷是灵魂的暂时离去；死亡则是灵魂的永远离开”。[6](P83)由于灵魂不死，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具有超人的能
力，原始人既惧怕受到它的伤害，又希望得到它的恩赐。久而久之，鬼魂就成为远古人的普遍崇拜对象。人们总是认为自己亲人的鬼魂或自己部落首领的鬼魂最能保护自己。由此，对鬼神的崇拜又逐渐演化为对自己祖先的崇拜。鬼神与人的关系是在人与父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神学提升。可见，对鬼神的崇拜，体现着中华民族注重自己的血缘亲情关系。
关于祖先崇拜，在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男性祖先崇拜日渐成为供奉对象。祖先崇拜有庄严的仪式，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祖先创造生命的崇敬之情。在原始社会，父母、祖宗是自己生命的来源，祭祀他们，把他们的“在天之灵”作为不死之神来崇拜，其根源是对生命之源的崇敬。鄂伦春族语称祖先为“阿娇儒博日坎”,“阿娇儒”是根的意思,“博日坎”是神的意思。可见，祖先就是自己的根之神。彝族史诗《梅葛》、《查姆》、《勒俄特
衣》、《阿细的先基》为四大创世史诗，彝族又称它们为“根谱”。[7](P187)彝族称氏族为“搓西”、“西惹”、“搓果”,“西”是“什
么”、“自什么起始”的意思,“果”是指“根”。“搓西”即人的开始，人的源头;“西惹”指什么人的子孙;“搓果”指人的根。可见,“祖神崇拜实质即自己根的崇拜”。“重视祖宗，其实就是重视自己的根系血脉，以便确定
自己的本原，以此获得本原感和根基感。”[3]对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正是传统中华民族注重血缘亲情，讲究家庭伦理根基的表现，同时它还起到一种凝聚、感召和导向作用，通过对祖先的追忆和祭拜、对故土的眷念，潜移默化地积淀成一种爱家爱国的情愫，凝结成一种深沉的乡土意识或乡土情结。
第二，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蕴涵着中华先民敬畏生命与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品格。自然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发现表现太阳图的纹饰，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物———太阳的崇拜。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四川珙县、云南沧源、广西宁明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上，也出现太阳神的形象。民间长久流传的“地母”之说及古文献中“郊祀社稷，由来久矣”(《汉书·郊祀志》)的记载，则透露出先民土地崇拜的踪迹。此外，山、林、风、雨等也为中华先民所崇拜:“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原始人不仅崇拜祖先，而且还把天地万物也当作自己的生命之源。“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尚书·泰誓》)人类是天地交合的结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淮南子·精神训》);“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以天为父的思想，其渊源则是更古老的氏族祖先来源传说，如附宝感北斗之光而生黄帝的传说，姜踏上帝的脚印而生周族始祖弃的神话，此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感生神话和图腾神话，都是以天为父或类似观念的产物。古代帝王说:“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万物是人的肉身的43第2期迟成勇 中华原始文化：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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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父母'，也是人的精神———`灵'的渊源，在古代的天神崇拜中，隐含着人类精神渊源和精神资源的命题。”“当把天地神灵视作`父母'时，在`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的观念下，天地万物崇拜就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的崇拜，而且还是人类的精神之源的崇拜了。”[3]自然崇拜，表现出中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孕育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意蕴。
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熊、罴、貔、貅、豹、虎等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是实有自然物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礼记·礼运》记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凤、龟、龙实际上都曾经是中国古代的图腾，是中华先民的崇拜之物。郭沫若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中说:“凤是玄鸟，是殷民族的图腾”;“龙是夏民族的图腾”。图腾作为民族的崇拜物和民族的标志，对该民族的文化、民族心理及民族性格均产生巨大的影响。可见，图腾崇拜彰显了中华先民对生命的崇敬和对自然的热爱。对鬼神的畏惧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热爱生命和自然、顺应自然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品格。
黑名单英文原始宗教无疑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但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处于低水平的原始时代,“它具有在人与
自然之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之间起制约作用，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起补充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等文化功能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原始宗教才能成为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8](P76)原始宗教文化通过对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而铸造中华民族精神。儒家讲究天人合一、注重血缘亲情和家庭伦理显然是吸收了巫祝文化和祖先崇拜的某些因素，道家的自然无为观念显然承袭了自然崇拜的某些成分。
三、中华原始礼乐文化与民族精神
“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进一步完备和分化，就是所谓`礼'、`乐'。”[9](P23)“礼”，古为“礼”。《说文解字》解之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曲豆，曲豆亦声。”《说文段注》又解释:“曲豆，行之器也。即古礼字。”“礼”，起源和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神灵。原始“礼”指一切祭祀神灵之事，或者说，远古时代，凡有事神行为即可认为已经有“礼”。郭沫若说:“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各种仪制。”[10](P82)《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周礼·春宫·大司乐》记载:“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戚池以祭祗。”可见,“乐”总是与舞、歌联在一起，是以祭祀———祭祖先神灵为核心或主要内容的。有的学者指出:“所谓原始音乐，是指具有一定节律和旋律的乐音以演唱、演奏方式表现出来的原始表演艺术，它具体包含着舞蹈、声乐、器乐三种形式。”[11]
“礼乐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文明体系，它贯穿于原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无刻都在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行为与思想。”[12]早期华夏国家之所以形成礼乐为特征的文明模式，其原因就在于华夏文明是在史前礼乐文明的母体中孕育起来的。后来的“周礼”、“礼乐”，早已超出宗教礼仪的范围，是对以祭祖先神灵为核心的原始礼仪改制而成的。原始礼乐文化对我们民族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民族的心理及民族的性格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原始礼乐文化孕育着中华先民的和谐礼让精神。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讲究礼节、礼让、礼仪和礼貌，强调知书达礼、明礼诚信。“乐与礼都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文明形式，是中国古代`和谐'观念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礼与乐的最原始和最根本的功能是天人和谐关系。”[13](P204)在远古时代，礼主要规范人们在宗教仪式中的行为规范，而乐则在原始宗教仪式中对陶冶人心、培养人的内在情感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可见，乐自内出，礼自外作，共同塑造一种和谐的宗教仪式氛围。《尚书·虞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易·豫·象传》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可见，乐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还有讨好神灵的功能，也是人对神灵(上帝、祖考)敬畏的表现，目的是追求“神人以和”。《史记·乐书》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同书又说:“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
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天地之闲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由此可知，礼乐在原始宗教的活动中，其作用在于使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秩序同自然的存在(鬼神)取得某种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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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乐”还具有顺应自然、利于天地和谐的功能。《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者朱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可见,“五弦瑟”的产生，最初是为了“以来阴气”，以抵制“多风而阳气蓄积”的偏亢局面，造成阴阳平衡，达到“以定群生”的目的。《礼记·乐记》又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国语·周语下》说:“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乐的本质是和。和的本质就是平。天地平和，阴阳序次，则人民和利，天人祥和年。“乐”，使“风雨时至，嘉生繁祉”。这里深刻地体现中国古人追求平、和、乐的根本精神。
原始礼仪，即是图腾和禁忌。它们构成原始社会强有力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仪式在原始宗教活动中是不可违背的一套规范准则和秩序法规。固然，原始礼仪是为原始宗教活动服务而设定的，但长期的宗教礼仪活动，潜移默化地
塑造着先民的和谐礼让意识。《礼记·乐记》说:“一献之礼，宾主百拜。”即是说，主人迎宾，揖让升堂后，主人取爵、下堂、洗爵、升堂，然后再下堂、洗手、升堂、实爵、送爵，主人敬宾的每个动作，宾必须以拜答谢，而宾每拜主人，主人又必须还拜。古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周旋揖让，就是要通过严格的仪式养成相互尊重、礼让为先的意识，消弭人际争端。《礼记·乐记》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在长期的礼乐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崇尚彬彬有礼的举止，讲求礼让，以和为贵，孕育了和谐礼让的精神。
第二，原始礼乐文化蕴涵着中华先民的尚中精神。“贵和尚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代的“贵和”思想，总是与“尚中”联系在一起的。“和”的文化精髓，就是“中庸”。何谓“中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集注·中庸注》)“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从伦理层面看，中庸是一种品德，是一种伦理行为，是人们伦理行为之中，要求人们立身处事要恪守中正之道，努力避免“过”与“不及”的偏激行为，追求道德行为的完美。就“和”与“中”的关系而言,“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和”是最高的理想追求，而实现“和”的根本途径在于保持“中”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中庸之道的哲理妙用。从文化的源头看,“尚中”精神，最早可追溯到到原始礼乐文化的实践活动。
礼乐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尚中。《尚书》里说在舜帝时代就有执掌“乐”的官员，叫夔。有一次，舜帝对夔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不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可见，古代礼乐教育不光是让人们掌握礼仪、通晓乐舞，更重要的是要用礼乐来养成良好的“中庸之道”的德行。远古先民在宗教活动中对礼仪规范的践行孕育了我们民族温和持重、不走极端的民族性格。原始礼乐文化对儒家崇和尚中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在商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对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原来作为神灵祭祀仪式的“礼”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往的仪式。《礼记·檀公上》说:“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而及之。”即是说要求无过无不及，崇尚中道。《周礼·大司徒》说:“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以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礼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规范、引导古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遵循的行为；乐的主要作用就是宣泄、疏导、调整古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的情感。其目的是要达到行为的“中”、情感的“中”。如古人在举行丧礼时，如有凭吊者，主人和妇人要哭踊，但他们不能任情哭嚎，必须视凭吊者在堂上的位置哭叫，这叫“要节而踊”，同时还有司释算以节度，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达到不要哀伤过度的目的。《吕氏春秋·适音》云:“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适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乐的标准就是平和。只有中，才能平，只有平，才能和。适音的特点就在平和，适音就是中和之音。所谓中和之音，不仅指音调、音质适中、适宜，而且是说，在各种乐曲中都要能体现出一种中和之德，促进听者的心理情绪中正平和。总之，中华民族的“尚中”精神是在原始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中华先民在原始礼乐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并随着原始礼乐文化发展为文明社会的礼乐而逐步升华的。
地位英语原始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和原始礼乐等中华原始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已凝结在《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中，或者被后来的思想家、理论家给予系统化、理论化，或者在历史进程中已内化为民族的性格特征、心理结构与精神品格等。因此，从文化精神发展规律来看，中华民族精神萌芽于原始文化，中华原始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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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瑞克 韦伯利
董事长助理 英文(责任编辑：郭荣华，舒 娜)45第2期迟成勇 中华原始文化：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