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发展历程初探
四级英语分值分配细则邬春芹2016江苏高考英语答案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美国城市教育史学是以城市教育史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美国的城市教育史的研究历程进行反思的学科。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城市教育史并没有引起教育史学家的重视。1968年的凯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马萨诸塞州19世纪中期的教育革新》标志着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城市教育史学有三条研究路径：温和修正派的一致论、激进修正派的冲突论和“折衷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城市教育史学转向了“后修正主义”。
过去完成进行时
关键词：美国；城市教育史学；温和修正派；激进修正派；“竞争地带”
城市教育史学是城市史学与教育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城市教育的发展演变。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发展迄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城市教育史学没有得到教育史家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激进修正主义教育史学的影响，美国城市教育史学正式诞生，标志是凯茨（（Michael B. Katz））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麻省19世纪中期的教育革新》（The irony of early s
chool reform :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utts）的出版。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是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激进修正主义、温和修正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三条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后修正主义”教育史学的影响，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重点关注了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力图探索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以求对我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有所促进。
一、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初）
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在作品中较早涉及城市和教育问题。1889年他认为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美国现代化时期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教育理论应关注城市化的问题。1900年他在著作《学校和社会》提到了教育的问题是如何使儿童适应城市的生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教育史在美国各教师教育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系科广泛开设，教育史学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当时的教育史作品主要是欧洲教育史，美国教育史的作品很少。一战前美国教育史的专著仅有布恩（Richard G. Boone）的《美国教育》（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889）和道格斯特（Edwin G. Dexter）的《美国教育史》（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04）。在美国教育史学作品本身很少的情况下，教育史家并不关注城市教育史学。
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卡伯莱（E. P. Lubberly）1919年出版的《美国公立教育：美国教育史的
研究和解释》(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History) ，标志着美国教育史学从关注欧洲教育观念到对美国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关注。该书有一个部分描述了城市的出现，但并没有关注城市教育的历史。他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描述了建立免费的、税收支持的、公众控制的学校的“战役”。该书统治了美国教育史学领域10多年，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城市教育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2]
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史学还没有专业的杂志和专业的协会。大多数教育史家们要么忙着教学、出书，要么把精力放在讨论教师教育中教育史的功能如何定位上，无暇探讨城市教育史学。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史家对城市教育史学兴趣不大和贝林（Bernard Bailyn）、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对新教育史学的界定有一定关系。贝林和克雷明虽然对美国教育史学的更新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并未将城市教育史学当作“新”教育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贝林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1960）中督促历史学家将教育看成“不仅是正规的教育学，而且是一个在代际之间传递文化的全过程”，并在详细分析教育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复杂关系中来研究教育问题。[3]克雷明在《奇妙的埃尔伍德·帕特森·卡伯莱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 An Essa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Education,1965）中界定了教育史的范围，建议历史学家考虑“哪些机构（正式或非正式的）这么多年来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这些机
构和支持它们的社会之间有哪些联系？”[4]另外，克雷明新教育史学的著名作品《学校的变革》（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1961）并没有对城市中进步教育的历史做出具体的解释，他认为进步教育的基础既来自农村也来自城市改革运动。可见，贝林和克雷明并没有将城市教育史学作为优先研究的领域。
总之，以卡伯莱为代表的美国传统教育史学没有将城市教育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贝林和克雷明倡导的“大教育观”的背景下，城市教育史学没有引起教育史家的重视。
二、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末）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城市教育史学正式诞生，标志是1968年凯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马萨诸塞州19世纪中期的教育革新》的出版。美国城市教育史学之所以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首先，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危机，如城市拥挤、环境污染、疾病、犯罪猖獗等。其次，60年代的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强烈的抗议运动，黑人的抗暴运动、学生的反文化运动与群众性的反战风潮一起，汇合成为一股激荡的洪流，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最后，新城市史学的兴起。美国城市危机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5]这些新城市史学者并不太关注“城市”现象的研究，而是忙于研究社会流动、少数群体政治、市中心贫民地区等问题。受此趋势的影响，美国的教育史学者以城市为中心，研究意识形态、学校结构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另外，美国教育史学中的“激进修正主义”学派成为教育史学研究重点向城市教育史学方向转换的催化剂。
凯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马萨诸塞州19世纪中期的教育革新》打破了贝林和克雷明对教育所做宽泛的定义，将学校教育重新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该书力图通过对19世纪马萨诸塞州的个案研究，揭示美国城市学校改革的内在动力。他认为美国城市学校的提倡者既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也不是出于正义的目的。财富和地位上处于优势的社会精英通过学校改革达到抑制城市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问题和维护自身地位的目的。他认为城市公立学校是为社会控制服务的机构。该书的出版使教育史家开始转向对观念、学校结构和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并且将重点放在城市学校系统上。[6]
凯茨的研究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美国整个教育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凯茨将社会控制理论运用到教育史学研究中的方法影响了大批的教育史家，20世纪70年代这种方法是研究城市公立学校历史最流行的模式。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由于社会控制模式自身的缺点（如过于机械和简单化），20世纪中期它的吸引力开始减弱。其次，《早期学校改革的嘲弄》改变了美国教育史学研究中的一贯的和谐、一致和进步的论调，使教育史学家转向关注阶级冲突、不平等和社会历史的歧视。[7]
三、美国城市教育史发展的繁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是美国教育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城市教育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主要有激进修正主义、温和修正主义和折衷主义三条研究路径。第一条研究路径主要是激进修
正主义的研究风格，代表人物是凯茨、拉泽逊（Lazerson Marvin）、维拉斯（Paul Violas）、斯普林（Joel Spring）、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金蒂斯（Herbert Gintis）等人。代表作品有：凯茨的《阶级，官僚和学校：美国教育变迁的幻觉》（Class ,Bureaucracy, and Schools: The Illusion of Education Change in America, 1971），拉泽逊的《城市学校的起源：麻萨诸塞的公立教育》（Origins of the Urban School：Public Education in Massachutts ，1870-1915，1971），维拉斯的《培训城市工人阶级：美国20世纪的教育》（The Training of the Urban Working Class: A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Education,1978 ），斯普林的《教育和公司国家的兴起》（Education and the Ri of the Corporate State,1972），鲍尔斯与金蒂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和经济生活的矛盾》（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1976）等。
第二条研究路径主要受到了以克雷明为代表的温和修正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代表人物有拉维奇（Diane Ravitch）、特罗恩（Selwyn K. Troen）、斯卡茨（Stanley Schultz）、凯斯特（Carl F. Kaestle）。他们的作品主要有：拉维奇的《伟大的学校战争：纽约市，1805-1973》（The Great School Wars, New York City,1805–1973: A History of the Public Schools as Battlefield of Social Change，1974），特罗恩的《民众和学
校：改变洛杉矶学校系统，1838-1920》（The Public and the Schools: Shaping the St. Louis Syste
m, 1838-1920，1975），斯卡茨的《文化工厂：波士顿的公立学校，1789-1860》（The Culture Factory: Boston Public Schools, 1789-1860，1973），凯斯特的《城市学校系统的演进：纽约市，1750-1850》（T he Evolution of an Urban School System: New York City, 1750–1850，1973）等。
上述两大流派在研究对象、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主要结论方面都是相似的。在研究对象上，都以城市公立学校为主；大多数研究都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认为学校教育是美国化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具；主要的结论都是城市教育系统是在两种文化的对抗下产生的，即建立学校机构的精英领导者的文化和被忽略的希望参与到精英文化中的大众文化。[8]但这两大流派在写作风格、历史认识论方面有分歧，尤其是在经济决定论、社会控制和人类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观点上有巨大分歧。前者用辛辣的语言对美国的城市学校进行了批判，认为美国的城市学校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通过建立和管理公立学校，使自己的子女受益并控制贫困群体；教育变革是统治阶级为维护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手段。后者论调较为温和，虽集中关注了教育机构，但还研究了学校之外的其他机构，以及社会其他系统对教育的影响。
第三条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是泰亚克（David B. Tyack）。泰亚克对美国城市学校的历史论证是折衷主义，既不是讽刺论调，也不是浪漫主义架构，而是转向一种组织性学校史学，重视非正统的概念架构。1974年泰亚克的《一种最好的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出版，这本书是对所有城市教育史的最好综合，被誉为美国城市教育史学
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书中泰亚克对波特兰、芝加哥和旧金山的学校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城市压力和工业变迁的压力下，精英管理者运用集权化管理和管理知识促使19世纪的乡村学校演变为20世纪大城市学校的学区。他的贡献是使20世纪发生在美国学校教育中“组织的革命（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成为美国城市教育史关注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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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城市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的重要分支，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品广泛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的理论，关注19世纪城市中教育的角色，“阶级”、“控制”等词汇在史家的作品中使用频繁。
四、受“后修正主义”影响的美国城市教育史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修正主义”开始影响城市教育史学。“后修正主义”教育史学既不将城市学校教育看成是纯粹的美国民主的产物，也不看成是美国资本主义高效的发动机，而是一个“竞争地带”。[9]
教育史家认为城市学校改革的是先进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移民和激进的少数族裔的“竞争地带（contested terrain）”。上述三种群体积极地支持某种改革运动，并且许多家庭努力让子女进入城市学校系统[10]。相较温和修正派和激进修正派的而言，“后修正主义”教育史家更关注教育机构的动力，注重考察教育、政治和经济精英与公共政策、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们还分析了家长、学生以及不同的社区群体以何种方式对精英试图强加的改革做出的反映。
restful泰亚克的《一种最好的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已带有“后修正主义”的色彩，为20世纪70年代对抗的文化打上了调和的色彩。1982年，维格利（Julia Wrigley）的《阶级政治和公立学校：芝加哥，1900-1950》（Class Politics and Public Schools: Chicago 1900–1950）更明确地采用了后修正主义的手法，开创了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新时代。她挑战了激进修正主义的下列观点：经济精英将公立学校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工人阶级接受的学校教育是强加的学校教育。她认为出于社会和经济的兴趣，不仅商业精英呼吁城市学校的发展，而且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也要求城市学校的扩张。[11]
采用“后修正主义”的学者超越了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者的争论，推出了一系列的构思精密、方法精良的作品。这些作品继续探讨前一阶段讨论的相同话题，但抛弃了讽刺的和党派性的论调。这些作品有哈根（David J. Hogan）的《阶级和改革：芝加哥的学校和社会，1880-1930》（Class and Reform: School and Society in Chicago, 1880-1930, 1985），瑞斯（William J. Ree）《权力和进步主义学校改革的承诺》（Power and the Promi of Progressive School Reform,1987)，科恩（Ronald D. Cohen）的《工厂中的儿童：盖里市的学校教育和社会》（Children of the Mill: Schooling and Society in Gary, Indiana, 1906-1960， 1990），鲁里（John L. Rury）的《教育和女性的工作：美国城市化时期的女子教育和劳动分工，1870-1930,1991》
（Education and Women's Work: Female Schooli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Urban America, 1870-1930，1991），瑞芙特（Judith R. Raftery）的《公平诺言的土地：洛杉矶学校的政治和改革，
1885-1941》（Land of Fair Promi: Politics and Reform in Los Angeles Schoo l,1885-1941，1992），米雷尔（Jeffrey Mirel）的《城市学校系统的沉浮：底地律，1907-1981》（The Ri and Fall of an Urban School System: Detroit, 1901- 1981，1993）等。applyto
美国英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后修正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教育史学研究。学者们在研究城市教育时，更多地借用政治学的理论，重点考察了战后美国政府的行为如何创造了不平等的社会地理，“政治”、“空间”是教育史家讨论较多的话题。
总之，美国城市教育史学至诞生之日起，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在美国的教育史学注重印第安人教育史、少数族裔的教育史、教师和教学的历史、教育改革的历史的背景下[12]，城市教育史的研究综合了这些研究热点，研究的范围更广，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化。在此背景下，城市教育史学研究将能更好的回答城市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城市公立学校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20世纪初美国最好的学校系统转变成国内最差的学校系统的。
参考文献：
[1] 周采：《美国教育史学的嬗变与超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236。
[2] [7] Sol Cohen,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Urban Education: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S.Cohen, Challenging orthodoxies, Peter Lang, New York, 1999.p412.大学梦
[3] Bernard Bailyn，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Chapel Hill,1960.p.14.
[4] Lawrence Cremin，The Wonderful World of 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 An Essa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1965.P48.
[5]John Tosh. The Pursuit of History. Person Education Limitide, 2002.p129.
[6] Michael B. Katz,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utts.Cambridge,1968.
[8]Carl F. Kaestle, The Evolution of an Urban School System: New York City, 1750–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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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irel ，Jeffrey ，Urban School as Contested Terrai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1(1992:Nov.)p112.
[10] [12] William J. Ree and John L. Rur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lgarve MacMillan Press, forthcoming 2007, 247,282-284
[11]Julia Wrigley, Class Politics and Public Schools: Chicago 1900–195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2.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号为：08JA88003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WU Chun-in
thursday是什么意思(School of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is bad on the urban history of education works and its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rearch of the history of urban education in America.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50s, the history of urban education did no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ians. In 1968, Katz's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ssachutts” marks the birth of the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Between 1970 and 1980,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was in the golden age of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urban education historians ud three rearching paths: connsus themes of the moderate revisionist; conflict themes of radical revisionist and
“synthesis " themes. Since the mid-1980s, urban education historians turned to be "post-revisionist".
Key words: American; moderate Revisionist; radical revisionist;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contested terrain”
作者简介
邬春芹（1977-），女，湖北黄陂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教育史学史和比较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