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汉译英的方法---符号学翻译法
翻译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和艺术，需要灵活得体的技巧。对翻译学习的目的和重点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不会雷同。而且，由于翻译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虽然经过国内外学者的悉心研究，至今还没有制定出一套人人都接受的翻译原则和一种人人都满意的方法。正是由于翻译的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这门学科才如此有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致力于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研究的人们立足于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虽然翻译涉及众多学科理论，至今没有哪一种理论能被翻译家一致确认为翻译研究的支柱理论。但无论如何，研究学习翻译总该有一个切入口。本书将以尤金·奈达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sociomiotic approach）为切入口，以符号学（miotics）的意义观为核心，以韩礼德（Halliday）所述的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为根据，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交际学、文化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1．3．1．符号世界与符号学
世界是由符号组成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看作是各类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花、草、树、桌、椅、气味、颜色、机器、飞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符号或是符号的集合。如小汽车可以
看作是一个符号。它是先进的交通工具，方便、快捷，它由许多零部件构成，这些零部件又是一个一个的符号，所以小汽车也是多种符号的集合。小汽车在社会中存在，在社会这个由复杂的符号系统交织的网络中，小汽车这一符号具备社会意义。私人小汽车在西方发达国家 很普遍，在西方国家小汽车的车主不一定是富人；而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谁拥有小汽车，谁就一定富有。因此，小汽车在中国便与“富有”联系在一起。小汽车可漆成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在汽车颜色符号系统中，黑色是最高贵的颜色，象征着财富和权力，黑色汽车因此受到买主的青睐，当然它也最容易成为盗贼匪徒袭击的目标。
身势语（body language）也是一种符号系统。不同的身势表达不同的意义。如点头表示赞同，摇头表示不同意，低头表示羞愧、不好意思或在具体语境中因具体人的习惯含有其它意义。握手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极其普通的行为，也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它可以表示重逢的喜悦（老朋友相见时）、友情的建立（陌生人经人介绍初次相识时）、协议合同签订的结束，还可以表示谢意和告别，甚至表示与握手这一表示友谊的形式相反的意图，如主人与客人交谈后不久便与客人握手便可能是催客人早点离开，公务人员为了摆脱纠缠不清的商人或找他麻烦的业务员时特别爱用这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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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符号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前347）和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前322）都写过有关符号学的论文。到了20世纪，人们对符号的研究更深入。瑞土的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中指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因此，它可比作文字系统，……还可比作聋哑人的字母、象征性的礼仪、礼貌惯用语、军事符号等等。但它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符号学将表明符号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已经预先确定了。语言学只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科学的一部分、；……”
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正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对语言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但索绪尔此后并未对符号学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使在他的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关于“符号学”的论述也只有三页左右。
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土（Charles Peirce，1839－l914）对符号科学作了较全面的阐
述。他认为：“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因此，每一个符号化过程都体现了符号本身、符号代表的客体和解释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将符号分为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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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似符号（icon）：与客体相似的符号（如：飞机模型、照片、模拟的恐龙）；
2．相关符号（index）：与客体之间有联系的符号（如：风向标、路标）；
3．相契符号（symbol）：与客体之间有常规联想可达到契合的符号（如：红色交通灯表示停止，绿色交通灯表示通行）。
交际的过程其实是符号代换过程。为了解释“电话”为何物，人们可以用相似符号（绘有电话的图片）、相关符号（用手指电话）或相契符号（如用一连串的词解释电话的形状、颜色、结构和功能）。
按皮尔士的这一观点，进行思维或获取知识应被视为是一种可以无限制的自我产生的相互联系的符号网络。人所拥有的符号网络愈复杂，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愈了解，对符际转换愈得心应手，思维就更敏捷，知识就愈丰富。
皮尔士对符号学的这一解释为以后的学者发展符号科学开辟了道路。遗憾的是，皮尔土仅仅将符号学用于哲学研究，而且也未继续对符号学进行系统的研究。
系统地发展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的学者是美国芝加哥的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他1938年出版专著《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该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莫里斯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它们是：（l）符号载体（a sign vehicle）；（2）符号的所指（a reprent of a sign）；（3）解释者（an interpretant），即符号对符号接受者（解释者）产生的效果。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便是符号学的三方面意义，即形式意义（符号与其它符号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与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它们各有其自身的规律。符号的完整意义则是这三方面意义的总和。
莫里斯还将他的符号学意义观用于语言研究。他认为语言意义也有三个方面：（l）言内意义，即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意义。（2）指称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意义。（3）语用意义，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研究这三方面意义的学科分别为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它们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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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这一研究成果对符号学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均有重大意义。他不仅重申了索绪尔的意义即关系这一著名论断，而且将这种关系具体化为三维关系，既有文本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又有文本内词、句、段和篇之间的脉络关系，还有文本与读（听）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涵盖语言交际中的一切关系。英语培训总结
历来语言学家对意义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较常用的有指称意义（designative meaning）和蕴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它们涉及词语和风格，忽略了句法或形式。语言学家利奇将语义分为七种：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请见下表：（略）
按利奇的解释，七种意义中理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指”这个概念相重叠；反映意义、搭配意义、情感意义、社会意义、内涵意义“都可以用联想意义这一名称来概括”。况且“内涵意义”与“社会意义”之间难以区别，因为“内涵意义经常随着文化、历史时期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之间关系密切，话语的“内涵”能被对方理解就是因为该“内涵”具有对方熟知的社会意义。按利奇的解释，“情感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语体、内涵和理性内容重叠的范畴”。主题意义“主要涉及在不同的语法结构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参见李瑞华等译《语义学》（杰弗里·利奇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翻译即翻译意义。利奇对语义的七分法较繁琐而且界限模糊。莫里斯的符号学意义观明显优于利奇的语义学意义观。它既全面地反映了符号与所指、符号与符号、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又简单易学。
所以，莫里斯的符号学意义观有助于成功的交际和跨文化交际。通过三种符号意义在不同文化中的异同，有利于译者在进分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符号转换过程中，尽可能用各种可行的手段，实现异中求同，使原文的意义能尽可能忠实地移植于译文中。
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在深入研究符号学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如符号学的分类十分混乱；符号学的开山鼻祖皮尔士却从未系统研究过符号学，他的研究重心只是哲学。反映皮尔士观点的研究成果又或多或少带有形而上学或先验论的倾向。人们还发现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是形式符号学（formal miotics），因而他所指的意义只是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这种形式意义与在真实社会环境中使用的意义是不同的。还有的人认为符号学与人的关系——符号系统如何用于社会实践等问题仍需探讨。符号学的局限性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于是，在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符号学。
1．3．2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与社会符号学
舒服英文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符号学应该研究符号系统（sign systems），也就是研究通常所说的意义（meaning），如此说来，语言学也是一种符号学，因为它是研究意义的系统。在任何文化中表达意义的方式多种多样，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交换模式、服装样式、家庭结构等文化行为模式都是意义的载体。因此，文化也可定义为相关符号系统的集合，也就是一整套相关意义系统的集合。
有了这种观念，还不足以说明符号是作为实体而存在的，还得考虑意义系统（Systems of meaning），这些系统通过符号对外起作用，但系统内部不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东西（individual things），而是一张张关系网（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意义系统，它与其它意义系统一起构成文化。
韩礼德还认为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是在社会中产生发展的。语言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现象。学习可视为认知过程和心理过程，但它首先是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教育学习的环境，是社会环境；知识的传授也是在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中通过社会关系（如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子女、同学之间等）进行的。在这些社会语境中交流的词汇，只能从使用
leadslafee它的活动（activities）中获得意义，而这些活动是带有一定的社会目的，在一定社会场所中进行的社会活动。
因此，韩礼德主张用社会符号学观点（social-miotic perspective）研究语言，以符合语言与语境、与社会不可分割的特性，符合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当然，这并不排斥用其它观点和方法研究语言。
师从韩礼德的美国语言学家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接受并发展了其导师的观点。他在《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Robert Hodge and Gunther Kres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符号（包括行为）意义与社会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指出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虽则许多人都承认这一事实，但在分析语言时往往又忽略了这一事实，仅仅只注意文本和语言结构本身的特征。用社会符号学研究语言，就会将信息及其意义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语言理论仅仅指导人们理解语言的意义是不够的，因为意义还存在于其它表意系统（符号系统）中，存在于众多视觉、听觉、行为或其它代码（code）中，孤立地研究一种代码将达不到语言研究的目的。因此，研究语言应使用一种研究在社会中构建并被视为是社会实践的一切符号系统的理论，这便是社会符号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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