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综述
王春风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１）
摘要：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次生形态，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化民族主义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高度。在此，本文就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简单介绍。
关键词：文化；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９５９（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１７－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ｆｅｎｇ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ｈｈｏ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０１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英文参考文献格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ｓａｓｕｂｆｏｒｍ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ｈａｓｉｔｓｏｗ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ｂａｓｉｓ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ｆａｒａ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ｉｔｓ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ｕｐｔｏ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ｅｒｅ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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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第２８卷总第１２２期）贵州民族研究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４，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８．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０５。
基金项目：内蒙古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课题。
［作者］王春风（１９７７－），女，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法学博士。
在人们的常识中，民族主义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所高举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的旗帜突出地展现了其政治性。２０世纪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更使人们把政治性当成民族主义的核心本质乃至唯一特性，把她划归政治斗争的范畴，而忽视了民族主义的文化特性。虽然学界在民族文化对民族认同的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已取得广泛共识，但很少有学者将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所以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专门论述比较少见。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界只是简单触及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对其的研究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高度，所以在此，本文只就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一简单介绍。
一、文化民族主义的提法能否成立
事实上，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仅是围绕其内涵与价值评判而进行的，人们并不置疑它作为一个概念和现象的存在，但“文化民族主义”问题就没那么简单，西方学者至今在“文化民族主义”是否是一个科学概念的这一基本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学者否定文化民族主义的存在，安东尼・史密斯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贵州民族研究［双月刊］２００８年８月版
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认为可以把民族主义‘放回’到任何领域，即使是文化领域的想法，都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是根本错误的。这是移走了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１］中国有的学者认为从政治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思考似乎比从文化意义上来探讨更贴近于事实，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恰恰是最高的政治思考范畴。因此，把民族主义仅仅当作一个心理现象、文化层面的东西理解是片面的。［２］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的学者承认文化民族主义的存在。在２０世纪初，海斯就把１８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浪漫民族主义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科恩曾称１９世纪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为文化民族主义，伯林及以色列学者埃尔・塔米尔等许多学者也都认为存在文化民族主义，海斯和伯林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它与“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关系。赫琴森在他的《现代民族主义》一书中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对文化民族主义基本上持一种肯定态度，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是积极的。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把民族主义划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这种认识论上的划分并不会破坏“民族主义”概念的完整性，也不会把“民族主义”这一复杂现象简单化或片面化。相反，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理论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族主义实践的一个活动领域，而且该领域的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正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和平力量的发展而日益凸显。［３］
事实上，当１８世纪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将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政
悬崖上的金鱼公主日语版治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之时，同时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在缺乏民族统—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努力从精神文化领域入手，通过弘扬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抗拒法国文化的外来冲击，开创了近现代世界史上文化民族主义的原生型态。所以，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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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阐释
文化民族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次元形态，如同民族主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和被认可的定义一样，文化民族主义也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论。这不仅因为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且也因为文化民族主义本身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故此，给文化民族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但还是有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孜孜不倦的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文化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
历史学家汉斯・科恩系统地构建了民族主义研究的历史框架，他将中东欧和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定义为落后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区别于西欧和北美的“理性”的民族主义。认为它的出现是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效仿式回应，因而是防御性的，是一种倒退的力量。是后进社会在面对科学上更先进的文化时用以弥补心理上的自卑和落后感的武器。［４］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艾恺在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基本上继承了科恩的衣钵，并进一步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非西方”所独有的，是“反现代化”的。
野孩子插曲中国学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提及“文化民族主义”，但对其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多见。他们对文
化民族主义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把文化民族主义等同于极端复古主义，并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基本属于一种自我封闭的民族意识，它在追求民族生存与国家建造方面，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求族体的原初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它是一种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做出的被迫反映式的民族主义。但也因为这一点，它成为落后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的普遍模式。［５］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基本上沿袭了西方话语的衣钵。
第二，把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派都划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这种派别认为无论是发扬还是攻击传统文化，只要从思想文化入手来解决民族问题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这种“以思想为根本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以文化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性质。［６］
第三，突破西方话语的囿限，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正向价值作出阐释。北京大学的钱雪梅是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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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系统地研究文化民族主义的学者。在概念界定上，她提出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见解，反对科恩等人所设定的闭关自守和反现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她认为就原生型态而言，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多元民族文化和平共生，它是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及和平的。［７］
三、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领域与表现方法
有的学者认为，２０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的文化民族主义潮流在史学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建筑领域和电影领域都有广泛的涌动，而且认为“这股文化民族主义潮流表象的背后，乃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追求”，“拉美文化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要从本国本民族固有的传统资源中寻找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８］日本学者吉野耕作这样理解文化民族主义：“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在受到威胁时，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活动。”［９］（Ｐ７０）在这里，民族自我认同意识表现的类型有两种：抽象的、整体论式的把握方法，和具象的、制度论式的把握方法。前者是“整个民族共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内核用民族性、国民性或民族精神这类抽象的概念来表现。”后者是“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也有通过艺术、文学作品、习惯、礼仪、制度等具象性的文化项目来表现的场合。”［９］（Ｐ７１）作者进而认为，制度论式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在（莱茵河西侧这一意义上的）“西型”民族主义的若干国家（英国、法国、美国等）和多民族国家看到。［９］（Ｐ８１）在拥有多种民族、“人种”集团的全体人口中缺乏共同的“整体的”民族文化的状况下，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表现手法是制度论式的、具象的。如印度、马来西亚等。［９］（Ｐ８２）
四、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及理论定位
韦博英语培训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由于长期以来受科恩和艾恺等西方学者的影响，文化民族主义被看成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来源非理性的浪漫主义。而钱雪梅突破西方话语的囿限，认为这种在西方已经成为“常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歪曲和误读。认为就文化民族主义的原生型态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认为“事实上，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正是在批判地吸取了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１０］
而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定位上主流观点是将文化民族主义直接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后者涵盖了前者，由此否认开展文化民族主义独立研究的必要性。例如，艾恺在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就把东方世界的文化守成主义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中国学者陶东风的《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断言：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与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１１］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定位上，另一种是观点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并不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二者是有区别的。钱雪梅通过对原初型态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提出，“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也不等同于柏克的保守主义”，［１２］（Ｐ１）虽然，“抽象地看，二者在内容、主张上是部分相似甚至相同的，但将这两种理论放回其生长的具体环境，又不能不看到二者之间在出发点和目的上的重大差别”。［１２］（Ｐ９－１０）杨思信在《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一书中，也试图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作出说明。他认为，作为在外部冲击条件下人们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所体现的，都是人们对民族文化终极命运的一种深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二
者有相同之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其一，概念的来源不同，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文化民族主义其“种”是民族主义，其“属”为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其“种”为保守主义，其“属”是文化。尽管严格来说，“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均属于政治学范畴的概念，但由此而衍化出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两个概念．却存在不向的种属关系，似不能混淆。其二，侧重点不同。文化民族主义主张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维护民族文化自尊与自立，它关注的是本土文化的独立性问题；而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承续和创造性转换，它关注的是本土文化的延续性问题。［１３］（Ｐ１９）
五、文化民族主义的类型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类型的划分可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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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民族文化的扩张与否可分为刺激反应型和积极进攻型，前者一般是弱势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方式，后者一般是强势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方式。［１８］一些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民族或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出于捍卫民族尊严和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的民族心理，大力宣扬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故此，形成刺激反应型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积极进攻型的文化民族主义。一些西方大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强势地位，凭借halloween音标
其综合国力优势，从居高临下的“优越”态势俯瞰其他民族，不愿对外部世界的其他相对落后民族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尊重，更不愿平等相待，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和思想渗透乃至“输出”，企图把西方所标榜和称道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人权标准等强加于人，遭到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抗议和反对。
第二，按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互动的关系，可分为比较温和的和极端型文化民族主义。前者在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一般强调“以我为主”，但并不拒绝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后者一般表现为极端排外，过分强调本民族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纯洁性，如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原教旨主义。郝时远对此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认为，历史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形成与表现是“民族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形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而对抗的前提都是建立在维护自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民族自我维护的要求，不仅需要严格地区分民族界限，而且需要通过抬高自我、贬损他人、为追求本民族利益不惜损害他民族的利益来实现时，当这种要求发展为一种狂热的民族激情时，民族主义的盲目性将使对本民族的标榜、炫耀和对他民族的偏见、歧视和伤害发展到不受理性制约的极端地步。这种极端性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强烈地表现出来，甚至会发展到从生物遗传意义上进行种族、民族的优劣划分”。［１５］
第三，根据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传统型和创生型。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些历史形成的庞大帝国或主权国家所持有的民族主义立场，它来源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种
族整体的单一性原则，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中没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经历，所以它自然地继承了帝国意识、族体意识、臣民意识等历史文化因素，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形态。创生型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些二战以后争取民族独立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民族主义立场，它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过程中，通过发展民族经济，复兴民族文化，来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目标。创生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文化传统的价值与西方文化的价值结合起来，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固执传统，从而培育了一种全新的民族意识。［１６］（Ｐ２１）所以，事实上，文化民族主义有多种表现方式：弱势国家的消极防御，强势国家的积极进攻，极端的排外，温和的保守等。以往只把文化民族主义作为落后国家抵抗强势国家文化侵略的手段，或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反现代化的、极端排外的，这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对文化民族主义本质的一种歪曲。
北京广播网在线收听六、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中西方民族主义区别时，曾明确指出：“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１７］按费氏此论的旨趣，主要在于强调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特殊性，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文化民族主义。我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实际上，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的主流是政
治民族主义，而文化民族主义只是一支暗流，并未引起国人太多的关注，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的重要原因。但在当代中国，自费正清的这一颇具建设性的论点提出后，国内学者对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遂开始关注，并就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论述。
在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中从文化论争的角度来分析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认为经世思潮是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其中心内容是：运用传统，面对现实，吸收科学。站在
王春风：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综述
前列的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与洋务派。启蒙运动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二次高潮，其中心内容是：怀疑传统、传播启蒙主义思想、弘扬民主。其主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三次高潮。其重要内容是：批判传统，倡导科学，宣传民主。其主将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１８］该书从中西文化碰撞时所发生的文化论争的角度来分析文化民族主义，这种致思理路值得借鉴。但事实上经世思潮、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体现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倾向。首先，经世思潮强调“中体西用”，这里的“中体”更侧重于传统的政治制度，严格地来说，这种以维护封建旧道统、旧政统等政治文化秩序为指向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国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新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以建立民族新文化和新国家为指向的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仍有着本质的分别，二者不能同日而语。传统
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有一种文化主义取向，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王权意识，后者具有一种民族国家意识。其次，在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其对传统的态度分别是怀疑传统、传播启蒙思想、弘扬民主；批判传统、引进科学和民主。这样的观点是否符合文化民族主义持守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原则呢？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事实上更强调科学、民主的意义，对传统的态度由怀疑走向了批判甚至彻底的决裂，这不符合文化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维护与强化。故此，似乎不宜把经世思潮、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划入文化民族主义的阵营。应该说，这主要是由于对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本质无清晰的认知导致的。
同时，有的学者对拉丁美洲文化民族主义潮流在史学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建筑领域和电影领域的广泛涌动作了详细的分析。［８］有的学者更进一步，从纵横两个视点对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从纵向看，揭示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文化民族主义的背景、内容和特征。从横向上看，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一书重点探讨了文化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影响，并选取两个社会层面作为切入点。其一，从文化论争的角度，来探讨近代国人文化民族主义心理的表现。其二，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概括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１３］（Ｐ３０９－３４８）总体上来看，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国内外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兴起、成因与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很不深入，存在诸多模糊、片面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忽视甚至否定文化民族主义的存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很多学者认为从政治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思考似乎比从文化意义上来探讨更贴近于事实。
其二，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没有清晰的认识。很多学者将文化民族主义直接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后者涵盖了前者，由此否认开展文化民族主义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如果说西方文化保守主义面临的只是现代化运动所引起的人的异化问题，那么，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除人的异化问题外，还面临着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非西方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往往采取一种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形式，用“国粹”或“民族精神”来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分庭抗礼，从而具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而西方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无此倾向。
其三，对文化民族主义没有作出传统与近现代的区分，进而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无清楚的认识。广义地来看，文化民族主义有传统和近代两种主要形式，二者的分野不在于“前近代”和“近代”这一时间区分，而在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维护是否与“民族国家”这一观念相联系。与近代民族主义相比，传统民族主义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在传统民族主义观念支配
marine—国家，而往往是王权、宗教或者是宗法因素。之下，民族认同的符号并非是超现实的社会有机体——
在线翻译 汉译英［１９］在近代的中国如果不对传统与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作出区分，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文化民族主义与古代的“华夷之辨”（天下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关系？“全民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与“王权认同”的传统族体意识相比较，表面上相似，都强调民
族对国家的忠诚，但本质上却截然不同：前者的意义在于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来自民主、自由、平
等的精神，而后者的含义在于它是被传统政治所宰制的认同感和依附感，它不可能脱离忠君爱国、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