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莱伦历史与现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内容提要：马克思离开这个世界已经⼀百多年了，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蓬勃发展，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哲学、⼈⽂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具活⼒的领域之⼀。本⽂给出了在西⽅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清晰脉络，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定参照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
cinderella什么意思标题注释：本⽂作者是英国伦敦⼤学⼽德史密斯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Goldsmiths' College)D.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教授，他也是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教授。原⽂为英⽂“Then and Now:Marx and Marxism”，发表在英国政治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第47卷，第5 号，1999年12⽉，第955-966页上。作者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民的⽼朋友。本⽂译者经作者授权予以发表。——译者
英译中翻译在过去的30年间或更长的时间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发展的思路，就像政治学理论中的⼤多数研究领域所发⽣的情况⼀样，由于理智范式⽅⾯相当明显的转移⽽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因此，审视西⽅马克思解释史的⼀种有益思路，就像⼀个试图与这些社会中相继主导的理智倾向达成妥协甚或融合的历史。毕竟，马克思⾃⼰是在伟⼤的⿊格尔的⾝影⾥发展他的思想的。然⽽，马克思晚年的著作已
shh打上了19世纪热衷于实证主义和科学的标记，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标记就更多了。在第⼀次世界⼤战前的20年间，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继续⽀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理论产品，进⽽⽀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由于在列宁晚年的著作、特别是卢卡奇(Lukács)早年的著作中有与⿊格尔理论相似的理论，⿊格尔精神因战争后的变迁⽽复活了。⽽在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马尔库塞(Marcu)和早期的哈贝马斯(Habermas)的⼯作中可以感受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冲击。纳粹主义的兴起，其结果使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转移到法国，并且经历了作为哲学化⽀配模式的存在主义的降临，⽽后⼜被兴衰迅速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系统的⽆政府状态，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被明显的悖论式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当我第⼀次被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的时候，存在主义的⼈道主义的⼀种形态正在流⾏。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和北美正处在这样⼀个时期，它将⼀个富裕的社会与⼀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Capitalist Materialism)的严厉批判，在1968年的动乱中推到了顶点，并整合到了⼀起。作为⼀个天主教徒，其兴趣在于试图靠马克思⽽将理念锚定在社会现实之中，我⾃然⽽然地被青年⿊格尔派运动所吸引，它的最主要成员鲍威尔(Bauer)、费尔巴哈、施蒂纳(Stirner)和马克思⼒图将⿊格尔派理论体系(Hegelian Scheme)世俗化、将所显现给他们的在⿊格尔⾝上的过度的宗教形⽽上学⾊调现实化。那个时候(⾄今仍然如此)，在我看来，青年马克思呈现了⼈类潜能的极为瑰丽的美景。
在1964年，当我着⼿进⾏我的关于左翼⿊格尔派的博⼠论⽂的时候，能够找到的有关马克思的英⽂著作是极为有限的。那时，什么也⽐不上J.Y.卡尔韦(Jean-Yves Calvez) 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注：Jean-Yves Calvex,La Pensée de Karl Marx(Paris,Seuil,1956).)的综合性的法语研究。在德国，我只在那⾥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度过了6个⽉，那⾥的有关著作相当丰富。尽管T.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哈贝马斯的兴趣主要不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但他们还是最有帮助的，能够将我引向专题⽂献的重要的实质内容(注：例如，从⾮常与众不同的观点来看，有M.雷丁(Marcel Reding)的《政治⽆神论》(Der ploitische Atheismus.Graz,Styria,1957)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araxis.Berlin,Luchterhand,1963)。)。返回⽜津后，我的导师I.柏林(Isaiah Berlin)只考虑S.胡克(Sidney Hook)战前的《从⿊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注：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New York,1936).)的想法，即追溯马克思从他的⿊格尔学派之根源的解放。⽽我则渴望完全改变这个研究重点，去显现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深深地嵌⼊它⾃⼰所处的(1815年⾄1848年德国的)三⽉⾰命前(Vormrz)的理智环境中的。不过，在英语世界⼀个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展现，其中有两部著作⼗分出⾊。R.图克(Robert Tucker)在1961年就已出版了他的《哲学和卡尔·马克思的神话》(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注：Robert 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然⽽，正像我所认为的，他把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误导为⼀种⽐哲学包含了更多神话的⼈造(Ersat z)enabler
宗教，其中当然就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内容。不过，图克的书提供了⼀种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及其理智来源的详细的和挑战性的描述。接下来的那⼀年⼜出现了E.卡门卡(Eugene Kamenka)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注：Eugene Kamenka,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London,Routledge,196 2).)。像图克那样，只是以⼀种更为严密的分析模式，提供了⼀种强烈地依赖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叙述。与后来30多年间开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著作的泛滥相⽐较，仍有价值。
在1960年前后的数年间，有三个因素导致了马克思学的后继勃发。⾸先，是英⽂版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翻译和传播。晚⾄本世纪，马克思还⼀直被认作是⼀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作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盾的分析，他宣称：已经展⽰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们的这种强调是两种特定情况的产物，即19世纪末的思潮和公众所能见到的马克思的那部分著作的性质。然⽽，到了20世纪20年代，对于⿊格尔的兴趣⼜再度流⾏。卢卡奇和科尔施(Korsch)鉴于这种复兴⽽对马克思进⾏了新的解释。总之，20世纪30年代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引起了研究重点的显著变化，这些著作包括他的博⼠论⽂、《⿊格尔法哲学批判》，特别是《巴黎⼿稿》(Paris Manus) 。对于这些早期著作的⼴泛论述只是到了战后才成为可能。⽽《巴黎⼿稿》的第⼀个英⽂版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得以出版(注：马克思：
⼴泛论述只是到了战后才成为可能。⽽《巴黎⼿稿》的第⼀个英⽂版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得以出版(
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 of 1844.Martin Milligan trans.,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1959)。这种重新评价在⼀些⼈的⼼智之中或许是乏味的，但是它⼜是根本性的，并且发现马克思是⼀个真正的⼈道主义者
Humanist)。E.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有影响的介绍中竟然把马克思称作⼀个“唯灵论的存在主义者”，并且声称这些著作与禅宗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是⽤于在加德满都寻求启蒙的那些⼈的背包⾥的⼀种适宜的附加物(注：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的思想》(Marx's Concept of Man.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63,PP.5 and 64)。与之相⽐，L.费尔(Lewis Feuer)的观点就更离奇了。他认为，“异化” 这个概念最初是被马克思⽤作⼀种浪漫的观念，这种观念具有压倒优势的性的内涵。见于“异化是什么?⼀个观念的发展历程”⼀⽂，刊于施泰因(M.Stein)和维迪克(A.Vidic h)编辑的论⽂集《审判社会学》(Sociology on Trial.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63.P.129)。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变得平常了。毕竟，克尔凯郭尔(Kierkergaard)和马克思都可以被看作是⿊格尔的存在主义的追随者(注：参见A .范德本特：《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个经过注释的⽂献⽬录，1959- 1969》(A.Van Der Bent,The Christian-Marxist Dialogu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1959-1969,Geneva,1969)。)。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时期⽆产阶级的贫困化和⼯⼈们的⾰命作⽤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另⼀⽅⾯，增长的控制⼒和技术的⽆个性特征则导致秧多激进分⼦采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观点。在这⽅⾯，他们宣称：马克思的观点与更加
富裕和复杂的社会之间是相应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附和于对马克思的思路的某种勾兑(Dilution)。按照S.卢克斯的同⼀时期的说法，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它的明显的在东西⽅的共鸣，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于精神病学家们和⼯业社会学家们，对于《离根的⼈》(déraciné)派艺术家们、知识分⼦们和学⽣造反者们，意味着在具有许多当代偏见的兴趣之中它已经被⼤⼤地引申和改变了”。这种把马克思作为⼀位富有同情⼼的⼈道主义者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注：S.卢克斯(Steven Lukes )：《异化和社会的反常状态》(Alienation and Anomie)刊于P.拉斯雷特(Peter Laslett)和W.G.尤斯曼(W.G.Runciman)编辑的《政治学，哲学和社会》(Politics,
Philosophy and Society,Third Series.Oxford,Blackwell,1967.PP.134 ff.)。⾄于这⼀时期有代表性的见解的专集，参见E.弗洛姆(Erich Fromm)编辑的《社会主义的⼈道主义：⼀个国际性的专题论⽂集》(Socialist Humanism: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London,Allen Lane,1967)。⾄于马克思⾃⼰的有关异化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两部有影响的蓍作：B.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的理论》(Alienal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和I.梅扎洛斯(Istvan Meszaros)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Merlin,1970)。)。
第⼆，20世纪60年代关于马克思的研究⼯作为其中的⿊格尔的强烈影响所引导，伴随着英语世界已经
恢复的对于⿊格尔的兴趣。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在德国，伊波利特(Hyppo lite)和卓越的、风格独特的科热韦(Kojéve)在法国，奠定了这个基础。但是，当芬德利(Findlay)写作他的开拓性的著作《⿊格尔：⼀个再审视》(Hegel:A Re-examination )(注：John Findlay,Hegel:A Re-examination(New York,Macmillan,1958).)的时候，他感到他有必要以⼀个冗长的辩解来当作其前⾔。⼗年之后，这样的辩解已变得不再必要了。尽管波普尔(Popper)的著作(注：K.波普尔(Karl Popper)：《开放社会及其敌⼈》。第12章(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2: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Hegel,Marx and the Aftermat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45),ch .12。)不是特别有帮助的，但考夫曼(Kaufmann)、凯利(Kelly)和⽪蔡因斯基(Pelczynski)的著作(注：W.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格尔：再诠释，⽂本和评注》(Hegel:Reinterpretation,Texts and Commentary.London,Weidenfeld,1966)；G.凯利(George Kelly)：《理想主义，政治学和历史》(Idealism,Politics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Z.⽪蔡因斯基(Zbigniew Pelczynski)：《⿊格尔政治学著作》(Hegel's Political Writing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 4)。)则开启了有关⿊格尔的出版物的风⽓，20世纪70年代这⽅⾯的出版物成指数地增长。历史及其最伟⼤的哲学家再次被启动了。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对于斯⼤林的谴责和马克思主义的⽇益增长的多元主义。从斯⼤林主义中产⽣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这些形态与苏维埃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或没有
关系。1963年在P.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指导下，《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开始形成了它⾃⼰的确定的形态。第⼆年，由R.⽶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J.萨维利(John Saville)编辑的《社会主义纪事》(Socialist Register)开始了它的⼀年⼀度的出版。托洛茨基主义的(Trotskyist)《⼩团体》(Groupuscules)经历了⼀次相对的复兴。⽽被激进的社会改⾰思想所吸引的年轻⼀代政治活动家则可以在增长着的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献中找到现成的灵感资源。来⾃东欧的已译成英⽂的著作在打碎苏维埃理智磐⽯(Soviet Intellectual Monolith)⽅⾯发挥了重要作⽤。在这⼀点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鸿沟引起了对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兴趣的扩⼤。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对于知识分⼦的影响增加了。青年马克思的⼈道主义态度，曾被⽤作⼀种依据，来反抗东欧残存的斯⼤林主义的成分，很像《新约》曾被宗教改⾰家们⽤于反对天主教教会( 注：这⾥的国别分析，参见R.塔拉斯(Raymond Taras)编辑的《通向醒悟之路：从东欧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到东欧的后共产主义》(The Road to Disillusion:From Critical Marxism to Post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New York,Sharpe,1992)。)。在1968 年俄国⼊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这个国家的领导⼈试图实现的“具有⼈的⾯孔的社会主义”，特别是“2000字”宣⾔，⾮常接近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在波兰，这⽅⾯的论述由于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章《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的发表⽽肇始于1959年。这篇⽂章在青年马克思的认识论与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科拉科夫斯基的看法被 A.沙夫(Adam Schaff)，⼀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所继承；进⽽被发展成为⼀种探索( 注：参见科拉夫斯基和沙夫的⽂章，发
表在L.拉贝兹(Labedz)编辑的论⽂集《修正主义》(Revisionism.London,1962)；和G.克利尼(Kline)的《莱瑟克·科拉科夫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Leszek Kolakowski and The Revision of Marxism”,European
(Kline)的《莱瑟克·科拉科夫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Leszek Kolakowski and The Revision of Marxism”,European Philosophy Today.Chicago,1965)。)。在南斯拉夫，对于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更加普遍，在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做了许多⼯作，这些⼯作以萨格勒布的哲学杂志《实践》(Praxis)为中⼼(注：《实践派与南斯拉夫的民主化：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Praxi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Yugoslavia:From Critical Marxism to Democratic Socialism?”)收⼊塔拉斯(Taras)的《通向醒悟之路》(The Road to Disillusion)。)。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任何⼀个以讲授和写作有关马克思问题为业的⼈都有⼀些学⽣，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课程曾经由于许多远远超出学术的原因⽽是极其显要的。这种情形引起了⼀种存在于1968年的黎明和午后的狂喜之感。每个⼈都被认为对当代问题表态或采取⾏动是必要的，因⽽论战兴盛。那些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连续性的观点，那些关于恩格斯的思想或许不同于、并且不如马克思思想的观点，那些关于辩证法或许主要存在于⼈类社会⽽不是⾃然界的观点，所有这些看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激烈的反对意见。有的时候，这种⽓氛使⼈回想起公元四世纪时的阿⾥乌派异端(Arian heresy)，他们反复思考这样⼀个问题：是基督与上帝圣⽗分别具有两个相互类似的本体，还
是基督与上帝圣⽗的本体是同⼀的?是本体相类(homousios)还是本体同⼀(Homoiousios)?两个字母之差却对罗马帝国的基础构成了威胁。我不能够说英国社会的基础明显地受到了威胁。但是，对于基教主义者们(Fundamentalists)来说，对于马克思的任何⼈道主义的解释都是⼀种对于原旨的异端的稀释。这时就像在那时⼀样，思想确实是要紧的。对于⼀个政治学理论⼯作者来说，确实有狂喜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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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此强烈的思想情感是不可能持久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向前迈进，结构主义⽅法的信徒们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更少地卷⼊政治事件的形态来临了。正如对于马克思的⼈道主义和⿊格尔主义的解释是由战后⼤陆欧洲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热情所⽀撑的⼀样，这⼀时期法国结构主义的流⾏开始影响到对马克思研究的基本思路：萨特的影响开始让位于阿尔都塞(Althusr)，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For Marx)和《解读< 资本论>》(Reading Capital)的英⽂版分别于1969年和1970年出版(注：L.阿尔都塞(Louis Althusr)：《保卫马克思》(For Marx,London,Allen Lane,1969)；《解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London,NLB,1970)。)。阿尔都塞趁势利⽤了当时的结构主义的语⾔学、⼼理学和⼈类学的声望，旨在“恢复”马克思的地位，即恢复在他的那个时期之前的作为⼀个结构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地位。因此，阿尔都塞继续发展了斯⼤林主义的分法，即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和后期的、科学的马克思。但是，由于概念的精密⽽与持相同观点的早先的说法完全不相⼲。⼤致说来，结构主义是这样⼀种观点：理解⼀个社会系统的关键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部分被这个系统的调节本性联系在⼀起的⽅式。然⽽，阿尔都塞探索⼀种孔德(Comte)式的⽆时间理性的
往事叙述者，(对于他来说，马克思本⼈就没有时限)，也就包含了对于历史和哲学的放逐。⼀旦⽤于马克思也就牵涉以1845年为分界点⽽将马克思的著作划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概念结构，任何将马克思作为⼀个⼈道主义者、⿊格尔主义者或者历史主义者(鉴于这些思想清楚地包含在他的早期著作之中)的解读都必须被拒绝。
尽管他们与马克思实际上说的在许多地⽅明显地存在着分歧，但是阿尔都塞的意见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由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明显地与存在主义和基督教徒的激进的《圣经》译本是不相容的，因此，对于那些认为他们所信奉的由于“对话”⽽正在变得⽆⼒的⼈们来说，是具有吸引⼒的。对于理论分析的强调，对于以经验为根据的⼯作的轻视，也受到某类知识分⼦的欢迎。总之，阿尔都塞证实了对社会上层建筑(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爱好有损于经济⽅⾯的分析，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经济存在的决定性作⽤，⾮常令⼈满意地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注：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For Marx.London,NLB,1977.PP.113))。新马克思主义⽂学和⽂化研究在他的影响下繁荣起来：伯明翰⽂化研究中⼼(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的领导者是S.霍尔(Stuart Hall)，⽽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主义⽂学批评⽅⾯曾是最杰出的作家(注：参见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马克思主义与⽂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 76)。)，他们⼆⼈都曾受惠于阿尔都塞。然⽽，社会学家B.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P .赫斯特(Paul Hirst)贯彻了他们的良师益友的所谓的理论上的严格，达到了如此地步，以⾄于最终以不相⼲
循环论证⽽毁了它⾃⼰(注：参见B.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P.赫斯特(Paul Hirst)：《⽣产⽅式和社会形态》(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London,Macmillan,1977)。)。在政治科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成果是相当贫乏的。
尽管，N.普兰察斯(Nicos Poulantzas)的⼯作在更具趣味性的⽅⾯进了⼀步，然⽽他已经丧失了早期的阿尔都塞派的灵感(注：参见B.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P.赫斯特(Paul Hirst)：《⽣产⽅式和社会形态》(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London,Macmillan,1977)。参见N.普兰察斯(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权⼒，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NLB,1978)。对于这个时期该研究领域的⼀种透彻的总看法，在国家的资本—逻辑理论(Capital-Logic Theories)⽅⾯，包含了直到现在都如此相当难以理解的争论。参见B.杰索普(Bob 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The Capitalist State.Oxford,Robertson,1982)。)。
阿尔都塞曾经是并且仍旧是⼀位法共党员，他的严厉和严格的理论曾被作为对于⾰命的阶级⽃争的⼀个贡献，由于在这后⼀个⽅⾯(即政治科学⽅⾯)缺乏成效，阿尔都塞这颗明星变得暗淡了(注：对阿尔都塞的更为建设性的评价，参见T.本顿(Ted Benton)的精彩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阿尔都塞及其影响》(The Ri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Althusr and His Influence.London,Macmillan,1984)。更新的，参见E.卡普兰(E.Ann Kaplan)和M.斯普林克(Michael Sprinker)编辑的《阿尔都塞派的遗产》(The Althusrian Legacy.London,Verso,1993)；以及G.伊⾥
韦伯词典奥特(Gregory Eilliott)的《阿尔都塞读本》(Althusr:A Critical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4)。)。他的部分精神遗产⼗分荒唐地被⽤作巴黎式的知识分⼦精英们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甚⾄反马克思主义的快速旅⾏中的⼀个的换车站。但是，如果说阿尔都塞的⾃我参照式的严格是难以忍受的，那么，葛兰西(Gramsci)的更为灵活的思路则是可以承受的。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不满意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对于社会变⾰的过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的解释，葛兰西对于这些⼈来说，变得有吸引⼒了。他的《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的英⽂版
释，葛兰西对于这些⼈来说，变得有吸引⼒了。他的《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的英⽂版(注：Q.霍尔(Quentin Hoare)和G.N.史密斯(Geoffrey Norwell Smith)编辑。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71)出版于1971年，公平地说，这部著作是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但是，另⼀些⼈希望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达成某种妥协⽽不是坚持法国共产主义者的离群索居(bande à part)态度，对于这些⼈来说，葛兰西更具有吸引⼒。对于承担道义的知识分⼦来说，葛兰西所表现的是⼀个建设性的⾓⾊。他的关于领导权的见解是对资本主义在西⽅资产阶级民主中兴旺发达的能⼒这个难题的答辩。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换句话说，如此彻底地为它的知识分⼦所普及，以⾄于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常识”。韦伯(Weber)所分析出来的官僚的和技术的理性主义，其功能在于抑制⼯⼈阶级的任何创造的、创新的积极性，曾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部分。葛兰西考虑到这样⼀种亲⾝体
验，即对于⼤多数情况来说，统治阶级不必求助于暴⼒去维持它的统治，去作为他的理论核⼼，“这⼀点同样是可能的，即去断⾔：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正是关于领导权的历史的、政治的概念”(注：转引⾃A.戴维森(Alistair Davidson)：《安东尼奥·葛兰西：⼀个知识分⼦的传记》(Antonio Gramsci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London,Merlin,1977.PP.260)。因此，所有涉及舆论制造的领域(媒体以及从⼩学到⼤学的教育)都变成了旨在使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成为成⼈常识的阶级⽃争的重要阵地。许多激进分⼦宽慰地感到，写⼀本书可以像建筑街垒⼀样是⾰命的。葛兰西还具有哲学上的宽容的优点：他的思路正像可以与温和的阿尔都塞主义联姻⼀样，也易于与传统的社会主义⼈道主义结盟。他的思路在政治⽂化⽅⾯也是⼀个多元主义的，在这⽅⾯，意⼤利共产党不像法共，⼀直长期坚持⾛不同寻常的民族的共产主义道路。或许更加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讲得更恰当。与前⼀个⼗年相⽐较，20世纪70年代后期具有的特征恰好与葛兰西著名的⼝号标语式的说法相⼀致：“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但是，意志应当指向什么?《今⽇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的演进，即从⼀个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期刊到⼀个培育了现在的新⼯党(New Labour)中的许多杰出⼈物的杂志，引⼈注⽬地显⽰了葛兰西派的思路能够变得多么具有适应性。merry christmas是什么意思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和苏联的幻想破灭了，M.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他的最亲近的合作者阿多诺从20世纪20年代的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那⾥汲取了⼀些灵感，例如，科尔施和卢卡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哲学维度。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作集中在物化的思想上⾯，⽽这⼀
思想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书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卢卡奇所强调的总体性(Totality)的观念有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纠正对于上层建筑诸要素的相对的忽视(注：⾄于卢卡奇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和他的著述的⼴泛性，参见A.卡达基(Arpad Kadarky)编辑的《卢卡奇选集》(The Lukács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5)。)。但是，他们的⼯作远远超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格尔的维度的复述。对于霍克海默⽽⾔，⿊格尔的包括⼀切的唯⼼主义具有清静⽆为的政治的意味，⽽且，他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等⽭盾最终地归纳为某些基本的同⼀性的偏好，削弱了思想的批判性，因⽽减少了世界中的现实变化的可能性。此外，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关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恢复某些基本组成部分的元⽓，⽽且他们还有兴趣试图将与原本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如精神分析，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甚⾄在哲学领域，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样)早年也曾受到过唯⼼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例如叔本华、康德，以及像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Bergson)等更加晚近的思想家们的“⾮理性主义”，他把它看作是对于抽象⼀致性的⼀种反抗，这种抽象⼀致性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益压迫着个⼈。他们的批判理论试图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名⾔“启蒙思想的⾃我毁灭”⽽进⾏调查研究。启蒙运动曾经产⽣了⼀种⼯具理性，它的功能是对⾃然⾏使⼀种技术控制。任何事物只要不合于计算、不适于实⽤就都要受到怀疑，即使在⽂化领域，启蒙思想不是随着前资本主义秩序的压制之崩溃⽽创造出⼀种多样化的解放的⽂化，⽽是使它⾃⼰变得⼯业化了。作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们，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曾经对⾃然和权⼒的发展变得有兴趣。并且，特别地试图将弗洛伊德的⼯作整合进他们的分析之中，把家庭看作连接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必不
可少的环节。在这⽅⾯，E.弗洛姆的早期著作曾是杰出的。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注：Herbert Marcu,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Freud(London,1969).)在极⼤程度上利⽤了弗洛伊德去显现⼀种社会的乌托邦美景，在这个社会中，劳动被⼀种审美活动所取代，这种活动将最终消除死亡本能的影响⼒。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特征。但是，与此同时，后期法兰克福学派则充满了⼀种晚期深刻的⽂化悲观情绪，并在美学那⾥找到了它最喜爱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了两部著作，M.杰伊(Martin
Jay)的关于这个学派的主要历史的著作(注：M.杰伊：《辩证的空想：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1923-1950)的历史》(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arch 1923-1950.Boston,Little Brown,1973)。⼜参见R.威格豪斯(Rolf Wiggerhaus)的《法兰克福学派：它的历史、理论和政治意义》(The Frankfurt School:Its History,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Cambridge,Polity,1994)。)和F.詹姆森(Frederick Jameson )的覆盖范围⼴泛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注：Frederich Jameson,Marxism and For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这部书建⽴了⼀个⽤于研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迄今尚要被超越的规范。以阿多诺和本杰明(Benjamin)的研究⼯作为理论基础，特别丰富、种类繁多的美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注：例如，参见M.杰伊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Marxism and Total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Press,1984)。)。并且，在作者们当中，
更为普遍地批判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例如D.赫尔德(David Held) (注：参见D .赫尔德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的管理⽅式》(Democracy and Global Order: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Cambridge,Polity,2nd edn,1996)。)。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美学的强烈爱好，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最近20年间⽇益增长的政治学的审美化的先见之明。以空想为基础的宏⼤叙事的影响⼒的下降已经导致了对于趣味和选择的重要性的强调，与之相伴随的是超级市场的涌现，它是特定的模型，可以⽤于社会理解和消费者们进⾏选择与混合的分析，亦即分析政治⾏为的关键。确实，⼀个稳定的现实和⼀个稳定的对于⾃我的构想的消失是与最近的经济学的发展相并⾏的，⽐如在⾥根和撒切尔时代表⾯化了的反计划的观点。“⾃由的”市场的⽀配地位导致了⼀种经济学上的和伦理学上的⽆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马克思的名⾔来
观点。“⾃由的”市场的⽀配地位导致了⼀种经济学上的和伦理学上的⽆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马克思的名⾔来说，所有稳固的都化为乌有。在社会的和经济的⽣活⽅⾯，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度加重了稳固性缺乏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助长了这种加速度。这种“后现代主义”，当它开始为⼈所知的时候，⽤这些最重要的分析家们中的⼀个⼈的话来说，可以被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化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信息社会”不仅⽣产新的语⾔理论，⽽且运⽤这种逻辑，“今⽇的艺术创作已经开始被⼴泛地整合成为商品⽣产：表⾯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新颖的商品(从服装到飞机)所展现的新的浪潮，这种狂乱的经济上的紧迫现象，其周转率⽐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这样⼀来，将⼀种⽇益增长的基
本结构上的功能和地位转让给审美创新和实验”(注：F.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1,PP.4.)。在这类社会中，推销政治学就像贩卖啤酒⼀样，精美的包装法和编造极其重要的，那⾥的时空⽇益为信息⾼速公路所压缩，那⾥的新闻报道被指称为说谎者，⽽装备有杀⼈武器的民族国家则被指称为赌徒，这并不令⼈感到惊奇，现实变成了虚拟，⼈们开始丧失了任何对他们个性的确定的构想能⼒。对于后现代主义记述得最好的两部著作出⾃于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著作：詹姆森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出⾃法兰克福学派的视⾓，⽽哈维(Harvey)的《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注：D.哈维(David Harvey)：《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0)。)则出⾃早期恩格斯的更多地以经验(或观察)为依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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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后现代主义兴起⽽来的是所谓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益增长的政治声望，鉴于他们的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想丧失其⾃⾝的同⼀性的话，很难与之妥协。那些⼈像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样，将社会中的经济要素作为根本，从某些意义上说，倾向于根据⼈们所归属的社会阶级去划分⼈群，并且⼀般说来，⽆论如何在说明⼈们的态度和⾏为⽅⾯是从那⾥起始的。但是，尚存在着许多可供选择的划分社会的⽅法。通常看上去，⽤这些⽅法划分要⽐根据阶级进⾏划分具有更强的说服⼒，其中的⼀个显然是根据种族划分：即⽣来固有的差别存在于⿊⼈与⽩⼈之间，⽽不是存在于⼯⼈与资本家之间。另⼀种⽅法或许是根据民族，现在像以往任何时候⼀样，这种划分如果过于强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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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难于忍受的。或许根据性别划分的意义实际上更为深远，性别是最重要的社会差别，也就是⼥⼈与男⼈之间的差别和冲突，⽽不是⽆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差别。⽽⼥⼈被男⼈剥削则构成了⼈类历史的基本线索。最近⼏⼗年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些最令⼈感兴趣的⼯作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与⼥权主义之间互动问题的研究⼯作： J.⽶切尔(Juliet Mitchell)和M.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的著作探讨了这个基本的两元对⽴：它究竟是属于劳动的问题还是属于性的问题?或者⼆者能够通过⽗权制社会的观念⽽被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说，妇⼥的家庭劳动在维持资本主义⽣产关系⽅⾯究竟扮演什么⾓⾊(注：J.⽶切尔：《妇⼥的地产权》(Women's Estate.Harmondsworth,Penguin,1971)和M.巴雷特：《今⽇妇⼥的压迫：马克思主义与⼥权主义的冲突》(Women's Oppression Today:the Marxist/Feminist Encounter.New York,1990)。⾄于家务劳动⽅⾯的争论，参见D.库利(Diana Coole)的《政治理论中的妇⼥》(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1990)。此外，还有⼀种不带偏见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参见L.沃格尔(Li Vogel)的《马克思主义和对妇⼥的压迫》(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London,Pluto,1983)和由V.布赖森(Valerie Bryson)撰写的有益的⼀般性概述，《⼥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导论》(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1992)第13章。)?我们再回到原话题，⽣态政治学的应⽤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有⼀种内在和固有的看法，即⽣产⼒的增长将会⾃然⽽然地产⽣⼀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由资本主义共有的。由于⾃由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同⼀社会的产物，因⽽它们合⽤属于那个社会的许多假定(注：在这个研究领域⾥的许
多难题，由于H.帕森斯(Howard Parsons)的意料之中的缺乏资料⽽得以说明，这些资料汇集在他的汇编之中，乐观地题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态》(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Westport,GreenWood,1977)。资本主义也公开赞扬，如果市场的⼒量被允许⾃由地发展，那么我们所有的⼈最终⽣活都会富裕起来，⾄少在它的有别于内容的许多形式中的⼀种是这样认为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具有这样⼀种信念：如果⽣产⼒的发展不受束缚，最终将会解决我们所⾯临的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显，这种观点在最近20多年间⼀直承受着很⼤的压⼒。因为，这种关于⽣产⼒发展的信念，其有害的⽣态后果(实际上还有道德上的和精神上的后果)，每⼀个⼈事实上都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注：⾄于马克思主义与环境问题之关系的论述，参见R.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马克思主义与⽣态学》(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心理防御机制然⽽，⼀般说来，许多从事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都⼀直在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社会运动、⾝份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和后现代主义。他们把它看作是对于旧的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颠覆，因⽽表明了⼀种极端多元主义的(Ultra-Pluralist)社会突现，在这种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集体社会实践能够盛⾏。这种时尚得以继续下去，则是由于⼈们觉察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够认识到所有政治类型的现代国家官僚政治所造成的对于民主⾃⾏组织(Democratic Self-Organization)的威胁。这能够在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注：尤其参见J.科恩(Jean Cohen)和A.阿拉托(Andrew Arato) 的内容充实的著作《公民社会和政治学理论》(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MIT Press,Cambridge,1992)。⼜
见V.佩雷兹-迪亚兹(Victor Perez-Diaz)的《公民社会的复归：民主的西班⽛的突现》(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2nd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8)。)找到根据，⽽且，在最近的东欧的温和⾰命中找到更多的证据(注：参见哈夫尔(Havel)和鲁普尼克(Rupnik)⼆⼈的⽂章，刊⼊J.基尼(John Keane)编辑的《公民社会和国家：新欧洲的远景》(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London,Verso,1988)。在这种语境之中，并不出⼈意料，这种公民社会的观念已经引起了⼀种显著的政治思想的复归：统⼀的国家作为⼀种道德的规划已经失败了。⽽公民社会连同这个社会的各种制度、社团(Clubs)、专业协会以及压⼒集团(Pressure Groups)，则被看作是这样⼀个领域，在那⾥，⾝份政治学的多样性能够得到培育。这种思路的⼀个范例就是拉克劳(Laclau)和莫菲(Mouffe)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它采取了福柯主义的研究⽅法，其中的后结构主义对于话语的强调消解了思想与物质实在之间的任何区别(注：E.拉克劳(Ernest Laclau)和C.莫菲(Chantal Mouffe)：《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1985)。⾄于⼀种更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Account)，则参见E.伍德(Ellen Wood )：《反资本主义的民主》(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第8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