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汉地早期造像记的发展—基于印度视点的考察秋季运动会通讯稿
细讨论，论证并分析了中古早期造像记文本结构的印度来源，并推测早期在华生活的胡人佛教徒是传播的媒介。[1]姜虎愚的文章把视野投向印度，开启了中古造像记的新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佐藤智水根据文本结构把汉语造像记分为A、B两型[2]，后续学者也大多参考佐藤智水的分类进一步分析。典型的A型造像记例如：
大魏太平真君三年岁次壬午正月戊寅朔十有八日乙未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鲍篡、单宦在台、减身口之储、为父前邢邢令、亡母王造兹石浮屠、大涅槃经一部。愿皇帝陛下、享祚无穷、父身延年益寿、父母将来生弥勒佛前、合门眷属、普蒙十一余福、子子孙孙、咸受福庆。[3]
铭文结构上包括时间、造像者、发愿动机、受益对象和愿目。B型造像记例如：
夫圣觉潜晕，绝于形相，幽宗弥邈，攀寻莫晓。自非影像，遗训安可崇哉。是以比丘尼法阾感庆往因，得育天机。故献单诚，为女安乐郡君于氏嫁耶奢难陀，造释迦像一区，愿女体任多康、众惚永息、天算遐纪，亡零加助。正光四年正月廿六日。[4]
B型造像记大致与A型结构类似，但起首通常包括对于佛法和造像意义的认识，并且普遍更长。
姜虎愚认为A型较为基础，而更复杂的B型造像记是在A型基础上本地化后发展出来的铭文格式，因此
其论文主要关注A型汉语造像记，认为是受到印度“一般大乘型”的格式影响。这一点，笔者也较为认同。不过，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2至5世纪）发愿文的整体分析，对于汉语造像记从初出、发展，至固定的A型汉语造像记这一过程有一些不同看法，谨在此提出以供讨论。
一、印度发愿文的几种格式
在进入正题前，有必要对印度发愿文的文本结构发展具备一些基础认识。因为笔者不是印度铭文的专家，所以本文有关印度以及中亚地区发愿文的部分，很大程度上需要参考欧美和日本学界积累的大量研究。[5]考察海因里希 · 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6]、斯坦 · 科诺（Sten Konow）[7]、静谷正雄[8]整理的印度和中亚地区发愿文汇编，可以发现印度文化圈内的发愿文书写也历经发展，存在几种不同的格式。其中，姜虎愚认为，和汉地造像记最直接相关的就是以下通常被称之为“一般大乘型”[9]的铭文格式：
deyadharmo’yaṃ ... yad atra puṇyaṃ tad bhavatu ... sarvasatvānām anuttarajñānāvāptaye.
句首“deyadharmo’yaṃ”后加供养人身份和名字，可以翻译为“这是来自(供养人身份和名字)的虔诚的礼物”；“yad atra puṇyaṃ tad bhavatu”是从句，可以翻为“愿以此福”；最后“sarvasatvānām anuttarajñānāvāptaye”前可自由安排，通常为所要突显的福报受益对象，如父母、师僧等，翻译为“（
可自由安排的某某乃至）一切众生得无上智”。
格里高利·邵鹏（Gregory Schopen）通过对于供养人身份的分析，论证了这一铭文格式虽然与大乘经典没有直接联系（例如邵鹏指出铭文中用anuttarajñāna无上智，而不是大乘经典中常见的anuttarā samyaksaṃbodhi无上正等正觉/无上道[10]，
匈牙利语[1] 姜虎愚：《中古早期造像记的文本结构及其来源》，《文史》2019年第2辑。
[2] [日]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史学杂志》1977年第86期。
[3] 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4] [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彫塑篇》，日本东京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5年版，第218页。
[5] 本文主要参考[美]格里高利·邵鹏（Gregory Schopen）的论文，Gregory Schopen, Indian Monastic Buddhism Collected Papers on Textual, Inscriptional and Archeological Evidenc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Publ, 2010);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 (Honolulu: U
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Buddhist Monks and Business Matters still More Papers on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4).另外，还有欧美和日本学者的印度和中亚佛教发愿文汇编，见注释[9]至[11]。
[6] Heinrich Lüders, Mathurā Inscription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1).
[7] Sten Konow,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 of Aśoka (Varanasi: Indological Book Hou, 1969).
[8] [日]静谷正雄：《インド仏教碑銘目録》，平楽寺書店1979年版。
[9] 姜虎愚：《中古早期造像记的文本结构及其来源》，《文史》2019年第2辑。
[10] 梵语翻译根据[日]荻原云来：《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编纂刊行会1979年版，第58页。
98艺术学研究 2020年第4期
另外有关廻向概念的表达也与经典不一致），但推测与4世纪开始的大乘佛教信徒增长有关。[1]
格式高度统一的“一般大乘型”铭文在4世纪出现，并在后贵霜时期成为主流。[2]然而，发愿文写作在公元前就已经在印度和中亚地区广泛流行，尤其是贵霜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部派佛教发愿文，以下仅列举几例：
大小写
1. +(d)ā(na)ṃ bh(ik) ṣus(y)a b...+... m(i)trasya v(o)jya + (vaśi)kasya + (mātap)i + (tṛ)ṇa (abhyat)itaka + laga(tā)nāṃ pujāy(e) + bhavatu sa(dh)yivi + harīsya dharma(d)ev(a)s(y)a + ar(o)g(a)dākṣiṇ(a)y(e) (bha) vat(u). [3](Lüders, Mathurā Inscriptions §44)
V ojyavaśika mitra比丘布施（dāna），愿供养死去的父母（pujāye bhavatu），愿共住者（sadhyiviharī）Dharmadeva无病（arogadākṣiṇaye bhavatu）。[4]
2. Bhikhusa budhav(ā)lasa dān(a) māt(ā)pit(r)in(a) pujāye savasav(ā)n(a). (Lüders, Mathurā Inscriptions §90)
Budhavāla比丘布施，作为向父母和一切众生的供养。[5]
3.Saṁgharakshi(dasa da)na saṁghe chadudiśe Uraśaraje acharya(ne)na Kashyaviyana. (Konow,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p.89)
Saṁgharakshida布施，为了Uraśa王国迦叶部诸师（acharyanena Kashyaviyana）的四方僧伽（saṁ
ghe chadudiśe）。[6]
4. Saṁ 20 20 20 20 4 4 1 Ma(rgaśi)ras(r)a masi 4 1 iśe kshunami niryaīde ime deyadhar(me) Dharmapriena shamanena ... (puyae)upajayasa Budhapriasa puyae samanuyayaṇa arogadakshinae. (Konow,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p.172)
89年，Ma (rgaśi) ras月5日，这些是由沙门（Dharmapria）的布施，为了供养……，为了供养和上（upajaya，梵语upādhyāya）Budhapria，愿赋予他的同辈弟子无病。[7]
5. Maharajasya rajatirajasya devaputrasya Kan(i) shkasya saṁva(t)śare ekadaśe saṁ 10 1 Daīsi(ṁ)kasya masas(y)a diva(ṁ) aṭhaviśe di 10 4 4(aya)tra diva bhikshusya Nagadatasya dha(rma) kathisya acharya-Damatrata-śishyasya acharya-Bhave(va)-praśishyasya yaṭhiṁ aropayata iha Da(ma) ne viharasvamiṇi(ṁ) upasika(Ba)lanaṁdi (ku)ṭiṁbini Balajaya mata cha imaṁ yaṭhipratiṭhanaṁ ṭhapa(i)chaṁ anu parivaraṁ dadariṁ Sarvasatvanaṁ hitasukhaya bhavatu. (Konow, Kharoshṭhī Inscriptions p.141)大王、诸王的王、天子Kanishka11年（通常认为是139年），Daisios月18日，轨范师（acharya，梵语ācārya）Damatrata的弟子Śishya，轨范师Bhava 的弟子的弟子，说法师（dha（rma）kathi）Nagadata 比丘在Damana地立柱之时，寺主（viharasvamiṇi）（
Ba）lanaṁdi优婆夷和其母—Bala之妻(Ku) ṭiṁbini—布施立柱的围栏（parivara），愿一切众生获得利益安乐（sarvasatvanaṁ hitasukhaya bhavatu）。[8]
jenny mccarthy
以上5例发愿文格式各不相同，其实是反映了整体贵霜时期发愿文写作的高度自由，这一点可能与部派的多样性有关。虽然内部缺乏统一的格式，贵霜时期部派铭文和后贵霜时期普遍流行的“一般大乘型”铭文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邵鹏在分析“一般大乘型”铭文的形态发展时有过讨论。[9]具体
[1] Gregory Schopen, “Mahāyāna in Indian Inscriptions,”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227-239.
[2] 也因此吕德斯称其为后贵霜时期的一般性铭文格式 (the ordinary phra of post Kuṣān Buddhist inscriptions)，Heinrich Lüders, Mathurā Inscriptions, 189. [3] 本文中的所有引用，均沿用引文出处原书（见引文后的括号内）的转写规则。
[4] 翻译参照[日]静谷正雄：《インド仏教碑銘目録》，第51页（第590条）。
traco[5] 翻译参照[日]静谷正雄：《インド仏教碑銘目録》，第57页（第627条）。
nce[6] 翻译参照[日]静谷正雄：《インド仏教碑銘目録》，第133页（第1728条）。
[7] 翻译参照[日]静谷正雄：《インド仏教碑銘目録》，第139页（第1758条）。
[8] 翻译参照[日]静谷正雄：《インド仏教碑銘目録》，第146页（第1780条）。
[9] Gregory Schopen, “Two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in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39-41; “The Inscription on the Kuṣān Image of Amitābha,”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267-268.
99汉地早期造像记的发展—基于印度视点的考察
来说，在行文习惯上，“一般大乘型”必然遵守前文提到的“一般大乘型”格式，即以deyadharmo’yaṃ开头，跟随以yad从句，最后以sarvasatvānām anuttarajñānāvāptaye结束，而贵霜时期部派铭文则不受格式和习惯用语限制。如在表达某人的布施时，例1、2、3使用了布施、供养（dāna）[1]，而例4使用了施入物（deyadharma）[2]。另外，贵霜时期部派铭文通常直接在句末表达所希望的福报转化，
如例5的“愿得利益安乐（hitasukhaya bhavatu）”、例1的“愿得供养（pujāye bhavatu）”“愿得无病的赋予（arogadākṣiṇaye bhavatu）”等，而不是通过“一般大乘型”格式中规定的“愿以此福（yad atra puṇyaṃ tad bhavatu）”从句中介。除了文本写作上的区别，邵鹏指出部派铭文和“一般大乘型”铭文在发愿的内容上也有显著差别。[3]在贵霜时期的部派铭文中，当转移布施所产生的功德给他人（父母、师僧）时，可以不表明功德具体的转化方式而仅仅是增加受益人的福报，为某人供养（例2）。另外，当铭文包含福报的具体转化方式时，虽然教义追求的解脱轮回这一目的也时常出现，但更常见的福报转化是应用在世俗生活中，例如祈求对于某人无病的赋予（例1、4）。与此相反，“一般大乘型”铭文中福报的转化从来只有一个目的，即为取得无上智。这是“一般大乘型”铭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在受益对象上部派和“一般大乘型”铭文也有不同。“一般大乘型”铭文中，福报虽然可以廻向给特定强调的对象（父母、师僧），但一定包含一切众生。贵霜时期部派铭文虽然有时包含为一切众生的发愿（例2、5），但也可以只是为特定的个体积累福报（例1、3、4）。总结以上分析，贵霜时期的部派铭文和之后的“一般大乘型”铭文在书写格式、福报转化方式以及受益对象上有明显差别。明确这点之后，我们可以在下文中针对早期汉地铭文，分析它们结构和内容上的具体印度来源。
二、汉地早期外文题记
在考察汉语造像记吸收印度因素的渠道时，姜虎愚提到了中国发现的仅有两件外文题记（都是佉卢文），认为以其为代表的外来语题记在汉地的流通提供了可供汉语造像记模仿的原本。[4]不过，这两
pitch black
件佉卢文的发愿文是否属于“一般大乘型”，并且是否对A型汉语造像记有直接影响？接下来笔者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英文转换器
第一件井阑题记出土地无法确认，但最早的报告者记录其出自洛阳。[5]因为铭文中的年代已经无法判读，我们主要依靠布拉夫（Brough）基于语言学的分析，认为是2世纪末或3世纪初的作品。布拉夫同时也提供了铭文的转写和翻译：
s aṃvatsara’e… ···年···
…daśa 10 4 1 ···15日 这寺庙···
…caduradiśa saghammi… ···四方僧伽···
…sarvaṣa puya’e bhavatu. ···愿供养一切众生。[6]铭文虽然残缺，但是不管是用语“四方僧伽”，还是文末单纯“供养一切众生”，而不具体指明是为了取得无上智，都说明这件制作于汉地的佉卢文题记是继承了贵霜时期的部派铭文书写传统，而非4世纪后出现的“一般大乘型”。这一结论通过井阑题记的年代也可以得到确认。
第二件题记可以确认出自长安，錾刻于1979年陕西长安县出土的一件铜佛坐像的台座下缘。林梅村提供了铭文的转写和翻译：
citaka sapana eda buca maregaputre pastaka videḍame pujaya bhava(t)u
此佛为智猛（Citaka sapana）所赠（或制作），谨向摩列迦（Maregaputre）之后裔，弗斯陀加慧悦
[1] 梵语翻译根据[日]荻原云来：《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第576页。
[2] 梵语翻译根据[日]荻原云来：《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第607页。
[3] Gregory Schopen, “Two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39-41.
[4] 姜虎愚：《中古早期造像记的文本结构及其来源》，《文史》2019年第2辑。
calculator[5] 有关这件铭文的讨论并不算多。最新、最全面的关于这件铭文的真伪、发现地点和内容的分析，参见John Brough,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4, no. 3 (1961): 517-530.
[6] John Brough,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517-530.
100艺术学研究 2020年第4期
（Pastaka videḍame）致意（本文作者注：此处可翻译为供养，原文为pujaya bhavatu）。[1]
根据铭文的语言学特征、佛像的风格以及洛阳的历史发展，林梅村把铭文的制作时间定为4世纪末。这一结论目前被广泛采用。尽管年代上使得这一佛像铭文有受到“一般大乘型”影响的可能性；铭文简单的格式，以及只是单纯为特定个体积累福报，而非为一切众生取得无上智，说明这件铭文也更接近部派佛教铭文的写作习惯。
对仅存的两件外文题记的具体分析，说明它们并不属于“一般大乘型”。不过，这并不否定汉地有接触到印度“一般大乘型”铭文原本的可能性，从而发展出汉语A型造像记的条件基础。相反，以上分析说明至迟在2至3世纪，汉地就已经存在同时期部派佛教书写奉献铭文的习俗，而传播的渠道应当是早期入华的胡人僧侣和佛教徒。例如，林梅村推测第一件井阑极有可能是定居洛阳的月氏侨民的遗物，而长安也居住着很多来自贵霜、天竺、粟特和安息的胡人。[2]以上分析明确了早在2至3世纪，汉地就存在着由早期入华胡人所制作的、印度影响下的发愿题记，那它们对同时期的汉语造像记是否以及如何施加了影响呢？
三、3至4世纪的汉语造像记
现存汉地最早的汉语造像记实物，是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所藏后赵建武四年(338)鎏金佛像。遗憾的是，佛像背面台座部分损毁，铭文大部分佚失，余下“建武四年岁在戊戌八月卅□（□代表一字欠缺），比丘竺□□□慕道德（佚失）及（佚失）生”过于残缺，无法作为研究对象。虽然3至4世纪的铭文缺乏实物资
料，所幸文献资料中转载了一些早期汉语造像记，为认识早期汉语发愿文的形态提供了珍贵资料。不过，不同于客观发现的实物，转载的造像记的史料可靠性如何评判，如何甄别转述的铭文中可能存在的刻意作伪、或无意地误读等情况，是我们使用这些二手转述的造像记前必须解决的问题。韩国学者金玟求（Kim Minku）在其博士论文《图像崇拜的诞生》（The Genesis of Image Worship）中分析了佛教铭文转录的历史现象以及汉地采碑的传统，考察了全体文献中存在的早期铭文，并举出了其中他认为可靠的记录。[3]本节将参考金玟求的研究，选择二手转述的造像记进行分析。
《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晋太始二年（266）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勗造”，可能是文献记录中最早的相对可靠的造像记。[4]金玟求对于这条铭文的认可基于铭文中的历史信息。《晋书》记载荀勗在265年被任命为中书监，并且同年从许昌赴任洛阳。铭文所显示的历史信息和《晋书》的一致性，使得铭文从洛阳的私宅地下被发掘这一来历尤为可信。不仅铭文的历史细节符合史实，而且因为547年成书的《洛阳伽蓝记》早于644年完成的《晋书》，消弭了铭文是基于后世史料伪造的疑虑，使得我们可以基本放心使用这件造像铭文进行具体分析。[5]
第二件可靠的铭文信息来自《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秦建元二十年（384）四月八日。于长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曰。幸遇遗像。是以赖身之余。造铸神摸。若诚感。必应愿使十方同福。”[6]金玟求注意到铭文中的“泥曰”，是nirvāna的早期音译之一，在3至4世纪常见，之后被“涅槃”取代，在道宣的时代已经几不可见了。因此，铭文中的“泥曰”用
[1]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208页。
[2]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第202—203页。
[3] Kim Minku, The Genesis of Image Worship: Epigraphic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PhD, disrtation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1), 279-405.
[4] 《洛阳伽蓝记》卷一（CBETA2019.Q2, T51, no. 2092, pp. 1003c14-16）。不过，Kim Minku还列举了三国时期的两条记录，但通过文本分析，金玟求承认这两条更早的铭文的历史真实性会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不纳入考察。参见：Kim Minku, The Genesis of Image Worship: Epigraphic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339-360.
downtown是什么意思[5] Kim Minku, The Genesis of Image Worship: Epigraphic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361-388.
[6]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CBETA2019.Q2, T52, no. 2106, pp. 422b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