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体系的世代交叠ＣＧＥ模型：一个研究综述
勃朗特
[奥斯卡经典影片摘要]养老保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它的经济效应往往不易衡量。对养老保障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研究方法和侧重也各不相同。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发现由于养老保险跨越几代人，世代交叠模型对代际和代内福利的分析具有优势，进而容易了解养老保险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从而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值得借鉴的量化结果。本文总结了世代交叠模型理论研究和实证模拟两方面的结论，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界定了当前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并对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世代交叠模型后续研究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 养老保险 世代交叠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
养老保险从实践到理论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实践方面看，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倍受困扰。从理论方面看，养老保险涉及多个领域：它的资金筹集具有和税收等同的效应，它的资金使用属于公共支出理论范畴，它对两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它还直接改变社会成员在代内（Intra-generation）和代际（Inter-generation）的福利。
因此，养老保险理论可以认为是税收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劳动经济学、金融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世代交叠理论等的综合。
一、国外研究现状substr
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880年代的德国，二十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之后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不断深化，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专题研究领域。
1.养老保险理论的发展
早期的养老保险理论始于192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既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又可以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来实现社会公平。凯恩斯学派主张对老年人、失业者等收入能力弱的人加以保障和救济，可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削弱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险研究主要是概念上的定性考虑，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一些和养老保险相关的定量研究。
养老保险本质上是一种代际福利交换关系，Lerner（1948）在研究政府债务问题时，注意
beside是什么意思到了代际福利的不同负担。Lerner把政府债务分为内债（Internal Debt）和外债（奥运男足巴西夺金External Debt），他认为两者导致的代际负担是不同的。首先，内债不会对未来代产生负担，原因是这些债务仅在未来代成员之间分配。当成员A偿还债务给成员B时，A的消费能力降低，但B的消费能力相应上升。从总体上看，未来代的总体消费水平没有发生变化。Musgrave形容这种观点为“从右手交给左手”。但如果是外债，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政府借外债来为某个公共支出项目（譬如社会保险）融资，现存代的消费能力提高，但未来代要偿还这笔债务，规模为本金加上利息，其消费能力相应削减。这样未来代实际上负担了这笔外债，除非政府将外债用于投资项目。如果项目的收益率高于外债利率，未来代福利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收益率低于外债利率，未来代福利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由于Lerner对“一代人”的界定是在给定时期内所有存活的人，其定义过于笼统，之后的学者（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对此加以改进，将“一代人”限定为同一时期出生的人。这样，在任一给定时期，就有很多不同代的人交互作用在一起，因此被称为世代交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 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代际福利后来成为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世代交叠则成为养老保险领域的基本动态模型。之后养老保险开始分化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般认为，对养老保险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1970年代的Feldstein，他专门考察了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的影响。Feldstein认为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有三种不同的效应，即财富替代效应（Wealth Substitution Effect）、退休效应（Retirement Effect）和遗产效应（Bequest Effect）。这三种效应中，财富替代效应会减少国民储蓄，而退休效应和遗产效应会增加国民储蓄，因此总效应是未知的。Feldstein（1974）对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财富替代效应占据主要地位，导致的国民储蓄减少大概为 2/3 。在后续研究中（1981），他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计算得到的储蓄率减少有所降低，不过替代效应依然明显。然而这一领域目前并未形成定论。如Leimer和Lesnoy（1982）的研究显示，和Feldstein的结论相反，养老保险对国民储蓄的总效应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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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很显著。从资金来源看，工业化国家的养老保险筹资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障税。1960年代，Harberger（1962）等学者大力发展了税收负担（Tax Incidence）理论，定量研究的税收理论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保障税的研究随之发展，其中以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负担理论最为透彻。税收负担理论认为社会保障税是对劳动力市场征收的从价税，如果劳动力供给弹性不变，需求弹性越大，税率变动对均衡净工资的影响越大，劳动力提供方承担更多的负担；当劳动力供给弹性或需求弹性很小时，劳动力均衡数
量变动很小，基本不受税率的影响。Engen和Skinner（1996）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美国男性的劳动力弹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供给弹性在0~0.1之间，他们推断社会保障税上涨对劳动力均衡数量的影响很微小，实证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推断。
养老金的使用情况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其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个人退休时机的选择上。Gruber和Wi（1999）对11个工业化国家的养老金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法定退休年龄对真实退休年龄影响很大。譬如，1930年的美国没有养老保险体系，超过65岁的男性仍有54%在工作；而在1990年，养老保险已经实现完全覆盖，超过65岁的男性就仅有17%仍在工作。
为了更好地反映养老保险在财政政策中的跨期影响，Auerbach，Gokhale和Kotlikoff（1991）提出了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概念。此前，无论是投入产出表、社会核算矩阵、还是财政预算科目，都不能很方便地反映各代之间的福利平衡和隐性债务问题，而代际账户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代际核算方法指明了政府要遵循代际预算约束，即政府将来所有支出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成员的代际账户值与未来所有代的成员的代际账户值之和。使用代际核算方法为研究养老保险问题提供
了一个很好思路，相对其它核算方法，它更加关注资金在政府和成员之间的分配，明确地体现了隐性债务问题，更好地反映了代际之间福利状况。另外代际核算方法不但考虑财政政策和代际分配政策的短期影响，更衡量它们的长期影响。这种方法自从1991年被提出后，美联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采用这套核算体系来分析养老保险等长期财政政策，目前有近30个国家开始引入该核算体系。
此外，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的方法来研究养老保险的趋势值得注意（Vincenzo，Profeta，2002）。这类研究往往从公共选择角度，用投票机制考查养老保险。Casamatta，Cremerand和Pestieau（1999）把个体投票者按年龄和收入分类，设计了一个两代养老保险模型。模型显示，中等收入成员逐渐成为投票主体，往往导致现收现付体系成为多数票（Majority Voting）选择。
在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方面，世界银行下属的人力发展网络社会保障小组将主要用于商业保险公司的精算原理推广到更大范围——即一个地区或国家，配合其它数学模型，开发了“养老金改革方案模拟工具包”（Pension Reform Options Simulation Toolkit，即PROST）。PROST以人口状况、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形势等统计资料作为依据，可以模拟未来近百年
的人口结构、养老保险金收支和隐性债务发展趋势等情况。PROST目前在80多个国家运用，已成为养老金改革的标准精算软件。我国在辽宁省进行养老保险试点过程中，应用PROST精算出未来50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和隐性债务，为有关部门和决策机构制定养老保险政策、编制养老保险预算提供重要依据。
2.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以上理论大部分属于局部均衡分析。局部均衡理论可以分析相当多的养老保险问题，而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功。然而局部均衡的局限在于割断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因此，在考察养老保险这类涉及领域众多、对经济整体冲击显著的问题时，局部均衡分析有时就与实际情况偏差甚远，必须要借助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即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的复杂性和难度远大于局部均衡分析，但它能够反映对经济影响的全貌。基于养老保险的复杂性和对经济的广泛影响，用CGE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得到更细致和深入的结果。下面介绍一般均衡模型在国际上的发展情况。
Johann（1960）构造的描述挪威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个CGE模型。在其后的40多年里，CGE研究发展很快，在理论基础（Arrow，地道Debreu，1954；Harb
erger，1959，1962，1964等）、应用研究（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Shoven，Whalley，1984八年级上册英语电子书，graphicdesign1992；Auerbach，新老gre分数换算Kotlikoff，1987等）和模型计算（Harrison，Pearson，1996等）方面大大完善。CGE目前不再是一般均衡的简单数学表达，它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分析性框架和工具。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于哪一领域，就形成哪一领域的CGE模型，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国际贸易、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粮农问题、环境保护、能源经济、土地资源使用等（Devarajan，Robinson，2002）。
CGE模型依据考察对象的时间属性，可分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其中静态模型只考察一期的均衡情况，而动态模型则要考察两期及以上的均衡情况。目前实现动态模型的两种主要框架是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模型和跨期动态(Inter-temporal Dynamic)模型。递归动态模型中，各行为主体逐期做决定，首先算出第一期的均衡解，由于投资和资本存量存在关系，将第一期资本存量加上当期投资可得第二期资本存量，各行为主体再根据本期情况做决定，在此条件下重新算得均衡，如此反复，以递归方式得到所有期的均衡解。跨期动态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基于对未来各期的价格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初始的各主体行为方程形式复杂，但省去了递归过程。
最初的CGE研究只是作为经济学者的分析工具，其使用也仅限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然而其应用迅速扩张到政府部门，并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不少国家进行复杂经济决策之前甚至要进行例行的官方CGE评估与分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员Devarajan（2001）的一项调查，接近20个国家设立了官方的CGE模型研究机构，而其它国家一般也依靠咨询机构或研究机构的力量来建立CGE评估模型，目前它已成为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数量模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