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战略、六方会谈与中美关系
周慧来
【内容提要】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争夺权力的冲突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能否摆脱这一宿命式的论断取决于两国的战略互信和兼容能否实现。本文认为，中国通过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在战略上与美国达成互信和兼容打下基础，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则是中美两国在具体问题领域中合作的一个缩影。因此，通过战略层面上的互信和具体问题领域的合作将有效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服务，尽管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并不能最终确定。
【关键词】中美关系和平发展战略六方会谈权力转移理论国际体系【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5级博士生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每一次大国的兴起和发展都对现行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冲击，并因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而带来战争。
①但这个理论同时还认为，当多数大国满足于现状并支持主导国家时，体系是稳定的。只有当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大国发展得比主导国家还快，并借此逐渐实现权力平衡时，体系的不稳定才会增加。②所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大
战略问题。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国崛起削弱美国在亚洲影响的程度和中国是否最终会把美国排挤出亚洲。③对中国而言，没有稳定的中美关系，中国的发展就会面临更为困难的国际环境。稳定健康的中美
① Efird, Brian and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 ol. 29, 2003: pp. 293-313
② Jacek Kugler and A.F.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pp.171-194.
③ Evan S.Medeiros, “China’s Ri in Asia Pacific: Beijing’s Moves, Washington Respons and the Future Challenge for both Nations”, SWP Belin, China’s Ri, Diverging EU-U.S.’s
argue关系是中国获取良好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前提。从长远看，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有赖于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互信和兼容，从短期看，则有赖于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密度的增加。本文试图站在中国的角度，从战略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具体问题的合作上——六方会谈这两个层面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中美关系的背景框架
believe的意思
考察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必须引入两个新变量：第一，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结合以通讯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全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政治强力推动下从经济层面向政治、社会等更广阔的层面迅速拓展。这轮全球化具有这些特点：在范围上，随着苏联的解体，全球化真正席卷全球，囊括了在20世纪50—60年代去殖民化浪潮中成立的众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一轮全球化在广度上没有先例；在深度上，这一轮全球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世界经济分工的升级，随着美欧日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成熟并步入后工业社会，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在世界经济分工上，发达国家经济逐渐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为主，以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为特点的制造业产业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影响上，虽然这轮全球化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一批发展中国家也在崛起，国际关系史上的政治经济体系第一次真正开始重新布局；在风险上，流动资本的控制、市场经济周期性随着世界经济网络的扩散与联结、环境气候乃至安全上的恐怖主义都在全球层面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呼唤全球层次的治理。第二，美国唯一的全球霸权身份。这个身份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将使美国不断受到权力的极大诱惑，如何使用单一霸权权力成为一柄真正的双刃剑。如何利用多边主义而不受或更少受到牵制？如何利用双边主义而不丧失多边主义的支持？如何利用单边主义而不受或更少受到全球的反对（比如从长期来讲避免制衡的形成）进而使其长期累积的软权力不至于削弱？其次，虽然作为唯一的全球霸权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难有对手，但在管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上却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对手，从而分散大量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再次，主要而确定的对手的缺失使得美国政府在如何获取国内政治支持上面临更大的难度。在冷战时期，美国
国内政治能在遏制苏联的战略中团结起来，冷战结束后，这个条件也随之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断寻找机会谋求国内支持，其国际行为也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triple kill
在上述两个变量基础上形成了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通过在多边国际机制的主导地位、建立多边同盟和以一种所谓“轮毂-轮辐”（hub-and-spoke）关系为特点的双边同盟①维护其中心地位。因此，这个体系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见图）。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在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中都拥有更为主导性或主动性的地位，而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管理这个体系中，美国要维护其中心地位，必须得到盟国的支持。同时，根据防止将风险转化成威胁的逻辑，美国也必须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非盟友大国接触，把这些国家纳入到美国中心的规范与制度中。②
ml是什么意思是allike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1-美国；2-盟国；3-非盟友大国；4-非盟友小国；5-体系外国家）新知堂
V ol.56.2002, pp. 575-607.
②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 52, No.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t Fifty: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Autumn, 1998, pp. 825-854.
约瑟夫·奈认为，由于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在跨国问题上极大的权力而导致世界政治存在复杂的三维问题领域，每一个问题领域都有着不同的权力分配结构。在军事上以美国为单极，但在经济事务和跨国事务的权力分配上使用单极化和霸权没有什么意义。美国要在后两个领域中获得所期望的结果，就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帮助。①冷战后，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其国家战略基本上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确保不出现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第二，确保对战略通道和（政治经济）关键区域的控制和主导地位；第三，确保关键区域对美国资本和产品开放；第四，推进和扩展民主；第五，扩展美国中心体系。冷战后相继出现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失败国家论”和“建立世界新秩序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借美国唯一霸权身份扩展美国中心体系。而进入21世纪后的“9·11”事件表明，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直接挑战的不是其它某个大国，而是体系外的一些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恶化、跨国犯罪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由于全球技术和信息网络所导致的跨国恐怖集团组织对美国造成的攻击使这些威胁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扩展美国中心体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体系中，美国才可以利用自己的唯一霸权国地位，便于对上述问题进行管理。“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行动为美国提供了实施这个战略的契机。这也是“9·11”事件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相继提出“转型外交”②和“整合主义”③战略的背景。
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和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不断增长的国家，或者说一个霸权国与新兴国家，美国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管理非常重要。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并且随着实力的增长，这种重要性也相应提高。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实力增长都非常警惕。另一方面，中国并不必然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美国要维护其中心地位，也需要中国在很多领域中的合作。中美关系由此非常复杂。④从全球化角度看，中美关系
rpt
①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 Condoleezza Ric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Remarks at Georgetown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Georg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8,2006.
v/cretary/rm/2006/59036.htm
医学视频③ Richard N. Haass, “Defending U.S.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War World”, The 2002 Arthur Ross Lecture,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April 22, 2002.
v/s/p/rem/9632.htm.
④ Brent Scowcroft’s answer to the question raid by the author during a dinner meeting at
面临的更多是机遇。对美国而言，虽然拥有最强大的力量，但不是全球化的安全岛。一方面，美国本身的经济和安全也面临全球化风险的挑战，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金融危机和21世纪伊始的“9·11”
我好想你英文事件就可得出这个论断；另一方面，霸权的责任与能力存在差距，美国单一力量在如何管理和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和处理各种全球性问题上显然力有不逮。①因此美国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合作。但是，从美国唯一的全球霸权身份来看，中美关系更多面临的是挑战。根据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美国要维护霸权地位，必须遏制任何潜在的挑战。而冷战后，最有条件可能成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无疑是中国。②霸权国和新兴国家对权力的争夺而导致冲突和战争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屡见不鲜。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取向和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将决定两国是否走向冲突。③美国政界和学界认识到，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实力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差距。④所以美国采取一种所谓“对冲”或者说是“两面下注”（hedging）的对华战略⑤：一方面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合作，参与管理一些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将越来越趋于复杂。一方面，中美双边关系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到各自国内政治，从战略性层面到具体的功能性层面不一而足；另一方面，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尽管美国仍将居主导性地位，但其它国际行为体和非国际行为体因素的影响也将越来越突出。在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发展世界经济和治理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中美的合作也将越来越多。所以，有限的冲突与广泛的合作将贯穿于中美关系中。两国各自的国家战略将决定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同问题领域的合作与分歧将成为双边关系中的常态。
二、和平发展战略与中美关系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19, 2005.four points
① Jo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Issue 80, fall 1990, pp.153-171.
②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 ol.29, 2003: pp. 269-271.
③ Efird, Brian and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 ol. 29, 2003: pp. 293-313
④ Efird, Brian and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 ol. 29, 2003: pp. 293-313
⑤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 2005. v/s/d/rem/5368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