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561/jki.sas.2021.01.130
“反殖”与“殖民”：中国本土化南洋观和“殖民”话语建构
暨南大学的南洋书写(1927—1937)
陈岭
［摘要］近代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国家目标也随之“外倾”，国人对“南洋”的认知与关注，既基于“到南洋去”的向外发展诉求，也跟华侨在南洋的移民事业及其被殖民的命运有关，由此形成的南洋观可视为华侨观的外显，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中国本位意识，背后更离不开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南洋书写与南洋观塑造的努力。“华侨最高学府”国立暨南大学堪称代表，其以独具特色的南洋、华侨研究努力形塑国人的南洋观：一方面，关注南洋华侨的现实命运，具有强烈的反殖诉求；另一方面，尝试建构本土化的“殖民”话语，为国人向南洋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以“反殖”与“殖民”话语建构为中心的观念阐释体系，看似矛盾对立却相反相成，尤其“殖民”南洋的话语建构与西方“殖民”南洋的观念迥异，颇可反映国人南洋观塑造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南洋观；反殖；殖民；暨南大学；民族主义；华侨；东南亚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2.233.3［文献标识码］A纽约我爱你
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文章编号］1008-6099(2021)01-0130-22
黑名单英文近代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导致华侨最为集中的聚居地——南洋(今东南亚)成为遭受殖民侵略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反殖观念不仅在南洋各地土著族群中潜滋暗长，也成为当地华侨社群日益强烈的生存诉求。此外，近代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国家目标逐渐“外倾”①，国人在遭受“半殖民”命
［作者简介］陈岭，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基金项目］江汉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2019年007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大学的兴起与演进”(17JJD770005)。
①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一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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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的南洋书写（1927—193刀运、具有强烈反殖意愿（与南洋华侨相同）的同时，也有着复兴国族、向外发展的强烈诉求，甚至还蕴含着“帝国”向外“殖民”的潜在意愿①。
近代国家侨务的兴起便是上述国家意图的重要实践。近代侨务以服务华侨为根本，一方面努力保障海外华侨的各项权益，改变南洋等地华侨被殖民的命运，另一方面，助力国人向海外移民发展，努力推动国人的海外事业，使中国更好地“进入”世界。在国内政府、新兴传媒、知识界的积极引导下，“南洋”“华侨”“侨务”等词汇迅速走入公众视野，南洋问题、华侨问题等也逐渐引起国内的关注与研究。由此，国内学界开始在南洋问题、华侨问题的研究上投注越来越多的精力，不仅带动新兴学术领域的出现，更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国人的“南洋观”。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学人的南洋研究与华侨研究，与西方（包括日本）不同②，主要源于南洋华侨遭受殖民压迫的客观实际，具有较强的反殖倾向。同时，“到南洋去”③等以向海外发展、“进入”世界为导向的现代国家建构目标也推动了这一研究，逐渐形成与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异趣的本土化“殖民”观念建构。反殖与“殖民”这两种颇具矛盾张力的概念话语，彼此交缠熔铸，形成了某种动态平衡，国人南洋观的塑造因而呈现出与西方较具差异的面相。
学界对南洋、华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多，或从中国的角度看南洋、华侨，或从南洋、华侨的角度观察中国，这些研究直接或间接涉及国人南洋观的塑造及国人对“殖民”或反殖观念的理解认知等问题④。近年来，已有研究者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学术界南洋、华侨研究的状况，梳理国人南洋观的塑造过程，并注
①〈美〉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李永乐：《被殖民的“帝国”与半殖民地的殖民意愿》，《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scared②著名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学者姚楠指出，西方的南洋研究、华侨研究为"本国政府制订殖民政策效劳”的导向明显。参见姚楠《中国南洋学会的创立和发展》，《世界历史》1984年第3期。姚楠（1912—1996）,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暨南大学，留校工作后任该校南洋文化事业部英文翻译；后赴南洋工作与生活，出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社出版部主任编辑，1940年参与创办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1942年后赴重庆担任南洋研究所研究员，之后任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③沈美镇：《到南洋去》，《星期评论》第26期，1927年11月7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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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代表性的如陈乔之等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回顾与展望》，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J匕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编著《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年；李志贤主编《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新加坡：南洋学会、八方文化创作室，2012年；李安山：《中华民国时期华侨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李枫：《参考与借鉴：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现状述评》，《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4期；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等；参见颜敏：《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1912—1949）》，《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易淑琼：《民国南洋华侨文献出版热及"南洋”观辨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李永乐：《被殖民的“帝国”与半殖民地的殖民意愿》，《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等。潘光哲:《“殖民地”的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 2013年12月1日）；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一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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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反殖与“殖民”话语的建构问题①。这些研究多以宏观论述为主，对国人南洋观的形塑过程，以及反殖、“殖民”概念话语的表达等具体层面缺少深入考察，未充分注意具体语境下上述概念话语表达与国人南洋观塑造的复杂面相O 民国时期有“华侨最高学府”②之称的国立暨南大学(以下简称“暨大”)在南洋研究、华侨研究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当时国人南洋观塑造上扮演着关键角色，是考察国人南洋观塑造及其中反殖与“殖民”话语建构与表达的典型个案③。但既往研究多侧重探讨暨大本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在华侨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作用等，对这一点关注不够④。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暨大发展最为稳定时期(1927-1937年)南洋研究、华侨研究的具体情形，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一国人南洋危机意识的萌发
一般而言，“西洋”、“南洋”等名词，不过是传统中国对周边陆、海区域的泛称，反映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夷夏关系。甚且“南洋”一词，到明清时期，地理空间指涉仍较含混，既可用来指称中国正南方以外
的地区和水域，也可指称与北海相对的南面大海。晚近海通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海洋地理知识的冲击，以及西方殖民主义霸权对中国朝贡体系的颠覆，中国人的传统海洋认知才根本动摇，“南洋”的概念内涵也开始向现代转变。
晚清以迄民国，按照与中国距离的远近划分，南洋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
①颜敏：《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1912—1949)》，《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涉及民国南洋研究、华侨研究中存在的殖民话语与国人南洋观塑造问题；李盈慧：《中国视野中的南洋观：1945年以前的暨南大学与南洋研究》，李志贤主编《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新加坡：南洋学会、八方文化创作室，2012年；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刘宏：《近代中国的南洋想象与跨界亚洲的建构一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为中心的考察》，朱英主编《近代史学刊》(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中正等函国民政府有关国立暨南大学设立董事会并选任孙科等十一为董事》(1931年2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全宗，典藏号：001-091011-00003-001o
③李盈慧：《中国视野中的南洋观：1945年以前的暨南大学与南洋研究》，李志贤主编《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新加坡：南洋学会、八方文化创作室，2012年，第70-71页。
④代表性的研究如纪宗安、王宁宁：《民国时期华侨高等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一以暨南大学为例》,《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张晓辉、夏泉主编《暨南大学史(1906-2016))，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目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民国时期暨大南洋研究、华侨研究的状况，如张振江：《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李盈慧：《中国视野中的南洋观：1945年以前的暨南大学与南洋研究》，李志贤主编《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新加坡：南洋学会、八方文化创作室，2012年；罗晃潮：《上世纪我国对华侨问题的研究》，东莞市政协编《罗晃潮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来，亦有外国学者从“跨区域主义”或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中国化阐释视角对民国时期暨大南洋研究、华侨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考察。见Leander Seah,Conceptualizing the Chine Worlds Jinan University,Nanyang Migrants, and Trans-Regionalism,1900-1941,Ph. D.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1；Shelly Chan,Diaspora's Homeland:Modem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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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的南洋书写（1927—193刀而言，狭义上主要指印度支那半岛及马来西亚地区；广义上大致包括亚洲大陆东南部的半岛国家与海岛国家，范围“自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以迄澳大利亚，纽茉莉花 英文
丝纶（新西兰——笔者注），东括太平洋群岛，西包印度”①。背后大体反映出中国人南洋认知的差异及中国本位观念的强弱之别。民国著名南洋史地专家李长傅即说，南洋“在地理学上为暧昧之名词”，“其地域亦无从确指”。从中国立场出发，他认为南洋应包括印度支那半岛（包含马来半岛在内）与马来群岛，前者可称“大陆南洋”，后者可称“岛屿南洋”。因二者地理上与中国“关系密切”，且均为“华侨移殖之中心”，故列为一个地理单位“最为切当”②。
作为东西学交融汇聚的产物，南洋概念在晚清被重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认知问题，更是中西冲突与竞争态势下中国人对地缘政治、国际格局的审慎判断，承载着较多的国家危机意识③。陈序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曾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质疑“南洋”一词的含混使用，但心理上仍愿意遵循中国人的认知惯例，认为“这名词沿用己久，我们只好用下去”④。
随着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南洋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也从天下中心沦为世界边缘，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地位，努力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以求获得对等的国际地位。长久以来被目为海外“弃民”的华侨，日益被视为观念与实践中可以依赖的国家建设资源⑤。南洋作为华侨最核心的居留地，因在中西间的要冲位置，很快成为中国官方、民间密切关注之所在。近代中国与南洋的紧密联系随之开启，带来了中国人南洋观的重大转变。
因南洋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与南洋的传统关系秩序崩解，不得不在此种殖民秩序下重构双方
间的关系，进而使南洋成为建构中西关系的重要一环。也即一面谋求与南洋各族群的平等友好关系，一面打造共同反抗殖民压迫的协作关系。论者将中国对中国与南洋关系的重新审视视作“新南洋观”（即现代南洋观）的建立⑥。这种南洋观虽然仍以中国为本位，但已开始正视中国地位的衰降，蕴含着相当浓厚的危机意识。而中国所遭遇的“半殖民”现实，无疑加重
①李长傅：《南洋地理》，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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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zone②李长傅：《南洋地理》，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第1-3页。1931年，李长傅曾在《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南洋研究》1931年第6期）中对“南洋”的定义及范围有过详述，被有关学者推为李氏关于这一问题“最为系统和深刻”的研究。参见吴宏岐、周玉红：《李长傅先生对南洋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一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③颜敏：《风景的重新发现一晚清对“南洋”的重新划界与定位》，《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
④陈序经：《中国与南洋》，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经济研究所，1948年，第3页。
unwitting⑤黄康屯：《侨务中心的辅导华侨教育问题》，《侨务月报》1933年第2期。
⑥刘宏：《近代中国的南洋想象与跨界亚洲的建构一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朱英主编《近代史学刊》（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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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危机意识。清末便有人哀叹，南洋“实西洋人之南洋”①。
西方国家的殖民压迫，造成南洋华侨原有社会优势地位的丧失。反抗西方殖民霸权，摆脱被殖民的命运，逐渐成为南洋华侨的核心诉求。反殖因而成为国人南洋观塑造的重要方向。不过，近代国人在痛心自身半殖民命运、具有强烈反殖意愿的同时，却也相当艳羡西方海外殖民对国家地位提升的影响，甚至将国家建设与海外“殖民”事业的开展联系在一起。其间既残留着复兴大国地位的传统“帝国”心态，也蕴含着建构现代国家的国族心理。
事实上，殖民概念的西方起源及其演变复杂多元，现在通常从武力征服角度理解的殖民更多是从策略与方式层面立论，在殖民概念的产生及流播之初，当不过是其丰富意涵之一种罢了。即便从殖民的实践角度看，武力殖民或也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只不过，因为西方国家海外殖民过程中普遍具有武力征服色彩，殖民这一概念逐渐负面化（贬义化）了，以致影响了现今对殖民的理解与认知。需要指出的是，晚近殖民概念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对殖民概念的丰富意涵是有着相对清楚的认知的，可能更易接受其有利于国人对外和平移民垦殖的内涵，而不是从武力征服的角度进行理解的。晚清即有人指出，“殖民种类由学者之观察而异”，“近代殖民思想日有变迁”，“其标准亦各树一帜”，要遵从中国实际
加以阐发②。民国时期，对于殖民概念在西方的多元互歧情形及其流变，国人做了进一步的引介。大体而言，“最初殖民以农业为目的”，随着“世界进化，文明发达”，殖民之意义，“不但以农业移住为目的，或因满足自己之野望，而以兵力侵略，或经营商业，或采掘矿山，无不尽力发展”，“目的不同，方法亦异”，最终“殖民一事，成为非常复杂之问题，而殖民地之意义，亦非简单所能说明”。但因殖民的分类不同，亦造成“有侵略的殖民，有农业的殖民，有商业的殖民”等。而西方向外殖民往往采取的是武力征服的策略，实际上是对殖民策略与方式的窄化式运用，且往往容易“惹起统治上之难问题”，中国人应引起充分警惕。换言之，在认识到西方殖民所内具的移民开发意涵对国家的正面作用外，需注意剔除其中的武力色彩③。
从这一意义上讲，晚近中国人便已注意到武力殖民所带来的危害，总体认同的是殖民所具有的和平移民开发等正面意涵。在部分知识人的观念世界中，便将“殖民”与“文明”、“进步”等并视。有人从殖民的正面意涵出发，更将“殖民事业之突飞进步”视为“二十世纪最激烈、最悲壮之活剧”，认为中国有从自身角度加以吸收、转化与利用的可能。1905年，名为《殖民政策》的著作专门探
①李文权：《发刊词》，《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1910年第1期。
②谢祖元：《殖民政策》，《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1910年第2期。
③钱鹤：《殖民政策之今昔》，《南洋研究》192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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