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总第141期）汉英法律词汇互译的困境研究
□孙潇涵
贵州大学法学院
[摘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全球化发展，国家之间往来密切，国际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基于各国之间文化、语言的差异，在国际条约或公约的翻译方面会出现众多法律词汇翻译不恰当的现象。基于法律的权威性特征，法律用语又必须确保严谨、准确，因此，对于法律术语的翻译要求极尽考究。现实中，汉英的法律词汇互译受到一定限制，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文化及法律体系等众多差异的集合，面对这些困境，对于法律词汇的翻译，译者更应提高翻译水平，寻求法律术语及法律译本用词的准确性。
看美剧[关键词]汉英互译；法律词汇；困境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167（2020）33-0039-04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各国之间经济往来频繁、政治交流密切，在此形势下，法律规范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在国家交往以及各国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缔
约国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此，研究汉英法律词汇的翻译，不论是对于实务往来，还是对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准确界定法律概念；二是可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我国的现行法许多都是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对法律词汇的准确翻译，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三是可以更好地进行比较法学习，学习域外经验，这不仅对于我国司法实践有着重要作用，也对有关学术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汉英法律词汇互译的困境法律翻译因法律文本本身独有的特性而与其他类型的中英文翻译有所区别，法律术语的繁多、语言的精确性、法律文本规范的复杂性、法律相关概念的专业性，这些特点都使得法律翻译难度较大，且同样也是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对法律词汇翻译的质量要求也更为严格。通常而言，法律文本的翻译都遵循准确和精确性、同一和统一性、清晰和简明性以及专业和规范性等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准确和精确性原则。
受文化背景及语言的限制，法律规范在互译中常常出现一些不甚明确的现象。例如，辛谷在其文章《法律法规名词的翻译》中，列举了诸多翻译不明的例子：“规定”一词既可以翻译成rule ，也可以翻译成provision ，甚至还可以翻译为measure ；“办法”同样可以译成rule ，还可以译为regulation ，procedures ；“条例”一词也可以译为regulation （辛谷，2003）。综上所述，rule 既可以是“规定”，也可以是“办法”，regulation 既可以是“办法”，也可以是“条例”，而这看似简单的两个词汇，在法
until you律法规的互译中便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进而导致纠纷的产生。此外，在对古希腊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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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的翻译中，
有的译者将柏拉图构建的理想政治体制中的最高统治者译为“哲学王”，有的译者则翻译成“哲学家”，看似只有一字之差，但若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王”“家”二者则具有一定的概念区别，易导致理解上的偏差。
除了上文提及的法律术语翻译不统一的问作者简介：孙潇涵，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收稿日期：2020－9－1639DOI:10.2020.3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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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汉英法律词汇互译中，还会出现中西方法律术语不能对应的问题。例如，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选举权时，设定了“等额选举”“差额选举”等专有的程序词汇，但欠缺英文的相关法律术语与之对接，这就会造成翻译上的混乱、不规范。此外，在汉英法律词汇互译中，还会出现互译的术语涵盖范围不匹配
broker的问题。举例来说，contract 一词在我国一般被译为“合同”，但该词本身英文含义范围要比“合同”广泛得多。在英文中，“contract ”通常是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仅在针对较重要的协议时，contract 才使用书面语形式，而在代指一般的、泛指的协议时，contract 则被英译为“契约”。这种问题也与译者对相关知识内容的了解不到位具有紧密关联。另外，对于近义词的翻译也是汉英法律互译的一大困境。法律语言与日常用语不同，前者更加要求规范和严谨，可能日常用语中意思极为相近的两个词汇，放在法律法规的翻译中便会出现不同的含义，有时还会导致因翻译不明而产生误解与纠纷。例如，前面提到的rule 、regulation 、procedures 等具有相近含义的词汇，又如，对于“民事纠纷”和“民间纠纷”的翻译，前者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在公民或法人之间产生的法律纠纷，而后者则是指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纠纷，并不一定是民事纠纷，但这二者在中国法律法规汉英平行语料库（大陆的）所检索出来的英文词汇，基本上均是civil disputes ，这就会造成某些案件在性质认定上的混同。显然，不论是中文的近义词翻译，还是英文的近义词翻译，在实际操作中都具有一定的困难。除对法律术语的翻译存在困境外，法律语句及语篇翻译在实践中也常常遭遇窘境。一方面，英文译为中文时，有可能会出现语句不通、词文晦涩等情况；另一方面，在中文译为英语时，也会出现“中国式英语”等问题，从而导致词不达意。这主要是基于中文属于“意合”性语言，而英文属于“形合”式语言的原因，二者对于语句的成分结构以及排列顺序要求不一。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会在后面详细叙述。2汉英法律翻译的影响因素汉英法律词汇互译所出现的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其影响颇深。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自然而然会直接影响到语言
翻译的不通，以及在互译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理解偏差。就语系而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注重“意合”，即主要通过词汇与特定语境结合的含义来表达内在意思，而对于形式逻辑不是非常注重；英语则属于印欧语系，其特点是重“形合”，即通过语句成分的连接以严密的形式、逻辑结构组合而成语句，极具形式逻辑的基础。在这种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的极大差异之下，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汉英之间能够完全对应的语句较少的现象，对汉英的互译造成一定的困难，且基于其权威性的特性，法律规范用语要求严谨、准确，这便使得法律词汇的翻译工作更加艰难。其次，中西方法律体制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对诸多法律术语翻译不恰当。受历史、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法律是大陆法系，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大多是英美法系，这两种法律体系在法律规范的形式、历史传统、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以discovery 为例，这个名词在英美法系中指代庭前的证明程序，即在案件进入审理环节之前为发现案件事实的庭前程序，而在大陆法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程序，所以该词在译为中文时，便缺乏相对应的词汇。又如，conciliation 既可以表示“和解”，也可以指代“调解”，但这两个词汇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系不同的诉讼程序，若是均译为conciliation 则会导致概念的混淆。可见，
先考托福还是gre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律体系的差异，造成了法律概念复杂、容易混淆或者没有完全对等的法律概念。因此，法律翻译不同于普通文本的翻译，除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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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总第141期）雅、忠实、通顺等原则之外，法律翻译还必须遵循自身的独特原则。再次，译者不统一和参考工具的不一致，也是造成法律词汇在翻译过程中呈现术语翻译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李亚丽，2017）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体制现状，基本法的制定和解释等问题，由全国人大有关部门组织翻译和审定，而行政法规则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组织翻译和审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则是由各部门或各地方机构组织翻译和审定。这些部门或机构彼此独立办公，在有关法律法规的翻译及审定方面欠缺一定的沟通与协调。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入加拿大立法中的双语起草模式以来，我国法律译者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前的纯粹翻译人向更加具有决定权能的“共同起草人”身份转变（屈文生，2010）。因此，法律译者的主体地位便愈发重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操控力也随之加强。其作为操纵者的地位，不仅可以表现在译者可以创设法律术语的译名，还可以体现在译者对译著的名词转换上。举例而言，传教士林乐知在刚到中国时，曾署名“美国林乐知博士”，但在不久之后便改为“美国进士林乐知”。此处“博士”与“进士”名词的转换，便是译者在结合现实情况后所做的选择。此外，各机构参考的工具书有待于统一、一致。就目前而言，求助于法律字典系比较常见的参考方式，但字典本身就种类繁多、内容不一，难以达成一致，遑论根据其所翻译出的法律术语了。3法律词汇翻译的改进建议基于前面所述法律用语汉英翻译所遭遇的困境，并结合其影响因素，笔者在此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法律语言的翻译要立于双方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其中包括法律体制、历史发展、意识、习惯等诸多法律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对于法律认知
的经验与智慧。立足于双方法律文化，将有利于减小法律语言翻译中因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语言翻译障碍，更贴切地理解相关法律内容，若是忽略法律文化而仅仅根据语言的表面意思进行翻译，则很可能会出现直译带来的误译现象。
ocean法律文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于1969年首次提出。在当时的他看来，法律文化是指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了解、态度和行为模式，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中与法律有关联的所有内容，且包括法律本身。他认为，法律文化可以概括出当今法律社会所具备的复杂性、多样性，它不仅能够表现法律社会中广泛多样的文化模态，而且具有社会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石秀文，2017）。其次，译者应当多方面了解翻译内容，不仅需要具备英文翻译业务能力，专业知识基础扎实，同时也应当熟悉中外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既要清楚中英文之间的差别，也要明白中西方法律体系的不同，这样方能避免因不同的文化、法律背景而导致的翻译误差。在法律术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尽力秉持“以术语译术语”的原则，用“法言法语”来完成中文的遣词造句。基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法律发展在古代社会中并不完善，近现代的法治主要起步于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法律移植的影响较为深刻。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就更应当注重法律移植本土化，避免过于晦涩的语言。
再次，对法律法规进行中英互译，应当由
littlefox专门、固定的团队来进行。前面已提及，汉英
法律词汇出现困境的原因有翻译人员、机构以
及参考工具的不统一，那么，为避免这些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或是制定固定的机构、人员来进行重要法英汉互译网
律法规的翻译工作，并且统一参考工具，这样更利于实现法律语言的统一和规范。译法的不统一会导致译本的混乱，这种现象不利于法律用语的规范化。目前，我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41
*****************Tel:************177****4031ENGLISH SQUARE 会和国务院的有关法制部门来组织和主持法律法规的翻译工作，但这并不能满足当下中英法律互译的需求。法律法规的翻译是一项庞杂且浩大的工作，需要有更多的权威机构加入，同时也需要相关组织机构、国家部门联合起来，在进行翻译工作的过程中信息共享、达成一致，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律翻译的规范化。另外，可建立统一的法律术语数据库，以方便翻译人员在对法律术语进行翻译时进行统一，避免因参考工具书不同而出现混乱。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现在的立法与司法等活动在网上公开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笔者认为，相关国家机关部门可以邀请权威学者及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共同构建一个公开、权威、统一的法律术语规范数据库，其中不仅包含中文，也应当包含英文等外语，以此寻求法律词汇在翻译上的统一和规范，以提高翻译的效率。最后，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译者应当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来进行法律文本的翻译。具体而言，第一，刑法文本对于语言的准确性程度要求最高，在对刑法领域的法律法规
payme是什么意思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理解名词、语句的对应含义，力求达到准确无误。例如，highest penalty 在美国法中指的是最高处罚，在中文翻译中则被译为了“极刑”，然而，“极刑”在中美法律条文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在中国，死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罚，但美国早已废除了死刑，他们的“极刑”是指终身监禁。就此类词汇而言，译者在翻译时就应当准确理解其具体含义，否则可能会导致某些不利情况的发生。第二，中美之间的司法部门的设置存在差异，译者需要深思熟虑后对照翻译。例如，二者的陪审团制度便存在较大差异。在中国，并不设置陪审团，而只有陪审法官，且陪审法官可以对其他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并提出异议，但美国的陪审团人员数额较大，且主要是担任法
庭之中质问当事人的角色。综上，在对“陪审团”一词翻译时，译者可主要强调其“人民陪审团”的监督作用，即译为People ’s asssors.4结语汉英法律语言的互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包含着语言背后文化的互通以及法律理念的传达，脱离文化背景与现实的直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满足当下全球化社会对法律法规翻译的需求。因此，对于法律文本的翻译，应当结合语言体系、法律体系、国情及历史等各方面因素，深入、严谨、规范地开展。对于法律术语的汉英转换，我们现今仍面临一些不足与缺憾。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日益频繁，与他国之间的法律文化交往也必然会愈发频繁，因此，我们应当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要精通英文笔译，也对法学有一定了解，并力求建立一套统一、规范的翻译对照体系，由此，从各方面提高我国对法律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及规范性。参考文献[1]李亚丽.基于语料库的我国法律词汇翻译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7.[2]屈文生.法律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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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与思路———对法律翻译若干重要方面的梳理和理性评价[J].江西社会科学，2010（2）：246－251.[3]石秀文.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4]辛谷.法律法规名称的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3（3）：25－28.（责任编辑：徐永丽）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