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新论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
treatment是什么意思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
——一项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述评
王逸帅
[摘要】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问责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政治问责的内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惩罚，相关的理论问题亟待厘清。本文在现有
西方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可控性、透明度和回应性是支撑政治问责内涵的核心要素；在
实现机制上，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以及共同治理的问责是四种突显且优势互补的
模式：就政治问责绩效而言，与制度化变量、结构变量以及行动者要素密切相关，这三组因
素之间的互动将最终决定是否进行政治问责、以及能实现何种绩效的政治问责。
[关键词]政治问责；公共权力；共同治理；制度结构变量；行动者要素
[中图分类号】190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3)0l一017—07
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问责始终是一个核心历史渊源与演进逻辑人手，对其实质性内涵进行梳理很有问题。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蕴含着民主政治和责任必要。政府理念的政治问责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并扩展至在历史上，政治问责起源于财政会计薄记活动。根据有关民主、民主化、行政改革、公共治理的文献中来。与杜布尼克(Dubnick)的描述，现代的政治问责概念可以追之相比，我国虽然从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推动了以行溯到1066诺曼底征服战役的英格兰时期：为了在英格兰所政和党委系统内部为中心的问责改革，但对作为这一系统征服的区域内奠定统治的合法化，威廉一世嘱咐对所有的之外的政治问责却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相关的理论研究财产进行详细的列举。他要求为每一个物品建立相应的皇也有待于加强。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什么是政治问责、家档案，标识出其名称和所持有者的估价。作为国王的代实现机制有哪些、如何解释不同的政治问责绩效三个问题，理人，财产所有者应对他们所拥有的主权范围内的财产进对西方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以期拓展对这一议题的现有理行解释。【11经过几个世纪的演进，这种原有的财产所有者向解及相关的实证研究。君主负责的责任链条逐渐逆转为议会对政府支出的严格控
制，原因在于统治者并不情愿对日益增长的来自纳税人的
一、政治问责的内涵界定
2009年四级成绩查询收入给予清晰的声明。自此，缘起于财政活动的问责概念有关政治问责的概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
有学者把具有了新的政治内涵，它强调当权者应对代议机构及纳税它等同于控制，强调对权力实施的持续监督和制度约束；人负责。当然，解释财政绩效也是其中的一项要求。还有学者认为回应性是政治问责的核心，是履行公职的个随着行政和政治的专业化发展，问责概念已不仅仅局人或组织向既定的权力授予者进行汇报，并对他们的行为限于最初的财政或会计实践，无论是分类还是内涵都进一负责的机制安排；在现代治理情境下，该术语还被用来指步扩大化。例如，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回应公政治过程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公开辩论与商议。因此，从民对于低效率和不当的政府活动的抱怨，管理问责(Man一
[收稿El期]2012一10—16
[作者简介】王逸帅，管理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研究方向：政府预算管理和公共预算问责。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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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论2013年第1期
ager ial Accountability)的概念逐渐流行起来。这种问责强调责概念呈现较高关联：可控性(Controllability)、透明度政府在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的效率和透明特性。(Transparency)以及
回应性(Answerability)。在给定的情相比之下，当公共行政和政治实践开始呼吁公民通过参与境下，这些准则构成了政治问责内涵的核心要素。具体如制度接近政府以及其政策过程时，民主问责(Demecmfic 下表所示：Accountability)概念得到扩展。除此之
外，罗姆泽克
(Romzek)和英格拉哈姆(Ingraham)从公共行政角度界定表1 政治问责的核心要素①
的问责内涵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们认为，根据控制途径的
●可控性：指那些与既定的职责和程序相违背的行动及
内外和自主程度的高低两组变量，可以构建出层级(hierar-
决策得以惩罚的机制，也即是权力委托者对被委托者施chical)、职业(professional)、法律(1egal)和政治(politi． cal)四种次级问责分类。这些问责类型分别强调对组织指
加惩罚的能力和可能性。免于责任是可控性的反义词。
令的有效听从、对专业化判断的遵从、对外部法令授权的●透明性：它要求与权力有关的决策和行动应当公开。
服从以及对外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回应。【21 对于权力委托者和公众而言，应有渠道获取到相关程序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多元化的概念界定虽然涉及到不是否被遵循、相关行为是否与既定的委托相符合等充分
同的问责关注点以及多元化的问责关系，但大都是围绕着的信息。公共权力的委托一代理原则进行的。具体来说，从问责概●回应性：它表明决策者具有证明其决策正当性的义务，
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基本的特征：首先，权他们可以告知公众及他们的代表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他
力以及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的分离构成了问责存们在回应民意和公共利益方面做了些什么，准备改进的
在的基础，否则，问责将失去其根基；其次，问责不仅仅地方等。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对不恰当权力使用的控制。更
重要的是，这些核心要素的背后蕴含着一些应进一步关注的问它也包括了权力使用者对权力所有者利益诉求的积极答复；题：谁应当负责?对谁?为什么?如何?在对政治问责的再次，通过委托代理视角来审查任何问责活动，都要求对内涵进行分析时，这些问题应当被考虑进来。因此，政治多元委托人、多元代理人、问责领域以及委托人使代理人问责的内涵可以被概括为：在政策制定和决策方面通过一
负责的途径等给予识别。系列机制安排使官僚和政治家对公众负责。具体而言，官在此意义上，林德伯格(Lindberg)提出，在对所有问僚和政治家有义务回应公共需求、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去行责类型进行界定时，其中五个要素是必须涉及的：1)承担事；与此同时，公众及其代表应能够依赖获得授权的机构责任的代理人或机构；2)问责的领域；3)向代理人问责或相关的制度安排获知信息及解释，一旦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委托人；4)委托人要求代理人告知或解释与某一问责领或严重的偏离公共利益的行为，他们有权对官僚和政治家域相关的决策的权利；5)假如代理人没有告知、解释相关施以惩罚。
决策，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惩罚的权利。【31也即是说，代理
政治问责的多元实现机制
人具有向权力拥有者告知、解释、证明相关决策的义务，
否则，应当接受相关的惩罚或制裁。通过哪些机制来实现政治问责?在众多研究中，奥多从委托一代理视角观察政治问责，以谢尔德(Sche．纳(0’Do nneU)有关垂直问责(vertic al accountabi lity)和tiler)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了委托者对代理者的行动施平行问责机制(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分类引起了广加约束的准则。他指出，政治问责应当包括三种不同的阻泛的学术关注。在他看来，垂直问责主要涉及到政府和公止或纠正政治权力滥用的方式：代理者权力的使用受委托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包括选举问责和社会问责两种机制；者实施惩罚能力的制约，为了免于惩罚，权力的使用应当平行问责
则是与政治系统内部制度化的监督、制衡密切关具有透明性，而且代理人还有告知和解释其行动的义务。【41 联的横向权力机制。¨’然而，无论是垂直问责还是平行问责在综合谢尔德(Sehe dler)提到的惩罚、信息和原因解释等都不是绝对分离的，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来自垂直和平行准则以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下几个核心准则与政治问问责维度的多元行动者正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方式推进政治
①此表格是在综合以下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Sehed ler A．“C o nc e p tu a l iz i n g Accountability”，in T h e S el f—R e s tr a i ni n g St at e：P ow er an d
Ac．co u n t a bi l i t y i n．N e w D em oc ra ci es，ed s by Se h ed l er A，D i a m o n d L and Pla ttner M．F(Ly,me meMer Publishers，Ine。1999)：14—17；Ra hma n．T，Par liam ent ary Co n tr o l an d Gove rnmen t Accountability in So ut h Asia(Routlcdge，2008)：1l；Hyden G。“Polit ica l accountability
in A髓c a：is the gl啪half—fuU ha l f—em p ty?”Wo r ki n g p ape r，Ja nua ry，2010；P rz ewo rsk i A。ed s，D em oc ra cy，Ac co un ta bi li ty and Repre．n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1999)：8—9；Law80n．Andrew&R8kner．Li，UnderstandingPatterns
of Ac c ou n ta bi l it y in Ta n za n ia．Chr．Mi ehe ls en I nst it ute R es ea rc h repo r t(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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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
责任的实现。虽然有些文献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新兴的混合 Donnell)所言，公民可以通过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举机制， 或共同治理问责机制(Hybrid accoun ta bi lit y o r Co —gov ern -
在下次选举中通过投票惩戒或激励当权者以及他们支持的 锄ce for accountability)，但鲜有从政治逻辑上对这些多元化
候选人。【7’ 问责机制进行的深入探讨。综合奥多纳(0’Donnell)的
在这个意义上，选举问责可以被概括为：
分类和目前研究的新进展，按照问责权力关系和问责方式 “在当选或作为政治性选举产生的机构之后出现政治论 的不同，多元化的问责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见表
争时，治理者不得不就他们的行为对广大公众直接做出回
2)：
应。假如没有这样做，他们就有可能在民主选举中被替换
表2政治问责的多元实现机制
掉。这种经常性的威胁迫使当权政府对选民需求进行回应， 控制官僚和政
利用这种机制，从而使政府承担应有的责任”。①
类型 谁对谁负责?
治家的工具 优势和不足
因此，投票表决就成了使官僚或政治家承担责任的最 选择
主要的工具。其他相关的制度化工具，诸如罢免、公民创 优势：选票对于不负责
直接投票选举 制、公民复决往往是确保选举问责的必要补充。但我们必 公众(选民)或他
任的官僚和政治家具有
选举 政治代表、公
们的代表使政治家 威慑性
须承认这样的现实：在非民主国家，不诚实的权力代理者 问责
民复决、罢
和官僚负责
弱势：问隔较长，很难 并不一定受到来自选民的惩罚；即使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 免等
反映选民具体的偏好
家，良好的选举也并不是确保公共责任的充分条件。这在 法定的或者赋权的 优势：有权进行最终的
一定程度上与这种问责机制所蕴含的不足有关，正如亚当
调查、决策监
监督机构(立法机 制裁，能实施连续的 平行 督、人事任免、
·
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指出的，民主国家所面
构、司法部门、监 控制
pussir
问责
司法审查、弹 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为控制政治家而设计的选举机制并不 察专员等)使政治 弱势：有限的能力，弱 劾等
适合来控制官僚。【11哈瑞·布莱尔(Harry Blair)认为选举 家和官僚负责 动力
是公众实施约束力的一种简陋机制，毕竟两次选举之问的 优势：对官僚和政治家
公众、公民社会、
呼吁、披露、 施加压力。随时可为具 间隔性比较长。公众不能依靠投票来表达他们的偏好以及 社会 媒体利益集团以及 调查、游说、
体的公众需求进行呼吁 对具体议题的看法。因此，对于试图寻求表达自己的观点 问责 行政监察专员使政
诉讼等
弱势：不能实施最终 以及揭露权力使用者不恰当行为的公众，问责机制的多样 治家和官僚负责
惩罚
lousy
化是必要的。po
公共空问的问
共同 来自垂直和平行问 优势：共同施压，带来 (二)平行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责论坛、协商 治理 责维度的多元行动
相融性激励charting
鉴于选举问责的不足，另外一种机制——平行问责被
对话、政策网 的
者共同施压，使政
乐知英语怎么样弱势：需要拥有法定权 络、公共听证、 认为具有控制官僚和使其及时在选举的间隔期仍持续地对 问责 治家和官僚负责
力的监督机构支持
有影响的争论
公众负责的潜力。
注：作者自制
奥多纳(0’DonneLl)对平行问责的强调源于它在新
(一)选举问责(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民主国家的缺失和无效，在他看来，平行问责可以界定为： 选举问责是一种传统的垂直问责机制。从概念上来说， “它主要指这样的国家机构，它们在法律上有能力也获得了 它
与代议民主有着密切的关联：选民和他们的权力受托者
授权，事实上也有意愿和能力来采取各种行动，这些行动 之间有种法定的权力委托关系，这是激励后
者积极履行委
既包括日常的监督，也涉及到对其他代理人和国家机关的 托事务、并当其消极使用或滥用委托权时实施制裁的一个 非法行为或疏忽采取的法律制裁或者提出弹劾”。¨训 必要条件。在斯托姆(S trom)看来，从选民到议员、从议
这种问责机制关系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平行权力关系。 员到政府首脑及部门领导的权力委托链条蕴含着一条反向 委托人所拥有的法定权力是使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必要武器。 运行的问责链：这条问责链要求政府首脑及其部门领导对 因此，政治科学中传统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分立原则 议员负责，议员对选民负责。【6’在实际运作中，选举要么作 在他们之问制衡关系的确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现 为一种使政治家和官员按照公共利益进行治理的惩戒装置 代政治制度中的司法机关、履行监督功能的行政检查专员、 而运作，要么充当一种选择机制，通过它，公众可以选择 审计部门、多元化的专业腐败控制机构以及专门审查委员 那些愿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代理者。正如奥多纳(0’
会等都可以看作这种问责关系中的行动者，在大多数国家，
①有关选举问责的相关界定可参阅下述代表性文献：D wive di ，0．P ．an d Jabb ra ，J ，Intr oduc tion ：P ubli c Service Responsibility a
n d Ac· countability ．In Public Service A c co un ta b il it y ．A C om par at iv e P e r s pe c t i v e ，e d i t e d by Jabbra J ；D wi ve di 0．P ，K u m a r l a n Press ：Hartford ， 1988；R o m z e k B an d Dubni ck M ，“A c co u n t ab i l it y in t h e Public Sector ：L essori8 f r om t he Ch a l le n g er Tragedy ，”Pu blic
A dm i n i s tr a t i o n Review ，
V01．47(198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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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关却是确保这种平行问责机制得以实现的主要行这种机制既不像垂直问责中的选举问责那样依赖单个动者。选民和投票，也不像平行问责那样强调权力的内部制衡。
在立法机关实施的平行问责中，问责链条并不是从行相应地，这种机制在鼓励问责主体对政治家和官僚施加压政官僚直接指向公众，而是使行政官僚对作为公众代表的力、为公众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呼吁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议员负责。正如哈瑞·布莱尔(Harry Blair)所言，“从官然而，在赋权监督机构的支持缺失的前提下，社会披露和僚到议员然后到公民去审视这条责任链条比较实际。毕竟施加压力还
不足以对政治家及官僚滥用权力的行为实施最选民只能在选举时对他们的议会代表实施控制，而议员可终的惩罚。在奥多纳(O’Donnell)看来，这种机制的影以不受选举间隔的影响通过法定的监督权来惩罚渎职的官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定赋权机构对不负责任的错误行为僚。因此，官僚最终应该对公众负责，而这种责任是通过展开调查以及实施最终惩罚的程度。【14’即便如此，我们仍直接地对当选的议员负责来实现的。”(111然应当承认公民组织和媒体已经是当代社会确保政治责任平行问责机制有它明显的优势。主要的行动者可以使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行动者。用法定赋权使在职官僚遵从法
网上一对一外教多少钱律或公意。而且。如果在职(四)共同治理的问责(Co—governance for Ac co u nt a·
官僚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或错误地使用了权力，主要行动bility)
者可以对他们实施最终的惩罚。例如，对于立法机关而言，尽管公共事件议程可以通过某个行动者提起或倡导，法律监督、预算控制、人事任免、决策影响等是确保责任但在日趋复杂的情景中，它自身的能力通常不足以使政治的常规性工具。然而，这种问责机制在确保责任实现的过家和官僚承担应有的责任。例如，在具体的公共事件中，程中也面临着结构和内容上的双重挑战，比如政治上的孤公民组织或媒体可以呼吁当政者回应民意并对之施加压力，立、信息的过分不对称、资金的缺乏、有限的实施能力、但却没有法定的权力对他们的无所作为进行实质性的惩罚，实施制裁的法制化规则的缺失等。除此之外，在没有外部除非与法定赋权机构合作。因此，通过整合多元利益相关行动者(公众、媒
体或社会组织等)施加压力的情形下，者的比较优势进行的共同治理导向的问责在一定程度上能拥有法定赋权的组织通常缺乏推动平行问责实现的动机。弥补社会问责机制存在的不足。
(三)社会问责(Societal AccountabiH啪为应对13益复杂的治理情形，现实实践也迫切需要
更有关问责机制的传统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行多的行动者卷入政治问责的过程。这种综合性的共同治理动者。然而，由社会行动者创制的问责实践却能为具有脆问责机制可以被描述为：通常以多样化的公共论坛(Public 弱选举制度和低效平行问责的国家提供一些希望。斯穆洛f ora)形式出现，由诸如公众、媒体、利益集团、专业化的维茨(Smu lovitz)和佩鲁佐蒂(Peruzz otti)有关拉美社会监督机构、国际组织、法定的监督机构等多元行动者参与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引在拉美，无论是平行维度还是其中的问责形式。在这一问责过程中，对公共行为进行解垂直的问责机制都是非常缺乏的。新出现的诸如市民社会、释、提问、给出理由、做出裁断，以及针对具体公共事件媒体、利益集团等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进或公共政策的辩论等将通过多元行动者的共同努力而进行。政府责任，尽管他们的作用在理论层面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这些行动者通过卷入政治过程，并与具有法定权力的监督视。因此，这些学者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拓展，从而在传统机构一起治理的方式，对使用权力的政治家和官僚施加压的选举控制和宪政制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问责机制。力，亦能对滥用权力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惩罚。在他们看来，社会问责指的是：公共论坛通常包括政策网络的创立、对话平台的构建、“一种非选举的垂直维度的控制机制。它依赖于公民团制度化参与的拓展、公共听证会制
度的完善等。它们是确体的多元化行动和运动，依赖于媒体。旨在揭发政府的错保责任实现的主要工具。例如，多方对话的平台通过强调误行为、将新的议题引入公共议程及激发平行机构的运对事件的解释、提问、给出理由等过程，一方面能够打破作”。【13】以往公共权力运作的黑箱，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利益相关者遵循这一界定，从拥有较少权力的公民联盟到掌控较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对当政者的行为、决策和绩多权力的政府的问责链条就显而易辨。就问责主体而言，效等形成清晰的裁断，必要时给出可行的惩罚。媒体、公民团体等社会行动者肩负着使官僚和政治家为公这种机制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多元行动者可以共同向当
共利益而负责的重任。而且，平行问责界定范围内的行政政者施加压力。同时，它还有助于在多元行动者中形成相
监察专员在社会问责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主体，比如容性激励。瓦姆博(Wam pler)对参与式预算的评述印证了
他们时常为公民个性化的诉求进行呼吁、激活其他平行问这一点：
责机构的运作。因此，行政监察专员也可以看作是社会问政治问责的争论已经逐步聚焦到一个机构(选民、法责的主体。与以选票和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其他机制相比，院等)如何能控制另一个机构(如选举官员、行政部门公开揭露和呼吁是这一机制确保责任实现的策略选择。等)。以此为焦点的研究所蕴含
的一个明显缺陷是诸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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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垂直和社会的概念化问责变量趋向于在毫无交集的平文化等，他们通常是由历史过程和实践塑造而沉淀下来的，行轨道上运行，而不能显示出公民、官僚、政治家和相关一旦形成，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可以塑造问责期望，并影机构如何对其他行动者的野心进行环环相扣的制衡。相比响着一定区域内问责实现的主要机制选择；第二组制度化之下，参与式制度涉及到这些争论的所有维度：他们具有变量指那些影响问责主体权限的安排，这包括正式的宪法对平行维度上行政官员的特权及行动进行制约的潜力，也和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肩负着问责重任的立法机构、为公民为垂直层面代表和特定的政治体投下选票提供了可公众、媒体、社会组织、法院等主体可以发展自身使当权能，同时，依赖对公民进入政治过程的动员，还可以为新者为公共利益负责的能力；第三组变量涉及到有利于相关
政策过程的合法化提供不可多得的社会维度上的途径。主体实施问责的资源提供，比如基本设施、人员、经费、然而，应当指出，在这种复合型集体问责过程中，授福利以及法律支持等；第四组变量与影响问责主体专业化权机构的加入对于弥补其缺点、实施最终惩罚至关重要。能力的制度安排有关，如人员招募模式、教育、培训以及
目前有关预算领域问责的实践已经显示了这一新型问责机建立专业化标准的方式。①
制的潜力。例如，在巴西的市镇，参与式预算被看作是融(二)结构变量合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预算决策过程
来扩展责任的一种制制度安排不能看作是政治问责绩效差异的唯一决定要度化安排；在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改革中，素。在实践中，无论是它所嵌入的政府间关系还是政府一羽翼未丰的地方人大借助多元行动者加入的共同治理问责
社会关系都与之有密切的关联。正如沙巴尔(Chabal)所机制，按照法律授权的预算审批权，已成功地使地方政府
言，“政治问责不仅仅存在于使统治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宪对不恰当的预算提议做出修正。
政及正式制度装置中，它也是诸如赞助者和顾客、领袖和
三、政治问责的主要影响变量阐释下属、党派领导和党派成员、官僚和公民、雇主和雇员、
毛拉和信徒、和平民等广泛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作上述多元化的政治问责机制既不能在真空中运作，也
为一种最高形式。它嵌入并在政府一社会的关联中得以体不可能自动实现所期望的目标。现代的政治行政实践表明，
现出来”。(15l
不但不同的国家会选择有明显差异的政治问责实现机制
因此，除了制度化安排之外，在推动或阻滞政治问责(如选举问责在英美国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问责实现机
实现方面，这些关系构成的结构化变量也扮演着重要的角制，而社会问责在拉美则很受重视)，即使在一个国家的不
色。比如，虽然相关法律赋予了公众及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同区域内，一些问责主体在使政府官员为民众负责方面已
决策的权利，但在公众问责意识淡薄及社会组织不具有独显示出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一些相似主体却任由公共权力
立性的情形下，政府一社会结构就处于一种非平衡的状态，的执掌者我行我素。因此，在复杂的问责环境中，研究者
男生流行短发发型
实践中，仅仅依靠公众及社会组织的呼吁很难对当权者形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解释这些政治问责机制选择及
成巨大压力，使其承担应有的公共责任，也因此很难培育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综合现有研究，影响政治问
出良好的社会问责，并以此为切入点，带动其他问责机制责绩效的主要解释变量可以概括为：制度化变量、结构变
量以及行动者要素。前两组变量形塑着问责主体行动的制的良性运转。具体而言，结构化变量包括：党、政、立法度空问以及激励程度，第三组变量影响着问责行动的动机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立法、司法、专业监察机构的内部大小。三者的互动将最终决定问责主体是否进行政治问责、权力安排及问责的相对独立性，公众、媒体及社会组织进以及能实现何种绩效的政治问责。行协商对话的公共空间，影响公共决策或政策过程的结构
attackspeed
(一)制度化变量化通道，多元问责关系中否决点(阻碍或促进问责绩效变
以制度为中心的解释认为特定的制度安排对问责绩效迁的制度连接)的存在等。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里的制
度具有新制度主义所界定的(三)行动者要素内涵：既包括构成问责生态的非正式制度，也涵盖了正式就不同的国家而言，具有较多制度化权力和结构化机的宪政安排，以及支持制度运作的程序及资源支持。会的问责主体很容易取得较好的问责绩效。然而，这些宏具体而言，有下面几组制度相关变量：第一组涉及到观和中观层面的变量在解释同一个国家内部问责绩效差异非政治制度的安排，如社会政治生态、政治传统、规范及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涉及到相同组织之问的差异时更是如
①有关政治问责的制度化解释变量是在综合下述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Gl oppe n．S e t a1．，Courts and P owe r in L a t i n Am erica and Afric a
(Bruce M．Wilson，2010)：23—34；Mo ncHeffe M J，“Re con eep tu ali zin g Politic al 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 Politi ca l S ci en ce Review，V01．19，N o．4(1998)：387—406；W ang．Vibe ke，。The Accountability Fu nc t io n of Parliament in N e w De mo cr ac ies：T anz an ia n Perspe c·tives．”Wor king pap er，i n C M I Dev elo pme nt Studies and H u m a n Rights，2005(2)；Bovens M，“P ub l i c Accounta bil ity”，In The Oxf or d Hand—book of Pu b l i c Manageme nt，Fedie E，Lynne L，Poll itt C，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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