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gene Nida
Eugene Nida says in his 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Some people imagine that the greatest problem in translating is to find the right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in the receptor or target language．On the contrary, the most difficult task for the translator is to understand thoroughly the designative and associative meanings of the text to be translated．Eugene Nida also tells us four basic process in translation：(1)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2)transfer from source to target language，(3)restructur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and(4)testing of the translated text with persons who reprent the intended audience．‖
ctm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大力提倡翻译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理论，这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动态对等”翻译观。所谓“动态对等”翻译是指“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1964：159)。
在与塔伯(C．R．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奈达进一步解释，“动态对等”是指“用接受语言复制出与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首先是意义对等，其次是文体对等”，“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上相同”(1969：12；200)。
enemy是什么意思后来，奈达在与德瓦尔(de Waar)合著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功能对等”意思更清楚，没有“动态对等”那么容易引起误会，“它可以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1986：iii)。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对译界长期争论的直译与意译提供了一个令人称赞的答案。直译强调忠实，即语言形式的对等，忽略了效果；意译强调语言优美，忽略了对等。而“动态对等”则把焦点放在了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管是“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还是“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其中心词均为“对等”。奈达的这种理论在诸外国翻译家中对我国的译界影响最大。“对等”说认为，翻译的预期目的主要或必须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他提出的检验译文质量的最终标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能让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忠实原文”；(2)易于理解；(3)形式恰当，吸引读者。
如果把奈达教授的“对等”理论运用到实用文体翻译中，我们就要做到“使原文的语义信息与译文的语义信息对等(equivalence of mantic message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原文的风格信息与译文的风格信息对等(equivalence of stylistic message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原文的文化信息与译文的文化信息对等(equivalence of cultural message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原文的读者反应与译文的读者反应对等(equivalence of respon of
source language readers and target language readers)”。(翁凤翔2002：46—47)四对等的中心是第一项语义信息对等。pathetic
王佐良论翻译中的“对等”
关于对等词。他说：“这一点很有意思，他触到了一个词义学所不常处理的问题，即同一意义的词(涕泗与tears是完全的等同语)，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里所引起的不同反应问题。某些词在一个语言里有强烈的情感力量，而其等同词在另一语言里却平淡无奇，上列‘涕泗’便是一例。反过来，也有某一词在原文里近乎套语，而照字面直译到另一语言却显得生动、新鲜，‘雨后春笋’便是一例。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应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
故意不协律，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的事业。”职场常用英语
关于文化比较。他说：“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
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这当中，陷阱是不少的。……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他又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翻译对等
翻译对等(translation 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存在已久，广泛使用，但又颇具争论性的一个概念。
由于具体的翻译活动在语篇之间进行，即从原文(source text)到译文(target text)，因此，人们一般都会认为这两个语篇之间存在一种对等的关系。翻译对等的概念也就由此而生。这一概念不但指原文同译文之间的关系和对应的程度，而且还用来作为一种标准。判断和衡量一个语篇是否属于翻译语篇。
不同学术背景的翻译研究者对翻译对等的概念持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翻译对等既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翻译实践追求的目标(Catford 1965，Bell 1991)；有些学者则认为、“对筹”一词的含义很多，因此，翻译对等是一个“含混的概念”(Herman 1995；217)，甚至是一个“扭曲了翻译基本
问题”的糟糕概念(Snell-Hornby 1988/1995：22)；还有些学者则采取折衷的态度，认为翻译对等是一个在译界广泛使用的术语，用起来比较方便，不必将其废弃(Baker 1992)。
有关翻译对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翻译中对等的性质、特征以及分类三个方面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对等表明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一种关系，是翻译语篇之所以成为翻译语篇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翻译对等不是—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分不同对等类型和对等程度的相对概念。根据不同的情况，学者们将翻译对等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奈达(Nida 1964)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卡德(Kade 1968)的完全对等(total equivalence)、多重对等(facultative equivalence)、部分对等(approximative equivalence)、零对等(zero equivalence)；科勒(Koller 19799)的所指意义对等(denotative equivalence)、内涵意义对等(connotative equivalence)、文本规范对等(text-normatice equivalence)、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和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对等，我们认为，翻译对等是一个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活动现象的概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要求。确定采取哪一种具体的翻译策略，并达到某种预期的对等效果，从而实现翻译的目标。例如，以下是《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中的译例，译文A由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译文B由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冯庆华2002：472-473，黑体字为本书作者所注)
(21)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来未必都是这样巧的呢”。
五行诗（第七回）
A. ―Gracious Buddha!‖ Mrs. Chou chuckled. ―How terribly chancy!Y ou might wait for ten
years without such a run of luck.‖
B. ―God bless my soul! Zhou Rui‘s wife exclaimed. Y ou would certainly need some patience! Why, you might wait ten years before getting all tho things at the proper times.‖
(22) 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第十六回)
tomorrow will be betterA. Hsueh Pan is another of tho greedy guts who 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pail.‖
B. Y ou know what cousin Xue is like: always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
上面例子中黑体字的部分，两个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阿弥陀佛”在杨译本中译为“Gracious Bu
ddha”，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形式；而在霍译本中，这个表达译为“God bless my soul”，原文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形象内涵完全被译文中的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形象取代。同样，“碗”和“锅”在杨译本中再现为“bowl”和“pan”，而在霍译本中则转换为“dish”(碟子)和“saucepan”(长柄平底锅)两个在译语文化中常见的餐具。
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一个保留了原文的表达方式，实现了译文与原文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另一个舍弃了原文的表达方式，转而使用译文语言中特有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在语言形式上不能与原文中的表达方式对等，但是它们所传达的内在含义和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基本一致，属于另一个层次和类型的翻译对等。这两个译者之所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处理手法，其实同他们各自所欲实现的翻译目标密不可分。杨译本旨在将原语的文化介绍给译语读者，因此，在翻译中采取忠实于原文作者的立场，力求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内涵原汁原味地带给译文读者。霍译本则旨在向译语读者介绍和推荐一部经典文学著作，这涉及到译文读者的接受意愿和接受程度等因素。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霍克斯更多地着眼于译文读者，充分考虑原文语言文化形式同译文语言文化形式的不同，并竭力在译文中使用译文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文化表达形式。这两种翻译方法具有不同的特色，但是都实现了各自的翻译目标，可谓殊途同归，不分高下。
另外，翻译对等与语篇的类型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23) The world‘s local bank
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24)Discover the world with Citizen
放眼世界，星辰做伴
(25)Article 76 The formation of this contract, its validity, interpretation, execution and ttlement of the disputes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relevant law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七十六条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上面三个译例中，前两例是广告语篇中的广告词，最后一例是法律语篇中的合同条例。其中例(23)是香港汇丰银行(HSBC)的广告，例(24)是日本Citizen牌手表的广告(内地译为“西铁城”，香港译为“星辰”)。在这两则广告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语言表达形式的变化。例(23)原文是一个名词词组，但译文则变为两个四字格的偏正词组。译文的这种表达结构，形式工整，节律感强，朗朗上口，是汉语中十分常见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同样，例(24)原文的动词词组，也翻译为两个四字格的结构，一是动宾词组，另一是主谓词组。尽管译文的表达形式同原文有很大的出入，但是这两则广告的译文完全表达了原文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起到了同样的宣传效果。与此不同的是，例(25)中的译文在语言表达上完全同原文对等，不论
是词语句式，还是语态结构都一一对应原文的方式。这种对等是由法律语篇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即法律语篇要求准确无误地表达具有约束性和规定性的信息。因此，法律语篇翻译所要求的对等程度和其他类型语篇(如广告语篇)存在很大的差异。
电影分类影响翻译对等程度及其效果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译者本身的外语和母语语言修养，译文读者对翻译语篇的认可程度，译语社会对翻译活动的规约等等。不论是何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将翻译对等的概念具体化为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不同效果的对等类型，那么，翻译对等始终可以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准绳之一。
对奈达翻译思想转变的反思
刘四龙
[作者简介] 刘四龙，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一队，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要：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他本人最近宣布“我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奈达学术观点的这一变化无疑会给我们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
理论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A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think about the Change in Nida‘s Translation Thoughts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 translation scholars. 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descriptive study
一、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影响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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蹼怎么读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
《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
研究生网上预报名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 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
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
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