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卷第2期2021年3月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班费的用途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糯米包子的做法Vol.35#No.2
Mar92021
DOI：10.16339/jki.hdxbskb.2021.02.004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
—
—早期禅宗兴盛之路探究"
孙劲松
（武汉大学国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代帝王对佛教在扶植与限制之间游走，从慰藉心灵、安定民心的角度，需要发展与扶植佛教；而佛教得到扶植以后，又会吸纳人口、聚集钱财、滋生腐败，政府从维护国家税赋、把握财富控制权等角度会限制乃至打击佛教°帝王的个人偏好又会让扶植或者限制变得难以琢磨°从达摩来华到唐宣宗恢复佛教，禅宗经过三百余年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主要原因在于禅宗贯彻达摩“功德黑暗、常相随逐”的告诫，与封建帝王、权势富贵保持距离°正如五祖弘忍所言：“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
［关键词］早期禅宗；兴盛；探究
［中图分类号］B94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21）02—0023—07
The Pillars Come from the Deep Valley
----Rearch 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Early Zen
SUN Jing-song南宋第一枪
(School of Chine Classics，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After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Chine emperors always hesitated about sup
porting or restricting Buddh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forting the soul and stabilizing people's hearts，Chine emperors had to support Buddhism.When Buddhism wassupported，it wouldleadto absorbpopulation，gatherpropertyandbreedcorruption.Sothegovernmentwouldrestrictandevencrack downonBuddhismforthepurpoofsafeguardingnationaltaEandcontro l ing wealth.Meanwhile，the emperor's personal preferences could also lend support or impo restrictions.From the time Bodhidharma came t o China t o restore Buddhism by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Zen became the mains t r eam of Chine Buddhism ft e r more t h an300years of developmen t.The main reason is that Zen adhered t o Bodhidharma's admon i t i o n t h a t merits and darkness often appear together and kep t a dis t a nce from emperors and powerful people.As Hongren said,the pillars come from the valley instead of the human ttlemenSs>Becau the pillars are far a@ay from people,they are not cut do@n by knives> Key words:early Zen；prosperity；rearch
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时期已经很有基础。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9岁高龄的佛图澄来到洛阳，在乱世之中以神异现象折服后赵的皇帝石勒，其后的几十年中，他主持建造佛寺893座，培养弟子数千人。但是历史证明，仅仅走上层路线，对于佛教的长远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佛图澄公元348
"［收稿日期］2020-05-10
［基金项目］黄梅四祖寺委托课题：黄梅禅文化与荆楚佛学研究（1101-250000004）
［作者简介］孙劲松（1973-），男，安徽怀远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武汉大学黄梅禅文化与荆楚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易学研究，佛学研究。安全视频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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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世，公元350年后赵灭亡，冉闵篡位建立魏国，僧人法饶教之以军国大计，不验而被杀，致使魏国境内佛教徒普遭厄运。佛图澄的徒弟道安带弟子从邺地逃往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从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①道安法师指出，不依靠封建政权很难传播佛法，但仅仅依靠他们也不行，真正的佛教传播一定要向民间，即“教化之体，宜令广布”，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行。在其后的一两百年之间，佛教还经历了东晋权臣桓玄“沙汰众僧教令”（公元402年）、庐山慧远“沙门不敬王者”（公元403-404年）、鸠摩罗什译经（公元401-409年）、北魏太武帝灭佛（公元444年）、南梁武帝佞佛（公元502-549）等事件。在太平时期，佛教蓬勃发展，寺庙接受捐献，僧侣免税赋徭役，经济、政治地位都比较高。佛教既聚民心、又聚财产，许多人出家的动因由最初的宗教情感转变为包含免赋税、避徭役、躲兵役等多种原因。而兵源、劳动力与财产又属于世俗政权的基本利益，佛教积累了过多的人财物，必然会产生奢靡腐化、滥竽充数等问题，必然对世俗政权构成威胁。这些又成为政府管制、废黜佛教的起因。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政教关系在放与管之间游荡。禅宗的初祖达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来到中国。
一禅宗六代祖师不为帝师
《神会和尚禅话录》记载，有人问，神秀禅师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为何不能称为六祖？神会和尚回答：“从达摩已下至能和上，六代大师，无有一人为帝师者。”这句话体现出禅宗早期对于政治权力的疏离态度。
激动英文《五灯会元》记载达摩的师父般若多罗曾嘱咐达摩将来要去中国传播佛教，“当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②。达摩晚年告诉慧可：“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踰海越漠，为法求人。”③根据这些说法，达摩和他的师父都是远见卓识之人，已经预判出中国是大乘佛教兴盛之地，但达摩来华后的历程却异常坎坷，他于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0-527）自南印度经广州抵梁朝首都建业。达摩一路走来，对于南梁的风土人情、佛教发展应该有所了解，看到政权扶植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表面繁荣，也会看到这里面隐含的危机。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于公元502年建立南梁，有“皇帝菩萨”之称，经常在朝廷对大臣宣讲佛经。梁武帝与达摩相见之后，便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达摩实话实说：“并无功德。”④这段对话之中，武帝自称“朕”，显示高高在上的帝王之尊，他不是以居士的身份向印度高僧求教佛理，也不是对有没有功德有真正的疑问，只是期望达摩的肯定与吹捧。《金刚经》讲“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行一切善法”，“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大小乘佛教修行的入门都是破“我执、我见”，如果从“我”出发，贪图福德，与理相悖，所以达摩说“实无功德”。在那个时代达摩只要附和他
几句梁武帝就可能用举国之力量支持他弘扬佛法但达摩没有这么做仅走上层路线不是佛教的长久发展之道这条路无法让神州大地开显真正的大乘气象。
达摩在《二入四行观》中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功德、黑暗，常相随逐。”⑤这里的“功德、黑暗”即《大般涅槃经》所说的功德天、黑暗女。“迦叶，如有女人入于他舍。是女端正，颜貌瑰丽，以好璎珞庄严其身。主人见已，即便问言：'汝字何等？系属于谁？女人答言: '我身即是功德天主。'主人问言：'汝所至处，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处，能与种种金银、琉璃、颇梨、真珠、珊瑚、虎珀、磲、马瑙、象马、车乘、奴婢、仆使。'主人闻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我今福德故，令汝来至我舍宅。'即便烧香、散花、供养、恭敬、礼拜。复于门外，更见一女。其形丑陋，衣裳弊坏，多诸垢腻，皮肤皴裂，其色艾白。见已问言：'汝字何等？系属谁家？'女人答言：'我字黑暗。'复问：'何故名为黑暗？'女人答言：'我所行处，能令其家所有财宝一切衰耗。'主人闻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当断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痴，无有智慧。‘主人问言：'何故名我痴、无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与姊，进止共俱。汝若驱我，亦当驱彼。'主人还入，问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实为是不？'功德天言：'实是我妹。我与此妹，行
① 僧慧皎编撰：《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351页下，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 普济编撰：《五灯会元》，《乾隆大藏经》第145册，第429页，中国书店2009年出版°
③ 普济编撰：《五灯会元》，《乾隆大藏经》第145册，第436页，中国书店2009年出版°
④ 普济编撰《五灯会元》，《乾隆大藏经》第145册，第435页，中国书店2009年出版°
⑤ 达摩《菩提达磨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卍新续藏》第63册，第1页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
第2期孙劲松：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一一早期禅宗兴盛之路探究25
住共俱，未曾相离’随所住处，我常作好，彼常作恶。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爱我者，亦应爱彼’若见恭敬，亦应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恶事者’我俱不用，各随意去。'是时二女，俱共相将还其所止’尔时主人见其还去，心生欢喜，踊跃无量。”①有功德天，必然有黑暗女，世间法有成必有败，法尔如是。通过后面历史发展来看，达摩走的很明智，梁武帝晚年昏庸’李世民曾评价梁武帝:“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②一个国家君臣都陷于空谈，最后武帝以八十六岁高龄被囚禁逼死，死者相继于道路，寺院当然也受到重创，所有的繁华都沦为云烟，功德天的戏演完了，黑暗女就要登场’达摩北渡长江，去了嵩山隐居，远离政治中心，其所要弘扬的事业也就远离了功德天与黑暗女，远离了崇尚浮华、忽成忽败的发展模式’禅宗后面还有四祖道信不赴唐太宗之诏、六祖
慧能不赴武则天与唐中宗之诏，远离封建帝王，远离帝王扶植之下的虚假繁荣，敬帝王而远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佛教禅宗事业的长远流传，才能使中国的大乘气象真正展开’
二禅宗五代祖师避居山林
达摩到达北魏境内的嵩山以后，与附近的官寺少林寺没什么往来，“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引发了那些有僧籍的正规僧人的嫉妒。在世道纷乱、因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只是在等待真正的传人’慧可、僧璨承续禅宗道统，为二、三祖，他们生存、弘法的时期恰好碰到后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灭佛。出于经济、劳动力、兵源等考虑，周武帝以僧侣泛滥、不守戒律等为缘由，开展废佛运动。毁像破塔烧经，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
但这种废佛也不是绝对的，《缁门崇行录》记载一个故事：“隋普安，京兆泾阳人。周氏灭法，隐于终南山之螰梓谷，苦行忘身，或露形草莽以施蚊虻，或委卧乱尸以施虎豹。时有重募，擒送一僧，赏帛十段。或来执安，安欣然慰喻曰：'观卿贫煎，正欲相给，为设食已，与共入京。'帝曰'我国法急，不许道入民间；汝更助急，不许道入山中，则遣渠何往？'遂放入山。”③普安法师在周武帝灭法的时候，不愿意还俗，逃到深山修苦行，有人根据当时的律令，抓他找皇帝请赏”到了京城以后，抓人者反被皇帝痛斥：国家只是不允许佛教在民众之中传播，他跑到深山老林还不放过，这样太过分了”这说明“道入山中”之后，僧人自给自足，不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不收容大量的人口，对政府不形成威胁，即便是
周武帝这样灭佛的皇帝，也采取包容的态度，即对于政治、经济上没有威胁的人，没必要赶尽杀绝”通过周武帝对灭佛分寸的拿捏，我们就能明白禅宗早期为什么要在偏僻的深山老林发展了”因为当权者虽然知道其存在，但禅僧处在穷乡僻壤，没钱没势，对当局没有威胁，就可以获得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
四祖道信弘法时期，社会已经相对稳定，他在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到了黄梅县双峰山，不再像二、三祖那样到处游历，而是扎根双峰山，择地开居，聚集弟子，但这与唐代的法令是有冲突的”《唐会要•释教》记载，唐朝政府规定创建寺院要向政府申请，得到许可方准兴建，寺院名称也一般由政府颁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朝的太史令傅奕上疏，要求灭佛”高祖没有答应，但是也表示厌恶佛教、道教出家人逃避徭役、不守戒律、大小寺院混杂与酒肆屠户之间的乱象，“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勿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④，并对僧侣年龄、品行严格要求，只有努力修行、严守戒律的人才能继续保留僧籍，其余的人全部开除、责令回乡”很明显，黄梅双峰山的道场不可能属于薪州府认可的官方寺院，但双峰山的信徒也没有因此就被遣散”主要原因是双峰山地处偏僻，虽然不合法，但没有不良影响，其后的玄武门之变也导致国家无暇去落实这些政策”但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于佛教限制措施也很多，甚至有私自剃度僧人要处以死刑的法令，而双峰山的禅宗道场还可以继续发展，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法令是完备的，但执行
① 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大正藏》第12册，第435页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② 吴兢:《贞观政要》，第170页，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
③ 蘟宏辑：《缁门崇行录》,《卍新续藏》第87册，第361页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
④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第6002页，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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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灵活的’《缁门崇行录》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志超，同州冯翊人，年二十七依并州开化寺赞禅师出家’其洁正身心，勤履众务，安僧数百，两食恒备，六时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后其于汾州起光岩寺，昼夜克勤，摄引后学’时逢严敕度僧者加以极刑，而超无介意，如常剃落’避世逸僧，凭若泰山焉。”①志超法师与唐高祖李渊熟悉，李渊起兵时，志超法师曾帮忙，唐朝开国大臣裴寂为其护法弟子”当国家控制出家人指标、严令不得私度僧尼之时，志超毫不介意，看到适合出家的人，也不等政府审批，照样剃度，也没有被处以极刑”这说明法令虽然苛刻，但对于某些有特定关系人来说，执行是很宽松的”
护字组词其二，道信禅师得到地方官员的保护。寻求地方官员的保护以冲破国家法令，是唐代很多法师通行的做法”《缁门崇行录》记载：“唐法冲，陇西成纪人”贞观初，敕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逃僧避难，
资给告匮，冲诣州宰，告曰：'如有死事，冲身当之，但施道粮，终获福佑。'宰嘉其志，冒网周济焉。”②法冲法师在今江苏邳州附近，收留了很多可以处死刑的私度僧人，竟然在邳州宰官处得到救济。由此可见当时复杂的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道信法师同样得到了薪州地方官的保护。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刺史崔义玄曾慕名礼拜四祖”这是禅宗发展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虽然远离君王、不合律令，但可寻求地方官员的法外开恩”后来六祖慧能与韶州刺史韦璩；马祖道一与虔州、洪州刺史都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均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三，皇室本身对于宗教法令的执行也呈现暧昧的态度”唐太宗一方面对佛教严格要求，僧人出家必须由政府审批，私自剃度僧人处极刑；但另一方面又礼遇玄奘等高僧，还曾在诏书中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所以在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听闻黄梅双峰山聚集弟子五百人，诏令其去长安”《景德传灯录》记载：“贞观癸卯岁，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彩，诏赴京。祖上表逊谢，前后三返，竟以疾辞。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来”使至山谕旨，祖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异之，回以状闻”帝弥加钦慕，就赐珍缯，以遂其志。”③据此说法，唐太宗曾以“取首”威胁四祖道信，这就颇值得玩味’唐代法律制度完备，在和平时期，国家对于死刑的执行非常慎重，规定地方的死刑案件适用“三复奏”，京师的死刑案件适用“五复奏”，杀一个罪犯要往返多次审查，实在罪无可赦才由皇帝本人“勾决”。如果四祖道信没有违反任何法令，仅仅是不愿意被召见，就让皇帝起了杀机，这不合常理’可能是唐太宗听说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非法教团在黄梅活动，来个恩威并施，想召见安抚，让其合法化’但是四祖道信清楚“功德
、黑暗，常相随逐”的道理，拒绝与皇帝攀关系’皇帝就以死相逼，指出道信私建道场、私度僧人，已经符合死刑条件，但道信不为所动，“引颈就刃”。李世民最后也只有表示尊重，任由他在荒郊野岭发展去了’黄梅双峰山地处偏僻，“道入山中”，道信与弟子农禅并重、自耕自食，没有利用宗教吸收社会财富，没有社会负面影响，政府自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五祖弘忍继承了前代祖师居山养性的禅宗路线，不加盟州府的官寺，在黄梅冯茂山开辟道场’据说，唐高宗也曾特别关注过五祖弘忍，弘忍还是避而不见’《楞伽师资记》记载，有人问：“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大师回答:“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④弘忍居于荒凉的黄梅东山，实行生产自给，把运水、搬柴、种植、舂米及一切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这样远离尘世，避免名利等“刀斧损斫”，方便修行者成佛门“栋梁”’
三五祖传法的政治与宗教因素
（-）传法的政治环境及政治动因
唐高宗时期，五祖弘忍在永徽三年（公元651年）得法衣，在黄梅冯茂山（东山）大弘禅法。《楞伽师资记》云：“时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俞千计。”每个月都有上千人往来于黄梅东山，连广东一个砍柴人都不远千里过来求学，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泰山景区唐朝的法律把社会上的人划分为“良”“贱”两类，良民与贱民之间等级森严。慧能（公元638—
①蘟宏辑：《缁门崇行录》,《卍新续藏》第87册，365页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
② 蘟宏辑：《缁门崇行录》,《卍新续藏》第87册，362页下，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
③ 道原辑：《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第51册，222页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④ 净觉编撰：《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册，1289页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第2期孙劲松：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一一早期禅宗兴盛之路探究27
713年）俗姓卢，是流放罪人之子，他应该没有如良民一样充分享受到唐代均田制的政策，携母由“新州”流落南海佛山一带，也不是合法的迁徙活动，身份上应该属于“流民”。因此，他没有国家拨给的田产，只能过着游猎砍柴为生的生活。唐朝一个普通良民百姓，如果要到外地，必须要到当地政府开具“公验”，也就是官方的介绍信。慧能为了听到一句《金刚经》，就安顿好老母，也没有获得“公验”，马上跑到湖北黄梅，这属于违法的迁徙行为。五祖了解慧能的身份，但还是收容他，给他安排舂米的工作，这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违法行为。根据唐代丞相张说撰写的《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记载，神秀法师是在离开五祖寺很久之后才获得合法的僧人身份,“仪凤中（唐高宗年号：公元676—679年），始隶玉泉，名在僧录”①。五祖寺最有名的上座师神秀在黄梅期间是没有“名在僧录”的私度僧人。av人体艺术
也就是说，五祖门下从慧能到神秀、从文盲到知识分子，都不具有合法僧籍，即便是弘忍法师本人也不见得有官方度牒。
唐初的黄梅县属于淮南道薪州府管辖。由于隋末战乱，淮南道人口大减，武德六年三月《简徭役诏》中指出：“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隔，土旷人稀。”根据翁俊雄的研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淮南道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3人，薪州为每平方公里3.95人”薪州四个县人口一共39678人，平均每个县1万人左右②。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薪州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1858人，人口数186849人，平均每个县四万余人③。一百多年间，人口增长近五倍”在太平时期，人口增长较快，但弘忍主持东山时期（公元651-675年），黄梅户籍人口最多也不可能超过二万人”二万人以下的一个县，每个月上千人往来，这说明禅宗教团发展太快，已经超过政府容忍的限度了”《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中指出，神会曾“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于是涕辞而去，退藏于密”④。《传法宝记》还说神秀“后随迁适，潜为白衣，或在荆州天居寺十数年”。⑤。也就是说，慧能得法南行之后不久，神秀等人被“迁适”，黄梅东山的僧团被政府遣散，神秀还俗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禅宗通史》还提出一个猜想:“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浙江发生陈硕贞起义，官方牵连的面极大，江左沙门受到普遍打击”神秀在弘忍门下服勤六年，即被强令迁适，可能与此事件有关。”⑥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
五祖弘忍作为一个智者，应该会预判这场危机即将到来，当时的情境之下，不得不考虑接班人的选择
与传法中心的迁移问题”五祖拋出一个选择六代祖师的话题，然后突然将衣钵传给他暗暗选中的年轻人慧能，使得群情激愤，纷纷跑去追讨，这未尝不是深思熟虑的一石二鸟之计：既可以遣散凡夫弟子避免政府猜忌，又把禅宗传人慧能送到了更加偏僻、更加远离政治中心的广东，这是对禅宗法脉更好地保护”
（二）传法过程的教理分析
五祖要求门人写作偈语，以选择接班人”神秀法师写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舂米的慧能则托张日用帮忙书写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敦煌本：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弘忍大师对于两首偈语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他对于神秀法师是公开肯定、私下否定，对于慧能则是公开否定、私下肯定”
五祖对于神秀的公开肯定，《坛经》中是这样记载的：“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⑦但私下里，五祖的态度却是这样的：“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⑧对于慧能则恰恰相反，在慧能的偈语出来以后，五祖公开否定，“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但在第二天专门“潜至碓坊，见能腰
石舂米”，加以鼓励与肯定，而后又在半夜给他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慧）能言下大
① 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隆兴编年通论》，《卍新续藏》第75册，179页下”
②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94页，223页”
③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204页”
④ 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隆兴编年通论》，《卍新续藏》第75册,179页下”
⑤ 杜娩，《传法宝记》，见于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80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出版
⑥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1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48册,348页下，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⑧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48册,348页下，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