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青年说】黄绍波：欧洲的绿⾊浪潮-欧洲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济南⼤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学⽣
关键词：欧洲绿党；欧洲⼀体化；后现代性；新社会运动；规范性⼒量欧洲
内容提要
本欧洲绿党是信守绿⾊政治的新型政党，以环境主义、社会公正、进步主义为核⼼主张。在2019年5⽉的第九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绿党取得了历史性成功，欧洲的绿⾊浪潮也随之迎来了⾼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的绿党兴起于西欧的后⼯业化社会，籍由后现代⽂明发展⽽成，并通过欧洲⼀体化机制实现了欧洲化。冷战时期，欧洲⼀体化和特定的冷战议题催⽣了欧洲的绿党；后冷战时期，欧盟⼀体化的深化和欧盟的东扩进⼀步壮⼤了欧洲绿党。经过40年的发展，绿党已然崛起成为欧洲政治的重要⾏为体。回顾其发展史，绿党的崛起有其必然性，由多维度的因素共同互动⽽成。其中，主要包括3个结构-进程因素：欧洲⼀体化的深化；欧洲经济社会的后⼯业化；欧洲⽂明的后现代化。绿党的崛起将会给欧洲的政治⽣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3个⽅⾯：进⼀步推动欧洲绿⾊思潮的深化；进⼀步推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绿化”；进⼀步推动欧洲“软权⼒”的强化。当下，欧洲正遭遇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各种危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此外，⼈与⾃然的关系严重失调，尤其以全球⽓候变化为核⼼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益凸显。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绿党将会凭借此次欧洲
⼤选的成功，继续在这些议题上发挥重要作⽤，进⼀步推动欧洲的绿⾊思潮和绿⾊政治的发展。
致谢
恐怖大全在本篇论⽂写就过程中，李慧明⽼师给予了⽅向性和框架性的耐⼼指导。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他⽆私的付出。勇敢地什么
ABSTRACT
Green party is a new form of political party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s of green politics, such as environmentalism, social justice and progressivism. ‘Green Wave’ in Europe reached its high tide in 2019 when the European Green Party (EGP) achieved its historical success in 9th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 civilization, green parties emerged from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underwent Europeaniz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For the last four decades, the EGP has steadily rin to the landscape of European politics as a significant actor. There is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rising of the EGP. What constitutes its longtime parliamentary success li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among which, as this paper unfolds, are: 1)the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Europe, 2) the post-industrializ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3)the post-moder
niz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the EGP rin as a major political agent, Europe will pha into a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where the EGP will firm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a normativ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y further 1)empowering the ‘Green Wave’ in Europe, 2)greenizing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for Europe and 3)enhancing the soft power of Europe. As COVID-19 challenges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 is faced with all-level cris which undermine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More importantly, the in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embodied as environmental cris, climate change in particular, has called for collective action. With its current political status, the EGP will continue to practice its green conviction and exert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on aforementioned issues, and therefore motivate the ‘Green Wave’ and green politics.消防员的简笔画
Key words：European Green Party；integration of Europe；post-modernity；New Social Moments；Europe as a normative power
前⾔
2019年5⽉23⾄26⽇，欧盟举⾏了第九届欧洲议会的选举。经过2015年欧洲难民潮、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近两年民粹与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国家内部的成功选举，⼤选前的欧洲弥漫着疑欧、脱欧和反欧情绪。这被媒体与极右翼势⼒利⽤并加以渲染，以致⼈们对欧洲⼀体化的前景普遍感到担忧，认为欧洲⼀体化会就此停滞甚⾄退化。
出⼈意料的是，欧洲绿党（The European Green Party）的竞选格外成功。欧洲绿党在此次⼤选中共有55位议员获选，相⽐2014年的37位和2009年的47位，达到了⾃⾝历史最⾼。这也帮助欧洲议会的绿党党团——绿党与欧洲⾃由联盟（The Greens/European Free Alliance）获得了更⼤的议席配额，由2014年的50个升到了75个，成为了欧洲议会的第4⼤党。竞选结束时，就7个议会党团的地位⽽⾔，绿党仅次于三个亲欧党团，⽽⾼于极右的“认同与民主”党团（ID）、疑欧的欧洲保守与改⾰党（ECR）、极左的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党左翼联盟（GUE/NGL）。与此同时，欧洲传统政党的影响⼒却在相对地削弱，欧洲议会的两⼤党团——欧洲⼈民党（EPP）与欧洲议会社会民主进步联盟（S&D）各⾃获得了24.23%和20.51%的投票率，相较2014年的29.43%和25.43%都各⾃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1]选票的流失意味着，两
了24.23%和20.51%的投票率，相较2014年的29.43%和25.43%都各⾃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1]选票的流失意味着，两⼤党团失去了⾃欧洲议会实⾏普选制以来绝对多数的优势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绿党将会在欧盟政策的制定中起到更有⼒的杠杆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绿党的成功崛起是多维度因素构成的结果，并且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深刻关联。本⽂在系统梳理欧洲绿党历史演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欧洲绿党在欧洲议会历届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进展的原因，以及这种结果对于欧洲乃⾄全球治理所产⽣的重要影响。
⼀、欧洲绿党的性质与特征
（⼀）欧洲绿党的定义
绿党是信守绿⾊政治的新型政党，以环境主义、社会公正、进步主义为核⼼主张；它诞⽣在西欧后⼯业化社会中，籍由后现代⽂明发展⽽成，并通过欧洲⼀体化机制实现了欧洲化。就其本体结构⽽⾔，欧洲绿党是⼀个⼀体多元的国际⾏为体，分为3个层次：（1）在主体层次上，欧洲绿党是⼀个统⼀、⾃主、跨国界的欧洲政党；（2）在欧洲议会层次上，欧洲绿党与欧洲⾃由联盟、欧洲盗版党（The European Pirate Party）结成绿党党团，即绿党/欧洲⾃由联盟（2019—2024年第九届欧洲议会）；（3）在欧盟国家内部层次上，欧洲绿党由欧盟国家内部的绿党统合⽽成，其中主要包括德国的Alliance 90、法国的Les Verts、芬兰的Green League、奥地利的The Green Alternative、荷兰的GreenLeft以及瑞典的Green Party，等等。可见，欧洲绿党构成具有复杂性，因⽽它所指涉的对象具有多重性。为了简化说明，若⽆特别指明，在以下的阐述中，语词“绿党”指涉的是概化意义上的欧洲政党。
（⼆）绿党与传统政党的区别
与所有的西⽅政党⼀样，绿党以西⽅公民社会作为运作基础和架构。不同的是，作为⼀种新型政党，绿党有别于传统的西⽅政党。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以下3个⽅⾯：
（1）就时代背景⽽⾔，绿党产⽣较为晚近，是西⽅后⼯业化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所衍⽣的
、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主张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模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绿⾊发展；传统西⽅政党产⽣较早，是西⽅⼯业社会的传统政治组织形式，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强调在既有分⼯条件下，该集团的社会经济获得。
（2）就哲学理念⽽⾔，绿党是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政党，强调观念的价值及其重构，主张重构消费主义的价值体系，以重塑⼈们对⾃然的认知，进⽽达到⼈与⾃然的和谐；传统西⽅政党是物质主义政党，强调社会资源的再⽣产与⼈们整体幸福的正相关。
（3）就政治意识形态⽽⾔，绿党是信守绿⾊政治的变⾰型政党，提倡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基层民主等政治价值，具有变⾰既存精英体制（Anti-meritocracy）的天然特性；传统西⽅政党以权⼒政治为组织逻辑，是精英政治体制的产物，它的存在强化了后者的合法性。因此，相较绿党⽽⾔，传统西⽅政党不具有变⾰的内在动⼒。这⼀点部分解释了2019年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的成功。
⼆、欧洲绿党的演变历史
（⼀）冷战时期的欧洲绿党
1.欧洲⼀体化与绿党的形成发展
从1946年“铁幕演说”⾄1991年苏联解体，基于⼆战后期构建的“雅尔塔秩序”，两个分别以美国和苏联
为主的国家集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即冷战。欧洲⼀体化是冷战的产物，⼀开始便由美国霸权所推动。然⽽，除了美国作为外⼒的推动外，欧洲⼀体化还有许多内⽣的动⼒。这些动⼒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推动了欧洲⼀体化的机制构建。综合来说，冷战提供的结构性与外源性动⼒，促进了欧洲机制的构建，进⽽为绿党的产⽣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绿党诞⽣在冷战格局之下。具体⽽⾔，是美苏之间核⼒量的“恐怖平衡”，催⽣了欧洲的绿党。在弥漫核战争的欧洲⼟壤上，绿党得以⽣根发芽。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绿党⼤多以反对核战争的⾯貌出现。核战争甚嚣尘上的20世纪70年代，持反对之声的群众运动也相反⽽成。绿党便由这些群众运动组织化⽽成。1973年，英国成⽴了⼈民党（The People），⽽后更名为绿党，这是欧洲第⼀个绿党。然⽽，在整个70年代⾥，英国绿党⼏乎是欧洲唯⼀的绿党，其政治发展也很有限，局限在地⽅事务。[2]这主要是因为，绿党处于萌芽状态，其规模与影响⼒都相对弱⼩。
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的战略竞争与势⼒扩张加速了绿党的形成与发展。美苏的扩军威慑与“核均衡”的外交宣传，让欧洲国家感到不安。这种国际性压⼒作⽤在欧洲国家内部，⽇益壮⼤了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这
让欧洲国家感到不安。这种国际性压⼒作⽤在欧洲国家内部，⽇益壮⼤了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这些诸如⽣态运动、和平运动、⼈权运动的新社会运动，以反核问题为契机，进⼀步
实现了组织化，从⽽催⽣了绿党。在这个时期，西欧国家的绿党纷纷涌现，其中包括1980年成⽴的西德绿党（Die Grünen）和⽐利时⽣态党、1982年成⽴的奥地利绿⾊选择名单（Die Grüne）和奥地利联合绿党（Vereinte Grüne Österreichs）、1983年成⽴的荷兰绿党、1984年成⽴的法国绿党（Les Verts）和瑞典绿党（Miljöpartiet de Gröna），等等。
2.欧洲议会的直选加速了欧洲绿党的发展
1979年，在《罗马条约》⽣效后的22年，欧洲议会终于实⾏普选制，这为绿党的国际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从此，绿党开始组织竞选，积极参加欧洲⼤选，朝着欧洲化的⽅向发展，逐渐巩固⾃⾝的选民基础。
1979年，欧共体9国举⾏了第1次欧洲⼤选，各国选民直接选举出欧洲议会的410名议员。这也是⾄今9次欧洲⼤选中，公民投票率最⾼的⼀次，达到63%。德国、法国、⽐利时、卢森堡和英国5个国家的6个绿⾊组织参加了竞选，[3]并通过“欧洲绿党与激进政党协调”（The Coordination of European Green and Radical Parties）协调了各⾃的政见，形成了统⼀的泛欧政治纲领。然⽽，在此次选举中，没有⼀个国家的绿党获得⾜够的选票进⼊欧洲议会。如上所⾔，绿党竞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该时期的绿党⼒量弱⼩，群众基础薄弱，缺乏统⼀的组织性。
1984年，纳⼊希腊后的欧共体举⾏了第2次⼤选，待选议席扩增到434个，公民投票率为61%，同⽐上
⼀届下降2%。为准备⼤选，各国的绿党和绿⾊组织建⽴了更为组织化的“欧洲绿党协调”（European Green Coordination），还发布了《欧洲绿党联合宣⾔》（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European Green Parties）初步提出了政治主张。在此⼤选中，绿党崭露头⾓，⾸度进⼊欧洲议会，共有12名议员获选，包括来⾃德国绿党的7名、荷兰绿党的2名、⽐利时绿党的2名、意⼤利1名。由于⼒量相对弱⼩，得不到议会的资助与认可，因此，在持红绿路线的德国绿党的要求下，他们加⼊了欧洲议会“彩虹党团”（Rainbow Group），并在其中组成了“绿⾊另类欧洲联合”（The Green Alternative European Link）。除绿党外，该彩虹党团20名议员中，还包括地区主义者和反欧的丹麦议员。
1989年，纳⼊西班⽛与葡萄⽛的欧共体举⾏了第3次⼤选，待选议席扩增到518个，公民投票率为58.5%，同⽐上⼀届下降2.5%。这⼀次⼤选⽆疑是绿党在欧洲⼤选的转折点，共有30名绿党议员获选，主要包括法国绿党的9名、德国绿党的8名。由于政见的冲突，绿党脱离彩虹党团，建⽴了“欧洲议会绿党党团”（The Green Group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就政治地位⽽⾔，在第三届欧洲议会的11个议会党团中，绿党党团排序在第5这对绿党来说是⼀个巨⼤的进步。不仅如此，作为⼀个欧洲层⾯的政治组织，该绿党党团（TGGEP）持续了10年之久（1999年被“绿党/欧洲⾃由联盟”取代），由此强化了绿党的组织性和凝聚⼒。
（⼆）后冷战时期的欧洲绿党
1.后冷战时期的欧洲⼀体化与绿党的发展
冷战后，欧洲⼀体化进⼊⾼潮阶段，欧洲的绿⾊浪潮也随之进⼊⾼涨阶段。冷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催⽣了许多绿党。1993年6⽉，西欧绿党联合中东欧国家新成⽴的绿党，通过改组“欧洲绿党协调”（EGC），建⽴了“欧洲绿党联盟”（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使其变得更为结构化和组织化。其中表现在：欧洲绿党联盟建⽴了三年⼀次的议会、⼀个理事会、⼀个委员会。这强化了它们与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的联系。
1994年，欧盟12国举⾏了第4次欧洲⼤选，待选议席扩增到567个，公民投票率为56.8%，同⽐上届下降1.7%。在这次⼤选中，绿党表现平平，获得了23个议席，同⽐上届减少了7个。法国与英国的绿党没有获得席位，相较⽽⾔，德国、意⼤利、卢森堡与爱尔兰的竞选较为成功。延续了上⼀届的组织传统，获选的绿党议员组成了“欧洲议会绿党党
团”（TEEGP）。就当时⽽⾔，绿党党团缺席了激进的法国绿党，因此，在务实的德国绿党领导下，政治倾向上显得更为⼀致。甚⾄，在1995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欧盟后，绿党党团还收获了⼀些新议员，总数增⾄27位。然⽽，就整体⽽⾔，绿党党团⾄此还缺乏纲领上的⼀致性。这突显出欧洲⼤选作为“第⼆序选举”（Second Election）的缺陷之⼀，即议员通过欧洲层次的政治参与来反击国内的政治⽃争。
1999年，欧盟15国举⾏了第5次欧洲⼤选，待选议席扩增⾄626个，绿党获得了38个议席，创了⾃⾝
打印机故障的记录，主要包括法国绿党的9个、德国绿党的7个、⽐利时两个绿党的5个、荷兰绿⾊左翼的4个。在第五届欧洲议会中，绿党与拥有10名地区主义议员的欧洲⾃由联盟（The European Free Alliance）组成了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绿党/欧洲⾃由联盟（Greens/EFA），促使党团议席总数达到48个，⾸度成为议会的第四⼤⼒量。重要的是，这些新变化没有使绿党的主张发⽣偏离。在本届⽴法机构中，绿党仍然保持较⾼的⼀致性。这也为⽽后的统⼀奠定了基础。
2004年，在欧洲⼤选前⼣，来⾃欧洲29个国家的32个绿党实现统⼀，成⽴了现今的欧洲绿党（EGP），结束了1993年以来“欧洲绿党联盟”（EFGP）的组织形态，成为了第⼀个欧洲层次上的政党。从此，绿党开始在不同的国家，采⽤统⼀的政治纲领、同样的政治标语来参与竞选。作为⼀个名副其实的欧洲政党，欧洲绿党是欧洲⼀体化的必然结果。
2.欧盟东扩与欧洲绿党的发展
冷战后，欧洲⼀体化深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欧盟的东扩。2004年，实现了第⼀次东扩后，欧盟25国举⾏了第6次⼤选，待选议席扩增⾄732个，公民投票率为45.6%，同⽐上届下降4.2%。绿党在统⼀之后，⼤致保持了上⼀次⼤选的成绩，获得了 35个议席。在第六届欧洲议会中，绿党与欧洲⾃由联盟延续了合作，组成了绿党党团（Greens/EFA）。这也使得绿党地位得到巩固，依然是议会第四⼤⼒量。⾄此，绿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对完善组织架构”、“合作性议会参与”的欧洲政党。[4]值得注意的是，不
同于前⼀次欧盟扩员，在本次⼤选中，绿党没有从欧盟的东扩中获得选举的加码——没有从新“⼊欧”的中东欧10国中获得议席。主要有以下原因：⼀是绿党在这些国家的竞选表现不佳；⼆是环境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还不够突出[5]；三是⾼度欧洲化的绿党与新“⼊欧”的中东欧国家存在制度化的程度差异。
最美医生2009年，实现了第⼆次东扩后，欧盟27国举⾏了第7次⼤选。在这次议会民主权⼒强化的⼤选中，绿党的势⼒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强化，获得了46个议席，为30年来最佳竞选成绩。在第七届欧洲议会中，绿党延续与欧洲⾃由联盟的合作，组成了绿党党团，并纳⼊了⼏位独⽴议员。⾄此，绿党党团总计58个席位，稳居议会第四的地位。与上⼀届相似，绿党没有获得来⾃新“⼊欧”国家（即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议席。值得⼀提的是，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绿党仍然能维持议会第四⼤党的地位，不免令⼈感到意外。然⽽，好景不长，进⼊21世纪10年代后，随着国际⾦融危机的展开，欧洲⼀体化的不祥征兆接踵⽽⾄，绿党也不免受之影响。
2014年，实现了第三次东扩后，欧盟28国举⾏了第8次⼤选。在本次⼤选中，经济紧缩、欧元危机促使社会经济议题成为主要议程，环境问题被边缘化；同时，民粹右翼势⼒与疑欧政党相继在多个国家取得竞选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绿党获得了38个议席，相⽐上届减少8个议席；绿党党团共获得50个议席，相⽐减少8个议席。在第⼋届欧洲议会的7个党团中，绿党党团的地位下降⾄倒数第2。这也是⾃1994年以来，绿党地位的⾸次下滑。即便如此，这表明绿党已经成为⼀个成熟的政党，具有牢固
的选民基础；即便在最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它仍然可以依赖忠实的国内选民。[6]
三、欧洲绿党崛起的原因
绿党历次竞选的成功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作为⼀种历史，有其必然性，由多维度的因素共同互动⽽成。其中，本⽂认为主要包括3个结构-进程因素：欧洲⼀体化的深化；欧洲国家社会经济的后⼯业化；欧洲⽂明的后现代化。
（⼀）欧洲⼀体化的深化
作为⼀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性政党，欧洲绿党出现的时间还不到20年。2004年2⽉，来⾃欧洲29个国家的32个绿党决定统合，组成了统⼀的泛欧主义政党——欧洲绿党。在此之前，绿党的组织历史，在欧洲层⾯上⼤致分为以下两个时期：⼀是1979年⾄1993年的“欧洲绿党与激进政党协调”（CEGRP）与“欧洲绿党协调”（EGC）时期；⼆是欧洲1993年⾄2004年的“欧洲绿党联盟”（EFGP）时期。这是绿党组织化、民主化和欧洲化程度加深的过程，反映了欧洲⼀体化的深⼊；同时，作为⼀个亲欧政党，绿党的政治参与推动了欧洲⼀体化。历史地看，欧洲⼀体化和绿党的崛起并⾏不悖，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的结构-进程作⽤，两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因果联系。因此，以下将通过对欧洲⼀体化的分析，来揭⽰绿党崛起的国际根源。
欧洲⼀体化，即欧洲主权民族国家的整合，是⼀个具有意识倾向性的历史进程，体现在以下3个⽅⾯：a.就民族国家发展⽽⾔，欧洲⼀体化具有去领⼟化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特征，意味着以领⼟为本位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消解。b.就主权国家合法性⽽⾔，欧洲⼀体化具有主权共享、多重权威、忠诚转移的新中世纪主义特征，[7]意味着民主合法性的拓展、民主实践的多层化。c.就欧洲国际关系⽽⾔，欧洲⼀体化是欧洲国家为实现欧洲和平所做出的持续性性⼒，意味着突破和重构战后美国化的欧洲秩序，实现欧洲的独⽴与共同繁荣。
欧洲议会是欧洲⼀体化的产物。就其本质⽽⾔，欧洲议会作为欧盟民主合法性的来源，是欧洲⼀体化与民主化派⽣的政治架构，也是欧洲公民实践民主、增进欧洲意识的具体政治机制。绿党便是在欧洲议会中实现了组织化，并逐渐嵌⼊到欧洲机制中。1979年欧洲议会实⾏直选制后，诞⽣初期的绿党便积极参与竞选。从1984年进⼊议会⾄今，绿党从⼀个边缘性政党，发展成为具有⾼度⼀致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党团之⼀：“彩虹党团”（1984—1989）；“欧洲议会绿党党
团”（1989—1999）；“绿党/欧洲⾃由联盟”（1999⾄今）。此外，绿党还通权达变地融⼊到欧盟机制，其中重要表现在：绿党⼀反过去极⼒反对的“等级官僚”和“精英意识”的政治倾向，积极地采⽤欧盟“领导选举⼈”（Spitzenkandidaten）制度，选举出党内领导⼈作为欧盟委员会负责⼈的⼈选。[8]这为绿党的竞选增强了凝聚⼒，⼀定程度地稳固了绿党的选民基础。
欧洲意识同样是欧洲⼀体化的产物。欧洲意识是欧洲公民对欧洲具有的共同体信念。欧洲意识推动了欧洲的绿党实现了欧洲化；绿党实现统⼀后，开展的政治活动也强化了欧洲意识。绿党⼀直都是承载泛欧主义的国际⾏为体，强调欧洲的独⽴性和⼀体性。成⽴之初，绿党便相信通过集体⾏动解决欧洲困境，尤其是⽇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和美苏争霸的核问题；直到今天，绿党都在其纲领中主张保持和强化“统⼀的欧洲”，认为“欧盟必须发展出完全意义上的超国家民主体制”。
[9]因此，欧洲意识的强化、欧洲绿党的发展已经成为并驾齐驱、互为因果的两个进程。没有欧洲⼀体化对欧洲意识的呼唤，绿党的欧洲化不会发展⾄今，成为⼀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政党。
唤，绿党的欧洲化不会发展⾄今，成为⼀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政党。
（⼆）欧洲经济社会的后⼯业化
20世纪50⾄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进⼊爆炸性增长的黄⾦时代，西欧发达⼯业国家向后⼯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转型，即后⼯业化。后⼯业化意味着：⾸先，经济结构由商品⽣产向服务提供的转型，驱动经济发展的不再是⼈⼒或能源，⽽是信息；其次，知识成为⼈⼒资本的重要成分，“专家、技术⼈员和管理⼈员成为就业⼈员结构中增长速度最快、占⽐最⼤的部分” [10]；再次，观念⽣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式；最后，信息科技获得发展和推⼴。由此，后⼯业社会被定义为基于知识再⽣产⽽建⽴的社会调节机制，也被称为信息社会。
在后⼯业化社会中，由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社会的就业结构产⽣了重构：农业和⼯业部门的就业⼈数⽇趋减少，⽽⾦融、服务、管理业等⾮物质⽣产部门的⼈数逐渐增加。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重塑了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催⽣了新中产阶级。他们是以知识⽣产为职业的社会群体，普遍较为年轻、教育⽔平较⾼、经济较稳定。由于远离物质⽣产过程，他们更关⼼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如环境污染、⽣态破坏、社会不公等⾮传统政治议题；此外，他们的阶级⾝份赋予了他们充⾜的闲余时间，保证他们能够积极地投⼊新社会运动。就这个意义⽽⾔，新中产阶级为新社会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软件实施工程师（三）欧洲⽂明的后现代化
1.公民社会与欧洲⽂明
欧洲绿党植根于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为传统的欧洲⽂明。公民社会塑造了现代价值体系——欧洲⽂明，以法治、民主、⾃由、平等、⼈权为核⼼要素。民主体制便衍⽣⾃西⽅⽂明，由现代价值固化⽽成，是调节公民社会的具体政治架构。镶嵌民主体制中的现代价值，具有规范性，并且随着⼈的制度化，成为社会整体的价值追求。这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塑造了现代价值；现代价值构成欧洲⽂明的核⼼；欧洲⽂明催⽣了欧洲民主体制；欧洲民主体制具有内在的规范性和吸引⼒，以致欧洲⼈民追求这样的价值。
2.欧洲⽂明的后现代化
欧洲⽂明的后现代化，构成了绿党发展的根本性动⼒来源。20世纪60年代，西欧发达国家进⼊后⼯业化社会，⾯临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其中，以个体的认同危机为主导。认同的危机唤醒了个体的主体性，⼈们开始反思现代性及其后果，从⽽推动西欧⽂明⾛向后现代化。欧洲⽂明的后现代化是对既存思维和⾔语的去中⼼化，即拆解启蒙已降集权式的⽂化传统，解构逻各斯中⼼所假设的世界⼆元对⽴，反抗理性与真理的确定性、⾃我的⼀元性。[11]由是，伴随着后现代化的演进，后现代价值成为后⼯业化社会的价值追求。后现代价值是重新建构的理想⽣活，强调对现代⼯业社会进⾏根本性反思，进⽽追求⾃我与世界的和谐共存。
行车电脑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后，诸如⽣态破坏、⼤⽓污染、⽣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涌⼊⼈们视野，促使⼈们反思⼈与⾃然的关系定位。由此，推动了西欧的后现代思潮。这个时期，西欧掀起了新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反对国际霸权的反核/和平运动；反对消费社会的后物质主义运动；反对既存的社会⾝份结构的妇⼥、⿊⼈平权和同性恋平权运动，等等。这些⼤⼤⼩⼩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新社会运动”，是因为它们不再以过去“资本与劳⼯”这⼀陈旧的阶级⽭盾为主轴，转⽽向多元议题、多种样态发展。孕育绿党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过去的社会运动⼀样，新社会运动基于公民社会的逻辑展开。然⽽，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价值只可
依附在旧有体制中获得存续，⽽恰恰说明社会变迁并⾮⼀蹴⽽就，⽽是基于此前获得的进展循环往复。因此，建构⼀种不同于此前的⽂化，确实有可能，并且正在发⽣。实际上，这种正在建构的⽂明——后现代价值体系，具有超越现代性的内在动⼒，以此推动后现代性的制度建构。欧洲⼀体化便是最佳例证：基于后现代价值所建构的⼀体化机制，实现了多层民主的地区治理，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运⾏逻辑，变⾰了主权民族国家体系，进⽽推动建构了后现代国际体系。
黄小飞此外，后现代⽂明还建构了超越现代性的欧洲认同（European Identity）。欧洲认同是欧洲⼈民对“想象的共同体”[12]的重新想象。相较过去，欧洲认同由个体的反思展开，其反思的范围与对象都得到了扩展。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时空的延伸促使个体的认同超越了既有的命定范围，不再局限于以领⼟、民族、种族、阶级为主的⼀元认同类别，转向以欧洲为主的多元认同。就此⽽⾔，欧洲认同缓和了个体与集体之间认同的张⼒。
四、欧洲绿党崛起的影响
2019年欧洲⼤选前⼣，绿党发布统⼀竞选宣⾔，题为“是时候更新欧洲的承诺”（Time to renew the promi of Europe），开宗明义地提出以增强欧盟统⼀性为前提的政治主张，即应对⽓候变化、保护民主制度、消除仇恨与种族主义、为社会正义⽃争等。[13]可见，相较过去，绿党已经实现其政治⽬标的拓展，摆脱了“单⼀议程”的局限，并充满野⼼地准备好承担更为重要的政治⾓⾊。⽽后⼤选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2019年见证了绿党崛起的⾼潮。⼈们都在翘⾸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