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学学&》('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Phi&Soc Sci)2021年4月pr.2021
中国国家建构的文明基理与政党逻辑
梁新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当帝制中国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被拖入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之中时，传统赖以为
继的逻辑体系变得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然而中华文明历史遗产的厚植性，也天然地决定了盲目地拿来西方政
治模式不能解救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性质。洞悉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难题，必须要用本土化视角，深耕于
中国的历史情境即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和大一统的国家体系。中国遵循了自身网页qq邮箱
发展的历史逻辑，发挥了政党强大的整合能力、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完成了政党建国、保障人民民主和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国家建构之路。百年政党的建国与治国之路尽管曲折艰难，但完成了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形成
了中国特殊的发展路径。
深圳公积金官网关键词：国家建构；政党建国；本土化；文明基理；历史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38（2021）04-0048-06
TheRational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 State-building
LING Xin-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When the origi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of Imperial china being dragged into the Danvinism system of th
e western society hich is the la of jungle，the logic systern on hich the tradition as bad e ed out of tune ith ti es.o ever，the thick planting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hine civilization naturally edter ined that blindly using the estern political odel could not sav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of modem China.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a鸳s mordem state construction,It is necessary^to u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and deeply cultivate in China's historical situation,that is,the cotinuity and inclussiveness of Chine,civilization,the social model of family state systemi and the unified state system.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its own devel-opment,C hina has brought into play the party's strong ability of integration,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and completed the road,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Party building,safeguarding people's clernocracy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Despite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Partys鸳road of founding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it has completed the successful transfomi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and for ed a special develop ent path in hina.
：party building;localization;basis of civilization;historical politics
从传统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并非如英美一样沿着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单一互动逻辑中自然而然地迈入现代工业国家，而是在外部势力的尖兵利炮的重重打压之下被迫开放国门。这一背景下，现代化进程撬开的是一个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文化遗产的古老中国。如何处理传统政治文
化与现代国家的组织架构的传承与衔接成为了现代化转型不可忽视的问题。沿着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中国国家建国的政治演变之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最终选择政党建立国家、维护人民民主、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与中国的历史情境有一脉相承的关联性，需要我们根据国家建构的发展脉络深入到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探索中国国家建构的逻辑问题，
河北省教师一、内源性国家建构理论溯源与发展
自古希腊传统政治学起，国家一直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经
收稿日期：2021-02-08
作者简介：梁新莉（1993-），女，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从晚清到现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研究（20XHN029）
第4期中国国家建构的文明基理与政党逻辑49
久不衰的命题"尽管二战以后，主张将非政府权力关系如何分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但由于行为主义理论本身“重功能，轻结构”的方法论倾向和对二战以来福利国家等一系列现实熟
he染色名词解释视无睹，解释力的缺陷在这一阶段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会召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就欧洲国家国家建构问题展开研究，重新召唤其“国家”这一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命题，以查尔斯•蒂利 为代表的"找回国家”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学派产生，国家建构理论得以兴起"
(一)蒂利的建构思想与内源性国家建构理论
早在1937年，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通过社会与人的互动探索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阶段性历程"然而，作为概念化语词的“国家建构”首次出现，源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1975年撰写的《西欧国家的形成》"在这部巨著中，他明确指出“国家建构为领土的巩固、专业人员的产生、忠诚的捍卫，以及持久性机构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对于既定人口垄断暴力的集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主性国家""⑴需要关注的是，蒂利作为“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一词的早期使用者，他却认为从传统封建制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变迁的西欧不是一个“建构(building)"的过程，而是统治者在受到外部地缘政治危机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影响下“无意识”改造过程中自然形成(formation)的过程，和精心设计的美妙图画相比，这更像是统治者即兴绘制的拼图"21尽管如此，蒂利仍旧将“国家建构”和“国家形成”的概念交叉使用"在他最富有创建性的著作《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中，国家建构被给予了最完备、最详实的注解"蒂利通过宏大历史叙事将欧洲国家从990年至1992年这一中长期分为世袭制(patrimoni-alism)阶段、经纪人(brokerage)阶段、民族化阶段和专门化阶段"⑶在这四个阶段中，他通过战争与国家关系、国家与社会互动两组逻辑展示了西欧国家从集权到合理分工
的变迁历程"国家通过发动战争直接控制了税收和军事力量，国家建构尽管有诸如海外贸易、外交等外部竞争的影响，但主要是在内部力量的推动下形成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之中的一个’副产品\"[4]因此，蒂利的这一理论可以被称为内源性建构理论。
蒂利的这一理论完美地回答了主导欧洲政治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以及18世纪以后欧洲各国为何殊途同归地走向民族国家这一发展方向两个关键性问题"他的理论对于解释欧洲早洲的民族国家建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二)第三世界与本土内生式建构理论
恰如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霍华德•J•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指出，以往的马克思和非马克思国家建构研究路径都是根据西欧或美国的特定发展现状提出，到上世纪70年代，二者显然已经基本不适合研究第三世界。⑴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战后都或多或少地被早发现代化国家左右，与此同时，内部的国家历史遗产与原有政治体系不可一概抛置，由此产生了对于建构基于本土制度的内生模式的兴趣"学界结合传统发展理论，探讨本土化的思潮由此兴起”1974年，联合国大会发布宣言再次凸显了内生发展的理念：“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权力根据自身发展条件选择适合发展道路而不受歧视。"⑹时间过了一年，关于“世界的未来"主题研讨会中，瑞典财团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内生式发展”的概念"报告表明，作为个人及全人类解放的发展观，只能从一个适合的内部来推动。⑺学界对于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探讨，从视角和概念逐步转向了发展模式和发展适配性”
在本土内生式发展的国别研究和发展模式讨论中，学者对其内涵的阐释逐步提炼出共性化的特征，即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依据本土发展资源和能力，凭借既有的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尊重自身制度与价值，探索出了自身建构模式"与追求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建构理论相比，本土内生式建构理论更侧重于在不同国家发展演进中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三)历史政治学与中国建构议题的探讨
中国敏锐的政治学研究者在分析中国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提出了以历史为本体论的政治学研究路径的历史政治学"它的提出在某些程度上将内源性国家建构理论又向前推进一步"历史政治学的中国问题分析策略以中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创造为问题意识、把作为政治文明沉淀物的深层结构充当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时序的发展与变迁作为因果解释的逻辑起点”81近几年，一批优秀的学者将历史政治学代入到学界视角中并引起广泛关注"诞生出来了方法论研究⑼、功能分析I"1、中国议题分析1111、源头导向1121、哲学社会学基础1131及具体的问题分析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1141、中国工会制度变迁1151等优秀成果"在不同议题的研究脉络中，历史政治学逐步呈现出了两方面的重要意涵：第一，历史政治学特别强调将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本国的历史与国情，这是历史政治学同当前政治学流行的研究路径的基本差异；第二，历史政治学从时间和情境出发建立因果联系，历史变迁是因果解释中的一条重要主线"
诚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囿于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囿于发端于美国政治问题产生的政治学理论，在分析中国政治问题时由于忽略中国问题背后的历史情境难免存在偏见"中国拥有绵延悠长的文明史和自身发展的政治逻辑冲国政治问题的研究绝不能跳脱出这个本土化基础"
二、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情境
由于深受外部殖民压力和内部变革压力的双重影响，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建构理论具有普遍的共性问题，然而每个国家的建构之路因为各自的国情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建构方式"基于内源性国家建构的理论，使我们看待国家建构的视角从外部施压，转移到了内部政治文化基理方面"研究中国国家建构，必须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延续性，探索5000年而未中断的文明基理；深入研究社会模式的家国一体化特性，探索历史进程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深入研究国家体系的大一统特性，探索中国政权维系和制度变革逻辑"
50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之久而未曾中断，究其缘由，突出表现为两方面的特质：1.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根植于古老的“和”的哲学理念。“和”作为早期先哲智慧，是与“同”相区分的概念。“同”即同一，是绝对
的，排斥异己的；“和”则是一种吸收与容纳，意味着对于不同事物的开放态度与广博胸襟。因此，中华文明既是讲求“和而不同”，又蕴含“和合共生”，突出表现为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以及超强的凝聚力。
2.世俗性。中华文明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与其他文明体系以宗教为核心，儒家文明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世俗性。儒家思想崇尚对祖先、天道的尊崇，而对鬼神信仰，采取较为宽和的“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相对于对来世末世审判的畏惧，从君臣大统到民间信仰，自有一套天、地、君、亲、师的现世伦理秩序。161恰如牟钟鉴教授所言，西方文化是神本文化，是对造物主的崇拜；而中国的文化本质是人本文化，是对人间先贤圣人的崇拜，民间崇拜是对主流先贤崇拜的补充。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世俗性基因植根于每个国人内心，印刻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之路。现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是一个古老中华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集合体,“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171
（二）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
西方文明中曾出现短暂的“家国同构”时期，由于希腊早期社会结构较为单一，“国”与“家”的区分尚不明显。家庭构成城邦的早期雏形，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社会建构的最基本模式。181随着古典城邦制度的没落，人们追求共同体的生活模式逐渐转变，以个体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人本主义生活观念构成了家国异构模式。
与西方政治的个体主义社会模式不同的是，在传统中国，族姓与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粘着性，家-族-国的次序逻辑使得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征。家国观念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社会中组织建构的设计理念，也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模式。家国同构，具有三方面的意涵：一、忠孝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 于君”在家能对父母孝顺的人，在国自然能够忠君，“孝“是儒家社会的家庭约束的最高美德之一，将对家庭关系评价标准的“孝”与君臣关系的“忠”拔高到同等地位，体现了中国古代质朴的家国伦理观。二、作为私人单位的家庭与政治单位的国家具有自然承接关系。“家”是兼具伦理、教育与人性的培养单位，是儒家伦理的伦理本位。《孟子•离娄上》则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齐家"是农耕文明的古中国制度建构的重要起点，家是连接国家与个人的桥梁和纽带”三、皇权至上”自周秦之变到唐宋元明，古代中国的历代变迁往往是一家一姓的变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事实和制度建设维度都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和秩序的稳定”当然，皇权至上并不代表皇权不受限制，谏浄机构和宰相的制度性约束会造成皇帝恐惧，内省和天谴的“天、德、民”为代表的非制度性约束相互融合，形成了皇帝制度的限制性因素”191尽管如此，上承天则下有民意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约束不过是理想状态，在实际的权力运行中，皇权始终处于顶端状态”
（三）天下一统的国家体系
大一统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正式提出是在《春秋公羊传》中，深含最大范围的疆土空间性
、政权维持的正统性、民众支持的道德性三层意思”201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权力统治秩序名存而实亡，“大一统”更多表现为广施仁政教化的君主权威”董仲舒时期，大一统发展成为渐具规模的的理念，在制度层面上，始皇嬴政灭六国、一统天下，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设的开创性贡献，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废诸侯、行郡县等制度体系的建立在秦朝已有之”汉朝基本延续秦制，汉初曾出现过短暂的诸侯纷争，但在七国之乱的平定中很快平息下来”在君臣关系上，天子即位，诸侯不得舞君子之乐，不得专封；以此来强化中央集权；同时，承袭三代的五服制度，摒弃排斥夷狄的小统，推行广泛的民族大统，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和朝贡体系；在政治伦理上，自上而下划分天、君、民三个等级秩序，在三者关系中，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天子处于等级秩序顶峰，臣是百姓 的父母官，也是天子的臣子”
自秦汉到明清，尽管仍有诸侯林立、试图挑战国家政权的局面，但总体大势中，以天下观为基础的朝贡体系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构成了大一统的两个主要的制度支撑，这两项制度维系了传统中国疆域边界内外的秩序稳定”朝贡体系下，帝制中国对于周边东亚政治共同体表现为强大的文明影响力，成为了区别于罗马帝国武力征服取得广袤领土和疆域范围的重要特质”也同样基于此，当帝制中国在近代陷入西方丛林法则之中时，展现了国家战争能力弱化与整合能力的匮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内在地印证了帝制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早熟性””马克思•韦伯在西方科层制的研究脉络中发现，中国在秦汉时期早已产生完备的行政官僚制，比西方早出现了近2000年的时间”弗朗西斯•福山类比了中国冲东地区及
欧洲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出现的国家比欧洲国家更为现代，这在希腊和罗马文明中都不曾出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看似封闭演进的帝制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内部悄然滋生着现代化的因子”
三、政党主导的国家建构逻辑
经典现代化国家建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的扩张需求推动了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进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与组织资源”组织化路径的建构源于市民社会场域下中间阶层的崛起产生的城市自治和资本的集中化，这一力量开启了社会与经济的转型，促使了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而当现代化大潮在全球席卷时,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组织效能和整合性远远不及早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不同层级的权力体系日渐腐朽”皇权式微，并于20世纪初期帝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用于维系县以下的士绅阶层逐步沦为了豪强劣绅，基层政治失序”相权引领的官僚体系受皇帝的提拔和组建，帝制的瓦
第4期中国国家建构的文明基理与政党逻辑51
解加速了官僚体系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官僚阶层内部腐化严重、体系庞大，官僚体系内部类质化严重"制度化效能衰落到国家整合功能水平线以下，组织化水平之低不足以从社会内部生成国家危机下转型的力量"时代的巨变呼唤政党的出现，政党以其强大的整合性、组织性和动员性挽救了衰颓中的中
国近代化进程，并创造了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
（一）政党建国加速了国家整合
晚清政府濒危之际，无数先知先觉者纷纷献出救国之策，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学习了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之后，主张通过政党政治来构建全新的中国国家形态"国民党真正开启以党建国之路，是1924年党内改组时"国民党改组前，相对于建立一个以党建国的全能型政党，更愿意建成一个吸纳党员、增强军事力量的现代型竞争性政党"但在1924年以后，孙中山明确提出要把国民党塑造成为一个要“改造国家”的全能型政党，“此次改组国民党，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建成一个有力量有组织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211孙中山将此次党内改组与整个国家的建设联系了起来，然而改组一个足以建构起整个国家的政党绝非易事，需要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化程度两方面对国民党进行全方位改造"就前者而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依据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从思想上动员全党，强化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以少数先知先觉的党内人带动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宣传"而通过国民党政治宣传的教育运动，正是组织化了的社会政治运动，由于国民党的政党国家建构定位较晚，因此还没等到完全付诸于行动，孙中山就逝世了"继起的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了个人意志独裁统治，与北洋军阀别无二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内一度陷入组织涣散和党内腐化分裂的状态，国民党成为大官僚、大地主、买办阶级和各类投机分子的代言人，广大农工群众的利益被隔绝在团结的群体之外"
国民党的以党建国方略开创了中国政党建国的进程，是国家现代转型的有益尝试"然而，国民党内部建构的矛盾性，成为最终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国民党的军政独大，弱化了政党的控制力度，限制了政党的组织整合力度和国家的控制权限，使得国民党最终造成五权分立、人心涣散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民党一系列加强农村控制的“新县制”政策不仅没有稳定农村秩序，反而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使得国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渐行渐远"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建国之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逻辑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对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具有以下原因：一、成熟的建党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是在一套成熟的苏俄政党的理念帮助下建立的，规避了前期国民党走过的弯路"从共产党了解并掌握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开始，就对主导国家权力体系的资源牢牢掌控”221二、清晰的建党目的"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共产党的建党目的就是以明确的国家独立和国家现代化发展为己任，“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31”三、强大的动员力"共产党较早地认清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区别于列宁领导苏联所走的以城市为核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内主要领导和全国绝大基数都是农民群体，农民是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为了调动农民热情，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官僚化的、喜闻乐见的群众化模式”1941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宣传与动员工作中，明确强调了要站在群众立场，用群众最熟悉的方式，抓住最关怀的核心事实”241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触及了中国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农民真正从土地和旧式封建及半封建剥削制度中
解放出来，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公，解决了人的不平等化问题”251四、缜密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的道德要求与本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紧密结合，将传统美德与时代道德进行有效融合，建构起来的德化政党具有严格的作风约束和强大的党性修养，有力的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国家动员和组织体系，团结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终赢得了国家独立和社会稳定”
（二）共和民主实现了现代民主建构
灯具排行民主化是现代国家广泛追求的共识，但不同国家的民主化建构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达成统一标准化的民主化模式与原则，而在于建立满足民主成长的现代国家，即民主的建构应当符合各国特定历史、国情与社会之维的国家生成与治理逻辑”
中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这一难题时，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重回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袁世凯的复辟历史印证了这条路走不同的；二是选择德国、日本为代表的专政体制；三是建立民主化体制”民主政治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最终选择的共和民主制度，却符合了两千多年专制体制瓦解后的历史遗产的内在需求：首先，官本位的帝制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文人政权为核心，即使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政权，但始终没有在官僚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既专政代替共和民主成为现代制度体系的方案在国家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行不通，袁世凯和蒋介石专政的失败进一步印证了这
一点”其次，“民为邦本”是帝制中国确立政权、维系秩序的重要原则，国家的政治关系的长期延续离不开”君与民“的关系”而当帝制结束时，“民”的主体性地位自然就显现出来，这一变迁又与现代民主诉求不谋而合，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最为重要的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国家不是建立在分散的以阶级为划分依据的典型社会，而是依据职业不同而划分的社会属性，如梁漱溟职业分途中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四个阶层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中得以掌握国家政权，职业体系与官僚体系两者互为流动，构建了传统社会的两大社会形态”当帝制崩溃后，传统官僚体制必将走向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士农工商的职业体系即广大基层人民走向了历史的舞台中央”这样，新政权必将建立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体系”可见，中国最终选择共和民主的政治体系建设，有顺应世界历史大势的选择，但本质上是根植于传统历史特性与时代的现实需求”
中国政党的产生源于共和民主的近代诉求，与国家建设具有内在统一性，又促进了共和民主的发展”近代反专制和民族独立自救的历史背景使得先知先觉的精英群体意识到
52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冬爷爷的礼物了若要挽救四万万人一盘散沙的局面，致力于革命动员与组织力量的现代政党的出现不可或缺，并且这个政党一定要具有强有力的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最早出现的政党是基于西方议会制下产生的，这种政党只是为了夺取多数席位与最终领导权的目的而设置，因而并不能吸纳全社会的力量”直到陷入军阀
混战，国家危在旦夕时，孙中山为了挽救国家，实现民主共和，提出建立凝聚全社会力量、具有现代军队的中国革命党”此后，无论是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还是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民主”理念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以推动共和民主理念为己任，维护共和民主的根本原则与导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与平等权”都是在搭建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共和民主要素”261新中国成立后，在平衡了传统民本主义思想与现代共和民主诉求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制民主”与代议民主制表面上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噱头，实质上成为了少数群体作为统治者的共同利益获取渠道不同，我国的代表制民主实现了国家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
(三)国家治理促进了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与最新成果，现代国家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政治场域与实践载体”国家治理和现代国家建构具有极其密切的耦合性：双方都强调建立以国家为中心关怀的现代化强国，实现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统治合法性与权威性；国家与社会间的平衡与协调关系是国家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共同诉求，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需要国家和社会承担起协同治理的角色，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二者的稳定与发展；二者都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现代国家发展致力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核心利益，公民权利的实现又依托于国家多元主体的制度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在曲折中前进中目前走向的最高阶段，符合
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发展轨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立党建国追求国家对外独立与内部稳定、追求人民民主权利到追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全方位治理的决心和勇气”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了国家治理从一元到多元的治理模式，见证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期，国家发展的核心要务就是加大经济投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与西方发达缩短差距”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重视政府的权威性和对社会的管控，推行政府全能型、一元化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调配物资从政府的全面控制不断过渡到社会调控，治理方式从强制管理型向服务治理型转变，治理主体从政府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原有的大包大揽的命令式手段被有限制政府治理理念所取代”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经济总量上，我国的经济体量连年攀升，从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局面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世界经济按下暂停键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成为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率为正值的国家”在贫困治理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圆满胜利，八亿多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对世界贫困贡献率超过的七成”在国际问题上，中国肩负大国使命和国际担当，倡导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中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如何看待从晚清到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国家建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由衰到盛的转变问题，如何解读国家复兴的历史意义问题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学者持之以恒关注的议题”基于本土化
研究视角的内源性国家建构理论的出现，尤其是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对把握中国的历史情境与现代国家建构二者之间的关系，对认识国家建构历程中的政党角色和政党地位、国家与人民关系、国家治理能力等问题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处在两个一百年的时间交汇处，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特点，深厚优秀的历史底色是我们解决发展难题、建立“四个自信”的基础和支撑”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建构是一条未竟的发展之路，前行之路未必是坦途，要在时刻反省和自我纠错机制中不断克服历史积淀中的消极因素”作为新一代学人，要时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敏锐开放的智识来面对经验事实问题，冷静客观的看待历史与现代的逻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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