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
地区定位与合作格局
李孝天
【内容摘要】作为新地区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不断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坚持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扩员之前，在应对安集延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等地区安全与政治挑战的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确立了以中亚为地缘安全中心的地区定位。在开展各领域合作的进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秉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内部形成了“大国引领、中小国家平等参与”的合作格局。扩员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继续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但其地区定位与内部合作格局出现了新变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中亚的地缘安全中心地位相对下降，以中亚为重心、南亚为重要延伸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新的地区定位。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加入，还增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合作格局的复杂性，使“大国引领”的合作格局面临深刻转型，“中小国家平等参与”的合作格局也在发生演变。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处于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其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新地区主义扩员地区定位内部合作格局【作者简介】李孝天，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089）
小兔子剪纸征兵裸检【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21)03-0096-23
【DOI编号】10.ki.gjzw.2021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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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下文简称“上合组织”）诞生于新地区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地区集团化趋势愈发明显，新兴地区合作机制相继出现。在冷战期间以欧洲一体化为典范的旧地区主义开始受到新地区主义的冲击。冷战的结束使得过去在美苏两极权力竞争框架下被抑制的地区安全发展潜力得到释放和强化。地区主义在国家间冲突与合作中的地位和独立性显著提升，出现了诸多新地区秩序（new regional orders）。①地区主义逻辑开始主导地区安全问题的管控，使国家更倾向于在地区内部建立合作机制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同时抵制外部势力的干预。②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地区化的世界中，上合组织的出现填补了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出现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空白，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③纵观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新地区主义与该组织的发展密不可分。或者说，上合组织始终作为新地区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而
不断发展。首先，上合组织的发展进程符合新地区主义的界定。新地区主义是指在既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基于共同利益开展持续性多边合作的理念与实践进程，旨在实现多个领域的共同目标。④上合组织是由地理上毗邻的“上海五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建立的地区合作组织，
①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in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7, pp. 3-7.
②Andrew Hurrell, “One World? Many Worlds? 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1, 2007,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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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Kuralai I. Baizakov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Role in Countering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o Central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51, No. 1, 2013, p. 78; and Michael Salter and Yinan Yin, “Analysing Regionalism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s a Grossraum?” Ch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No. 4, 2014, p. 871.
④在对新地区主义进行界定时，作者参考了部分国内外学者的定义，可参见Muthiah Alagappa, “Regionalism and Security: A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 in Andrew Mar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P
记忆犹新的近义词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158;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7-73; Michael Schulz et al.,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ization,” in Michael Schulz et al., eds., Regional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Forms, Actors, and Process, London: Zed Books, 2001, p. 5; Martin Griffiths et 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80; 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第34页；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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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致力于通过相互合作与协调，应对地区共同挑战，实现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共同目标。其次，
上合组织以地区代表为身份定位，① 使成员国获得了以地区为载体的集体身
份。这种地区集体身份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各成员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互动过程由他者再现而逐渐建构。这种地区集体身份的物质基础是上合组织开展的地区合作与协调进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地区集体身份的主要内涵是上合组织秉持的核心规范以及新地区主义的发展理念。
严格来说，新地区主义合作实践属于国际组织合作实践的范畴。不过，在将上合组织视为国际组织并总结其发展特征方面，学者们的观点的代表性不强，如多边性、区域性、开放性、综合性、不结盟性、成员国间差异明显、覆盖地域辽阔、周边环境复杂等。② 有鉴于此，更多学者从新地区主义视角出发提炼上合组织的发展特征，并主要关注三个重点。第一个关注重点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地区，第二个关注重点是上合组织的主导国家，第三个关注重点是上合组织发展遵循的路径。
尽管部分学者将上合组织视为新地区主义合作组织，提炼出相对客观、准确的特征，但相关研究成果多形成于上合组织正式扩员之前，鲜有对扩员后发展特征的新变化进行的专门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新地区主义视角总结扩员前上合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之后着重讨论扩员后该组织发展特征的一些新变化，从而加深对该组织发展的认识，以推动该组织行稳致远。
就地取材一、扩员前上合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
新地区主义兴盛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后冷战时期。不同于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实践是摆脱冷战束缚、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现象，①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② 夏义善：《“上海合作组织”的特点及其发展前景》，《和平与发展》2001年第3期，第22—23页；徐刚：《“上海合作组织”的特点及国际法意义》，《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37—39页；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第22—24页；杨恕、王琰：《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特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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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不同地区以及更加广泛和复杂的内外联系，①在地域上更具开放性或“地区间性”②。同时，新地区主义实践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化程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③是一个更加综合与多维的自发合作进程。④该进程不再由大国“自上”（from above）发起和主导，而是基于地区内多元行为体的自发意愿而开展，旨在通过协调与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涉及经济、安全、政治、人文等
诸多领域。该进程既可以是由国家主导的、紧密且机制化的正式合作，也可以是由非官方行为体推动的、相对松散的非正式合作。上合组织的发展便是新地区主义实践多样性的一个典型案例，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一）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
上合组织的发展遵循“国家主义”路径。作为由成员国建立和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虽然上合组织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或国际行为体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但这种行动能力和权威主要源自成员国。上合组织不能脱离成员国独立开展合作实践，其首要功能是满足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诉求。随着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从非传统安全领域逐渐向其他领域扩展，上合组织的合作议程也相应从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至安全、经济和人文三大主要领域。在合作实践中，上合组织主要遵循成员国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并形成了下设机构“梯次”与“平行”相结合的布局。
上合组织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的最突出表现，在于坚持践行以“不
颁奖词的写法①James H. Mittelman, “Rethinking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Björn Hettne 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 29; James H.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3; Fredrik Söderbaum, “Introduction: Theories of New Region
alism,”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4; and Fredrick Söderbaum and Alberta Sbrangia, “EU Studies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What Can Be Gained From Dialogu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2, No. 6, 2010, pp. 563-582.乘英文
原生生物的定义
②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第59页。
③耿协峰：《地区主义的本质特征——多样性及其在亚太的表现》，《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第52页。
④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örn Hettne 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 7-8; and Bjö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pp.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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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上合组织不谋求建立拥有超国家管理机构的政治或军事安全联盟，仅致力于确保成员国主权完整和政权稳定。在应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安集延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等地区重大安全事件上，上合组织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绝不介入任何一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有国外学者将上合组织的发展进程界定为一种“保护性一体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 ）。① 虽然这种提法并不准确和恰当，但也能够反映出上合组织对主权规范的坚守。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上合组织为当事国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其稳定局势、恢复秩序、实现和平。
此外，上合组织还致力于保护成员国的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例如，在安集延事件等爆发后，为确保中亚成员国的主权完整和政权稳定不再受美国推行的民主改造进程的直接威胁，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首次提出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有关各方”从中亚撤军的问题。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无端指责，上合组织及时发声，为成员国提供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相对弱小的中亚成员国承受的外部压力。正如西方地区主义发展路径无法完全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实践一样，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不能作为普世规范，西方所倡导的无条件开放市场、推行西式民主和人权改造进程等，也不是非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地区主义实践的“必修课程”。
上合组织遵循“国家主义”路径的特征与欧盟、东盟表现出的相应特征有所不同。与上合组织相比，欧盟对主权规范的遵守程度相对较低，在某种程度上践行着一种“介入性地区主义”② （intrusive regionalism ）。欧盟以①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and Protective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A. Sengupta and S. Chatterjee, eds., Eurasian Perspectives: In Search of Alternatives , Kolkata: Shipra Publications, 2010, pp. 29-48; Alessandra Russo and Andrea Gawrich, “Overlap with Contestation? Comparing Norms and Policies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Central Asian Survey , Vol. 36, No. 3, 2017, pp. 7-8; and Roy Allison, “Protective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Coordination: Comparing the SCO and CSTO,” Ch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Vol. 11, No. 3, 2018, pp. 297-338.
②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Sovereignty, Autonomy, Identity,”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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