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应对瘟疫民俗活动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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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0年第06期
硬盘资料恢复 学术主持人语：
2020年，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地改写了当今世界运行的规则，每一生命个体都处于“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中”，从不同细节处构建起关于新冠的创伤性记忆。学界也将研究视角聚焦到这场灾难，从不同角度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瘟疫并不鲜见，面对人类社会的大灾难，出于原始信仰的需要，乡村族群往往以集体行动和集体力量向神灵乞呼，在一系列傩仪活动中，生命主体与自然客体以取象比类的方式进行互动对话，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治疗，而傩仪也实现了其趋利避害“逐疫”的文化功能。本期刊发的《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应对瘟疫民俗活动考述》《傩坛里的道教元素——以临武油湾村“狮子愿傩”为例》《南乐目连戏在时代语境下的发展与嬗变》亦从不同角度，观察到了民间傩戏仪式在乡土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意义。
青年学者杨志敏的文章《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应对瘟疫民俗活动考述》，敏锐地关注到“瘟疫”的热点话题，通过对明清史料的细致梳理，走入历史的场域，考察明清时期中原地区民间节日礼俗、瘟神信仰和傩仪演出中所对应的有关驱瘟除疫的民俗活动，并提出与瘟疫相关的民俗活动，以一种活态的方式，保存着族群的生存记忆，展现着人们面对瘟疫守望相助的历史经验，颇有文化符号之意涵，值得研究者关注。
《傩坛里的道教元素——以临武油湾村“狮子愿傩”为例》一文，作者李跃忠曾先后两次前往湖南省临武县油湾村进行田野调查，将自己的观摩考察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报告相互结合，记录下临武油湾村“狮子愿傩”的仪式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将“狮子傩愿”仪式的场景中供奉的神祗与道教神祗比观分析，进而探寻傩仪与道教仪式双向互动的关系。
《南乐目连戏在时代语境下的发展与嬗变》一文，则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文化实践主体的多样性”“演出场域的变更”“传承场域的变更”等三个方面，考察现存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目連救母》戏剧演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后，在传统农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其所处的文化“场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致使其呈现出新的演出形态。在当下的文化乡建中，必须重视传统祭祀戏剧、乡村戏剧扎根的新语境，才能更为合理地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
三篇文章，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切入地方民间文化的历史与现场，考察其伦理信仰、习俗风尚以及精神情感，颇值得一读。
摘 要：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瘟疫频发，囿于民众认知水平有限和官方医疗机构的缺位，民间盛行“瘟鬼说”“疫神说”“疫气说”等观点，从而产生大量应对瘟疫的民俗活动，主要体现
在节日礼俗、瘟神信仰和傩仪演出方面，反映了古人应对瘟疫的行为及心态。清末以来随着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步建立，这些民俗活动存在的现实和社会基础受到动摇，降低了人们对瘟疫的警惕与敬畏。本文从民俗角度对此进行考察，并阐释明清时期中原地区作为防疫的民俗存在的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中原地区;瘟疫;民俗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6-0026-09
国际DOI编码：10.ki.gdxbysb.2020.06.004
A Rearch on the Folk Activities of Central Plains Dealing with Plagu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Zhimi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46）
遇见你是我的缘 Abstract：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outbreaks of plague were frequent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e to the limited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abnce of official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hypothes of “plague ghost”， “plague deity” and “pestilential pathogen” were prevalent among the people， which resul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folk activities coping with the plague. They are mainly displayed in the festival customs， the worship of plague de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uo ritual， reflecting ancient people’s behavior and mentality in dealing with plagues. With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ctualities and social bas to which tho folk activities attached have been undermined that has thus reduced people’s vigilance and awe of pla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ustom，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and interpret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ing folk customs in Central Plain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Central Plains; plague; folk custom
瘟疫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要灾害之一，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许多民俗、文
化现象浸润着瘟疫的痕迹。明清时期处于“小冰河世纪”，气候异常多变，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瘟疫尤为常见，明代277年发生大型瘟疫19次，清代295年则达80余次，[1]427给社会生活带来沉重的灾难和不可磨灭的群体记忆。中原地区交通便利、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大，瘟疫流行频率尤高，因此留存有诸多与瘟疫相关的禁忌与习俗。这些民俗活动反映了古人应对瘟疫的行为及心态，并且有许多传承至今。
一、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瘟疫流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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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称传染病为“疫”“疠”“夭行”“时气”“时行”“温病”“伤寒”等。《说文解字》中有载，“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疠，恶疾也。”[2]248早期“疫”与“役”是通用的，中原地区最早疫情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中。[3]“丙辰贞：于□告……役（疾）。”[4]228“癸丑贞：今秋降其役（疫）。”[5]3109这些记录是古人对疫病是否降临的卜辞。战国末期《墨子》中也有相关瘟疫的记载，“今岁有疠疾，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6]39魏晋时期，“建安七子”中就有四人死于瘟疫。[7]曹植在《说疫气》中表达了对瘟疫的切肤之痛，“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
[8]291唐宋时期，中原地处京畿之地、人口稠密，有关瘟疫的记载不绝于书，如《新唐书》记载，“永淳元年（682）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9]957“景龙元年（707）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数千。”[9]957《宋史》有“淳化五年（994）六月，京师疫，遣太医和药救之”[10]1370“嘉祐五年（1060）五月戊子朔，京师民疫，选医给药以疗之”[10]245等记录。
明清时期处于气象学上的“小冰河世纪”，气候异常，导致水、旱、蝗、雹、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瘟疫的暴发较前朝也更为频繁，[11]38给中原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各地方志“祥灾志”“灾异志”中随处可见瘟疫的记载。如《新蔡县志》载，“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大雪四十日，雪水淹麦，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地尽荒芜。”[12]525《内乡县志》“（康熙三十一年1692）陕西饥民流亡入境。瘟疫盛行，土著多被传染，死亡无算。”[13]874《商水县志》：
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殓，继用箔捲，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殓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
银行储蓄 康熙二十八年，大旱，蝗野无青草，民食树皮草根，渐次逃散，十一月瘟气传染，自
北而南，牛驴死者，百不存一，至次年十月始息，耕地乏牛，多有以人曳耒耜者。
光绪二十四年，大饥，邑贫民纠党借粮，各集镇罢市。五月大雨，经旬卑下之地，麦禾尽伤，城四门非舟楫不能入。岁大疫，死者无算。
光绪二十五年，春大疫，民不聊生。知县孙多祺设粥厂，于东关全活者甚众。[14]1128-1240
……
《河南邓州志》：电影孔子
神宗万历二十一年，水荒瘟疫岁大，饥人相食，及枕藉死者甚重众。
清顺治十八年大饥，民刮树皮为食，秋瘟民死大半。
康熙五年五月，大暑牛瘟。
康熙十七年春，正月风霾数作瘟盛行，民死大半，牛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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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年间）邓自戊午瘟疫盛行，民死大半，牛毙盈野，土地荒芜，饥僅荐臻。
康熙二十九年，春风霾牛瘟死殆尽。
康熙三十年，牛瘟死殆尽。
康熙三十一年，瘟疫盛行，自正月至七月死伤无算。[15]
圆柱侧面积怎么算 在河南怀郡（今焦作）出土的宁笵墓志中，也有关于瘟疫的沉痛记录，“仲兄没之逾年，怀郡瘟疫大行，祖武夫妇暨两女侄、一侄（原文为“经”）婿，仅两月相继沦亡，行道之人咸为酸鼻，矧予情关骨肉，抑何胜此痛悼哉？”[16]可见中原地区一个普通家庭面对瘟疫所经受的骨肉分离之痛。
与中原地区疫情频出的状况相对，官方的救助举措却相对缺席。宋元时期，国家力量相对重视瘟疫应对，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其中规定，“各布政使司，各府，首领官，医学正科各一员;各州，医学典科各一员;各县，医学训科各一员。”[17]43-45惠民药局作为基层官方医疗机构，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在应对瘟疫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明代之后，惠民药局逐渐没落，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缺位。[
18]虽然不乏临灾救饥、施医送药、施棺掩骨等举措，但多零散而不系统，加之古代官办医疗机构效率低下，瘟疫治疗难度和复杂程度高，以及民众的认知水平有限，缺乏对瘟疫科学的认识，盛行“瘟鬼说”“疫神说”“疫气说”等观点。因此，民间有大量相关应对瘟疫的民俗，主要表现为节日礼俗、瘟神信仰和傩仪演出三个方面。
二、瘟疫与节日礼俗
“中国传统节日的民俗文化内涵，从来都与民众生存生活的期盼和愿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19]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瘟疫斗争中，一些应对预防举措或疫后庆祝活动发展为节日礼俗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节日礼俗的内涵和形式不断丰富，但驱疫祛灾则成为民俗节日的最大“公因子”不断延续。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节日礼俗中，驱瘟逐疫是重要内容之一，以新年和端午尤甚。
进入腊月，忙碌一年的民众开始为新年做准备，中原俗语“腊八祭灶，新年来到”，“腊八节”当日要食“腊八粥”祛疾，如光州，“民间诸谷米、百果煮粥供神，兼相馈遗，谓逼邪、祛寒、却疾毒。”[20]中原地区有传说共工的儿子死后变成了瘟疫鬼，到处传播疾病，他无所畏惧，唯独怕赤豆，于是有了腊八“赤豆打鬼”的故事。赤小豆粥甚至替代了腊八粥，如
清丰等地，“要以赤小豆为粥，食以避瘟，谓之‘腊粥’”[21]121。关于赤小豆避瘟，中原民俗还有不少，如清代《淮宁县志》载冬至食赤小豆粥的习俗，“冬至，拜贺如元旦。俗煮赤小豆食之，以汤撒地，曰‘避瘟’。”[22]《郑县志》也记载立秋这天，“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俗名‘避疟丹’。”[23]可见此俗在民间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