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名家名作》·翻译
一、引言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先生一生用英文创作了多部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致力于向西方人介绍中华文化。《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39年出版首版英文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京华烟云》曾经4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通常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大部分人名不光是人物的代号，每每被作者赋予了某种含义，预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1］。因此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理解和翻译对该作品的理解及对外传播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尝试以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为基础，以林语堂《京华烟云》中人名英译的处理为例，浅析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为国内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借鉴。
二、顺应理论
比利时语用学家、国际语用学协会秘书长Verschueren 在他的《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的观点，以全新的视角理解和诠释语用学。语言顺应论是关于语言使用过程的理论，Verschueren 认为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2］。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在
货币资本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做出选择，对不同语境和交际意图进行顺应的动态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是指所有的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做出灵活的选择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个特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在语言变异性和商讨性的基础上，语言使用者根据具体语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从可供选择的言语中做出恰当的选择。Verschueren 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又包括言语交际者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及心理世界；语言语境指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根据各种语境因素而动态地选择的各种语言结构。
epms根据Verschueren 的语用顺应论，对不同语境因素的顺应发生在语言使用的各个层面并贯穿在整个交际过程中。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对各种语境不断做出顺应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顺应论与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可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出路［3］。
三、《京华烟云》中人名的顺应翻译
林语堂先生是享誉世界的双语、双文化作家。在其代表作《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先生通过讲述中国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期间姚、曾、牛三大家族三代人的生活，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中国现代生活的
［摘 要］ 在中外文学交流中，实现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对我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浅析《京华烟云》中人名的顺应翻译，试图以林语堂的成功经验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以及异质文化间的平等对话提供借鉴。
［关 键 词］文化负载词；《京华烟云》；顺应理论；对外翻译
顺应论下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以《京华烟云》中的人名翻译为例
张 琦 王 芳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L2021Z07080202），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好莱坞电影对当地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研究”（L2021Z0707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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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作为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京华烟云》里伸头探入中国社会，同中国人一起生活，一起经历喜怒哀乐。原文涉及大量人物，仅有名有姓的人物便达九十多个。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京华烟云》中人名的翻译对不同语境因素的顺应。
（一）对作品主题及内容的顺应
作家在塑造人物时为更好地表达作品的主题，深刻地刻画人物性格，总是精心而慎重地为人物选择名字，而绝非随心所欲、信手杜撰。文学作品中的大部分人名不光是人物的代号，而是每每被作者赋予了某种含义，预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因此在对人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有意识地对作品主题及内容做出顺应。译名必须要有助于反映作品的主题思想并尽量向读者传达出作品中人物名称所赋予的含义，这是对翻译最基本的忠实标准的遵循和体现。
全书的核心人物是姚家父女。姚思安是道家的信徒，他沉溺于黄老学说中，遇事冷静，处变不惊，从不心浮气躁。从晚年的四处游仙，到去世前的达观自然，终其一生，他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真正的有“道”之士。而他的名字“思安”也正体现出道家提倡的清静无为、安适悠闲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翻译其名时，林语堂采用了音意结合的方法，在顺应英语语音特点，将“思安”音译为“Sze-an”［4］的基础上，对名字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加以补充解释，译为“desiring for peace”。
《京华烟云》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姚木兰。“木兰”得名于中国历史人物花木兰。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姚木兰在兄长无为、父亲云游的情况下，只得替父担当起管理姚家的重任，在混世中求得生存。因此，仅仅将“木兰”简单地音译为“Mulan”显然无法表现出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及命运。林语堂采用音意结合，并巧妙地将其解释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Joan of Arc”，并不厌其烦地为读者讲述
了花木兰的故事，以便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姚木兰这个人物形象，激发读者的兴趣。
在处理其他主要人物时，林语堂同样采用音意结合的翻译方法对作品的主题及内容做出顺应，以反映作品的主题思想，向读者传达人物名字的深层含义。如：姚莫愁（Yao Mochow, don’t worry），曾平亚（Pingya, peaceful Asia），曾经亚（Chinya, skirting around Asia），曾爱莲（Ailien, loving lotus）等。
（二）对语言机构的顺应无水之池
Verschueren认为结构客体的顺应包括严格意义上语言各组织层面的机构以及构建原则。翻译中的结构客体顺应涉及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两种语言的结构客体转换涉及双语转换中多层次的复杂选择，都为译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语言形式。
1.语音层面的顺应
英汉两种语言在语音方面存在差异。英语中包含约40个音素，而汉语几乎包含所有相似的音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素在另一种语言中都有适当的对应，有些汉语拼音的发音方法是英文中是没有的，如j、q、x。对于目的语读者，阅读并理解其语言中不存在的音素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译者应顺应
目的语语音特征，从系列因素中做出适当的选择。在《京华烟云》译名中，林语堂顺应目的语语音特征，将“雅琴”译为“Yachin”，“阿瑄”译为“Asuan”。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语音美也是构成文学作品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译者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拼音音译。
2.词汇层面的顺应
英语是表音文字，而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人名由姓和名组成，姓在后，名在前。有时候在姓和名之间还有一个名字，称为中名。汉语人名（这里指汉族人名）一般不超过四个字，由姓和名两部分组成，姓在前，名在后。根据中国人的审美标准，汉语人名通常为双音节或单音节词，这就意味着汉语中一个人名可能包含多个词。因此译者在英译时应顺应目的语语言结构，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在翻译次要人物的名字时，林语堂没有像处理主要人物那样，把名字的含义解释出来，而是顺应目的语习惯，将其音表现出来，如“姚博雅”的译名，林语堂没有翻译成“erudite and elegant”，而是音译为“Poya”。但对于有些名字，如“珊瑚”，两个音节表达一个词，且在英语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词，则可直接意译为“Coral”。
3. 语义层面的顺应
词语的意义通常可以分为两种：外延和内涵。外延意义（denotative meaning）是指一种语言基本的概念性的意义，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是指与外延意义相关的情感意义的综合（文化、感
情、态度和信仰等方面）。
英语人名往往多采用希腊罗马神话、古代名人以表达对某个人物的崇拜或喜爱。而中国人则习惯将其美好
080《名家名作》·翻译
愿望和理想寓于名中。因此汉语人名常有丰富的内涵意义，如中国人多以“福”“荣”“顺”“安”“兴”等命名。文中， 牛家的四个孙子分别被命名为“国昌”“国栋”“国梁”和“国佑”，表达了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的内忧外患中人们对国家和平、繁荣的渴望。仅仅将这四个名字翻译为“Kuochang”“Kuotung”“Kuoliang”“Kuoyou”无法表现出名字的内涵意义，因此林语堂先生再一次采用音意结合的方法，将其分别译为“Kuochang, glory of state”“Kuotung, beam of state”“Kuoliang, girder of state”和“Kuoyou, blessing of state”，以更好地表达出作品中人物名字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
（三）对目的语文化的顺应
不同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别，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并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且基督教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古典文化的影响。佛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考虑如何向目的语读者传达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源语文化，以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欣赏作品。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华文化，并加强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但是由于当时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历史和风俗了解甚少，在翻译一些人物名字时，势必要对目的语文化做出相应的顺应，以便更好地向读者传达中华文化。因此，在翻译中华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 “观音菩萨”“王母娘娘”“阎王”等人物时，林语堂先生将其分别翻译为“Goddess of Mercy”“Western Queen Mother of Heaven” 以及“the King of Hell”。
（四）对目标读者的顺应
19世纪之前外国人对中华文化很陌生，西方读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历史和风俗文化的了解微乎其微。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壮大，他们开始对中国这个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国家充满好奇，渴望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个古老国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作为一部“中国文化万花筒”，《京华烟云》亟须用圆熟地道的英文，顺应读者的这一心理需求，客观、全面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华文化［5］。
林语堂先生创作该著作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而丫鬟作为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列数各时期的文学作品，丫鬟的描写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红楼梦》中许多丫鬟如晴雯、袭人、鸳鸯、紫鹃更是一跃成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因此丫鬟的译名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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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中丫鬟常常被命名为花或其他美好事物的象征，如“蔷薇”“凤凰”“锦儿”“青霞”“四喜”等。在翻译这些丫鬟的名字时，林语堂放弃了像杨宪益先生处理《红楼梦》中译名那样简单直接的音译法，而是顺应西方读者渴望了解中华文化的心理需求采用意译法，分别译为“Wildro”“Phoenix” “Brocade” “Bluehaze”和“Four-Joy”。
四、结语
译名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社会现象。深谙中西两种文化并能熟练驾驭中英两种文字的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中，对不同语言语境及非语言语境做出顺应，用典雅漂亮的英语和深厚的中文功底弘扬本土文化，加强中西交融。我们在对外翻译实践中应该借鉴林语堂先生顺应作品语境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和策略，尊重目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为中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建华. 文化的镜像——人名 ［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2］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Amold， 1999.夙愿
［3］ 曹群英. 顺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作用 ［J］. 外语学刊，2007（6）：123-125.
［4］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1939.一月到十二月
［5］ 邓筱菊. 《京华烟云》人物浅析：试论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J］.文史博览，2005 （16）：25-26.
眼睛图解作者简介：
张琦 （1986—），女，满族，辽宁丹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