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Abstract：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and rearch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roud much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ransmitting The Book of Changes to the West， his translation and rearch has been a milestone， inspiring Chine and Western scholars who were and are engaged in the r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 ancient classics in many ways. The essay intends to probe into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per ， including his academic preparation before transl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ranslating The Chine Classics including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asic texts and other reference books，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the forma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so as to inter
安成语
pret his thoughts on Yiology.
小小太阳花
Key words：James Legge; The Book of Changes; transl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Yiology
关于诚信的事例
理雅各与《易经》及其英译研究自其《易经》译本问世以来便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至今不息。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在多方面启示着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乐仁称赞他和卫礼贤为“攀登汉学中喜玛拉雅山的巨擘”[1](P21-57)。本文拟围绕理氏《易经》译本本身进行系统考察，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政府公文格式及公文字体字号标准一理雅各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
及其翻译动机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求学生涯中，有三件事对他日后的工作产生意义深
远的影响。一是翻译布恰南(George Buchanan)著作。为了练习拉丁文，他翻译布恰南的著作。在此期间，理氏已经形成追求知识、专心向学的学术习惯。[2](P26-27)二是评注解经的原则和批判性方法。在阿巴甸(Aberdeen)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求学期间，他除了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外，还进一步学习了希伯来语，并“深入学习”(higher study)《新约》，掌握了评注解经的原则和批判性方法，这些方法日后对他解读中国典籍非常有帮助。[2](P31)三是中文的学习。1838年，他在伦敦开始学习中文，老师为修德(Samuel Kidd，1799―1843)神父，那时用于中文教与学的读本极为稀缺，其教学材料包括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编撰的《英华字典》及其《新约》汉译本、一本《论语》手抄本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编写的汉语宣教小册子。中文的学习从此永远改变了理氏的人生轨迹[2](P31)，为他日后翻译《中国经典》(The Chine Classics)和撰写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文章奠定坚实基础。
理氏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兴趣与探索始于少年时代，当时他已接触到米怜(William Milne)从中国寄来的中国典籍。[3](P43)而且他一直都在思索怎样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并坦言他是以哲学的眼光来看中国，认为中国了不起，从而想了解其语言、历史、文学和道德与社会形态，以满足其好奇心。[4](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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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具体思考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1)语言问题：汉语按什么原则形成，经历了什么变化?(2)历史问题：中国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上溯到何时，中国人源于何处，他们与其他种族和国家间的关系如何，其语言和文学如何相互反映?(3)宗教和伦理问题：中国主要不同的宗教和伦理体系的状况如何?(4)中国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国人口如何，政府体制如何，如何维护司法公正，中国各省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如何，鞑靼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如何，中国人实际崇拜什么，他们的实际道德规范是什么，他们的智力活跃到何种程度? [4](P194-195) 这些可谓理氏在翻译《中国经典》时的学术动机。正是因为想解开这些谜团并找到相关答案，理氏开始关注中国典籍。中国典籍一直被视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经之路，其中最集中、最权威的中国典籍便是《十三经》。于是，对理氏而言，翻译《十三经》便是其最佳选择。因为理氏认为“懂得中国文学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而且理氏深信“如果他不能掌握中国人的经典书籍，不能通过深究中国圣人所设定的思想范畴，那么他就无法认为自己有资格从事目前的(传教)工作。”因此，他开始了毕生的任务，开始研读孔孟之道和其他中国典籍，最终向世界贡献出两套颇有价值的译本：(1)《中国经典》译本，包括八大卷，每一卷都有中文原文、英文译文、批判性和解释性注释和长篇绪论(prolegomena);(2)穆勒(Max Müller)所编辑出版的《东方圣书》中的六卷译本及其他一些篇幅稍小的著作。[5](P29)
另一方面，理氏翻译《中国典籍》主要是出于传教动机。理氏是职业传教士，他力图通过介绍、翻译以及研究中国典籍来襄助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坚信如果将儒家著作及其注疏全部翻译并出版的话，将大大促进未来的传教工作。[5](P40)
费乐仁指出，这些想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方方面面的义务就成了理氏一生的第一(或原)推动力。古往今来，没有哪位西方学者能够像他这样研究范围如此之广的儒家经典，而且出版译作或评论如此之多。[4](P195)
二理雅各英译《易经》的底本运动会项目有哪些
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
在英语世界，首部权威的《易经》译本由理氏完成。[6]理氏将《易经》等中国经书统称为《中国经典》(Chine Classics)。他认为，这些经书是理解中国人心灵的钥匙，并努力通过系统“破译”的方式，将中国经书呈现为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理氏翻译《易经》时采用的底本为朱熹的《周易本义》。理氏将“传”从“经”中析出，也主要受朱熹的影响。在英译《易经》的“序言”里，理氏说他本打算将朱熹著作和宋代其他一些
上海红烧肉理学家著作的部分章节翻译出来附在《易经》译本之后，但因篇幅所限而只在必要处随文附注，以阐明文王和他儿子得自数字和易爻的教诲。[7](Pxvi)
另据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朱熹采用吕祖谦的《古周易》本作为底本，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区别四圣作《易》的差别性，抵制时人以传解经的风气。所以他认同《周易》应当恢复到郑玄、王弼以前经传分离的古本的主张。[8](P58)怎样克服焦虑心理
另外，朱熹的《周易本义》分十二卷，即《易经》分上、下经和《易传》七种共十篇。萧汉明指出，十二卷本《周易本义》的特点是：(1)吕祖谦《古周易》中经传分离，因此《易经》恢复到了郑玄、王弼之前的面貌，有利于理解经传文辞的本意，可以克服分经合传所造成的种种弊端;(2)在注释方面，朱熹注重经文与传文的差异，将卦爻辞与传文进行有区别的诠释，可以历史地看待四圣作《易》的不同思想状况，避免了以传解经所造成的抹杀时代差异的弊端;(3)朱熹注意到经传的卜筮功能，他认为时人看占筮不雅，总是尽力回避，而这并非《易经》本义;(4)朱熹的诠释文字力求简明以与《易经》易简之理吻合，因为先儒解《易》甚多，不必过分解说，而且他主张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5)《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方面，朱熹注经文的体例主要重卦体、卦变与卦德，其次为卦象。[8](P5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