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英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
Cross-border Immigration and Changes of Livelihood Alter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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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志英（1964年—），女，纳西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人类学专业博士后。吉吉说
想家的经典句子[摘要]： 傈僳族是我国西南边疆迁徙活动较为频繁的跨界民族之一，文章运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以在中缅北界地区生活的傈僳族为例，力求在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其生计方式的转换进行讨论，将跨界迁徙和游动与生计方式变迁联系起来，强调族际交往，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对生计方式变迁造成的影响，兼而讨论生计方式变迁与国家管理模式的关联性。
[关键词]： 生计方式；跨界迁徙；族际关系；民族认同
生计方式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活动，其变迁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对生计方式的演进与更替也
有种种解释。本文中以历史文献和对于当代中国及缅甸傈僳族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探讨在中缅北界地区生活的傈僳族跨界迁徙和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及导致变迁的原因，不到之处，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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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自然经济下的生计方式与跨界迁徙
至迟在元代，就有被称为“卢蛮”的傈僳族先民在“（丽江路）西部之南北（今中缅北界地区）多有之”。[1]846《元一统志》载：“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纳西族），曰白（白族），曰罗落（彝族），曰冬闷（未知），曰鹅昌（阿昌族），曰撬（独龙族），曰吐蕃（藏族），曰亻盧（傈僳族，怒族），[1]参错而居，自成一族。”丽江路辖境范围为今天的丽江市，怒江州及迪庆州南部，《元一统志》丽江路《疆界》条说：“西至冰琅山外卢蛮界四百八十里。”冰琅山即碧罗雪山，山外为“卢蛮界”，是傈僳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区，其西部范围距离丽江军民宣抚司所在地丽江以达240千米之外。当是今天中缅北界广大地区，也即是在丽江路空间范围内；与其余当地族群交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方国瑜认为当时“卢蛮”在西部之南北与撬、吐蕃、鹅昌杂处，但是史志将此区域界定为“卢蛮界”，说明傈僳族先民已分布在澜沧江、怒江甚至更西部之南北广泛区域，并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具有“
卢蛮”经济文化特征的次区域。[2]62而该区域历来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且越是往西，这种情况越明显。从文献资料看，元代丽江路辖境内尚未出现族群间围绕自然资源的占有而出现的大规模冲突，由族群间紧张关系导致的民族迁徙应该是较为少见的，更多的则是为了寻找经济资源的迁徙活动，这是由其长期沿袭的狩猎与采集经济特点所决定的。这也被明代傈僳族的经济生活所证实。
明代金沙江流域傈僳族的生计方式以狩猎、采集为主。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北胜州（永胜）“巢处山林，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常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以给日食”。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 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人已经从罗罗族群中分化出来，而被称为“别种”；居山林之间，尚无室屋而岩居穴处；也无种植业，而以猎取禽兽为主业，药箭弓弩为主要狩猎工具。以妇女们的采集提供日常所需基本食物，两性社会分工相互补充。明代澜沧江流域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杨慎（1488—1559年）《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中有记载：“力些，即傈僳，衣麻披毡，岩居穴处，利刀毒弩，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蜂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狩猎与采集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主要生产工具是利刀毒弩，尚无起房盖屋的技能，只能岩居穴处。已经会用野生麻加工成披毡，开始告别兽皮木叶为衣的时代。
薯片怎么画可见，明代无论是金沙江路流域、还是澜沧江流域的傈僳，都尚处于游猎和采集经济的阶段，就可想而见相对远离内陆、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怒江及其以西地区傈僳的生计方式应该更为传统。从傈僳族整体情况看，处于游猎、采集经济下的傈僳族人口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使其不断从人口较为稠密的金沙江流域往地广人稀的澜沧江、怒江高山谷深、自然资源丰富地带迁徙。于是，少受外界影响与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其结果，“它不能使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3]561因而影响生产力变革的动力不足，不得不长期沿袭着传统的游猎、采集经济生产方式。
清代傈僳族的生计方式发生部分变化。在余庆远《维西见闻纪》记载：傈僳“喜居悬岩绝顶，悬山而种，地脊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粮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封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看来维西一带傈僳多居处悬崖绝顶，因为与外界的接触仍然是有限的；已经出现了“垦山而种”的初级农业，但只会直接利用与消耗土地肥力，因此为了从土地获得有足够报偿的收益必须不断迁徙。粮食收成虽然已达到一定的量，因此既能酿造数量不小的酒，也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生活，但是狩猎业仍然是必要的补充，一旦“粮食罄”，就利用其主要生产工具“劲弩药矢”从事狩猎来满足口食。长期的山地生活，使妇女们也具有很强的山地生存能力。狩猎也也促使其不断迁徙。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傈僳族之间有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栗粟，迤西皆有之。在大理名栗粟，在桃安名傈漱，有生熟二种”。可见，傈僳长期沿袭的“迁徙不常”的生活方式，到清代其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了，甚至在大理、楚雄都已经有分布。从而导致其受外界文化影响不同，生产发展程度不同，而被史家说其已经有“生熟”傈僳的分化。（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七载：“栗粟，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氈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麻布。善用弩，发无虚矢。”这是澜沧江流域云龙一带的傈僳，以狩猎经济中所拥有的生产技能著称；编织业却比明代有了明显发展，因为服饰已有麻布衣与氈衫之分，还将毳织成带子束其腰上。（乾隆）《永北府志》卷二十五载；“栗粟一种，原无姓氏，居处山崖箐岭之中，男子赤足包头，持弓射猎。女人短衣桶群，挖地种荍（荞）。”金沙江永北一带栗粟男子仍然以狩猎为主，而女子则从采集过渡到了种植荞子。清代傈僳服饰上的地域性差异，其背后就是狩猎业、初级种植业与编织业所占比例和发展程度的地域性差异，其中主要原因是处于不用经济类型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所决定的。《永北直隶厅志》卷七《兰坪土千总》载：“傈僳一种，种居高山，刀耕火种，采樵营生。”刀耕火种农业的发展，决定了其不断往尚未开垦的高山密林中迁徙；而“采樵营生”，并非是未自给自足，说明依赖山林所产用于互通有无得经济交换方式
重要的英文怎么读已经成为其生计的重要补充，在这过程中，傈僳“稍通汉语，略知礼节”。这应该是史家所称之“熟傈僳”。而永北一带的则“此辈老于深山，大半不履城市”，因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山，则应该就是“生傈僳”。陈宗海（光绪）《腾越厅志稿》卷十五也记载了傈僳族内部的分化：傈僳“散居桃安、大理、永昌四府。其居六库者，在诸夷中为最悍；其居赤石崖、金沙江边地，与永昌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徙无常。男子裹头，衣麻布，披氈衫，佩短刀，善用弩，发无虚矢，妇女短衣长裙，跣足，负竹筐出入。种荞稗，随地输赋”。总之，无论是生熟傈僳，仍然因粗放的原始农业与狩猎业而导致其“迁徙无常”，在不断迁徙当中直接获取自然资源是其生计方式的主要特征，不过除了满足本族群生活所需之外，采用农耕生计方式的傈僳人已经开始按地亩承担赋税。傈僳先民在与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中，不仅在彼此间做出了区分，也出现了内部的生计方式差异。
论文分为几部分二、近代傈僳族纳入区域政治经济圈与生计方式变迁
进入近代，伴随着民族国家进程，居高山深谷的傈僳族也被卷入了滇西北及更广范围的政治经济圈里。明代，傈僳族聚居地三江流域属于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及其背后的中央王朝的关系就较为密切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云贵总督硕色奏折曰：“雍正五年，将鹤庆府通判移驻维西，共设土千、把总员，颁给委牌，令其分管阿墩子、奔子栏、其喇、康叶（康普、叶枝）各寨。……其维西境内亦有怒江，即与丽江府所属之怒江接连，彼时当将维境怒江两岸怒子、傈僳夷民一百一十村寨分隶维西康普千总禾娘管束。”[4]275从此，傈僳族所承受的就不仅仅是象征隶属关系的贡物，又增加了具有经济剥削性质的各种实物赋税。“怒江各处土司，或驻叶枝，或驻桥头，或驻维城附近，无一驻怒管理夷物，约束夷众者，徙于秋收之际，遣人收收钱粮一次。钱粮系以村计，所收系麻布、竹筒、篾簸、黄连之类，正款本属无多，惟以盐、茶、布等项，高定价值，押令百姓售买，勒索夫马伙食供应，尤为难堪耳！各处该管土司，多系两人，钱粮系各管各收，民间需照上两次。”[5]365“光绪初年，叶枝（今属维西）土司王家（即禾娘的婆家）和桥头土司一齐侵入贡山。……这两个土司统治贡山之后，并非各居一块土地，而是各委派一些头目替自己做事。头目的名称有两类：‘里甲’与‘白色’。……全县共有十几个‘白色’和‘里甲’（多半是傈僳人，大多生活比较好过的‘有钱人’）。土司委他们之后，没人给一顶有顶的帽子。每年人民给土司纳贡若干黄连、黄蜡和灰鼠皮，土司每年赠给他们每家若干盐巴。”[6]58随着傈僳族被卷入区域政治圈，也通过实物贡税以及强售本地所缺物资的变相形式，纳入区域经济圈当中。于是，以
往主要为满足自身小规模群体需要的狩猎业、采集业演变为主要为满足土司等统治者的需要，于是有更多直接攫取于自然界的土特产品用来满足来自外部的需求和增加对外“交换”。如此，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量就比自供自给时代大，掠夺自然资源的地理空间也随之扩大。于是，更多的傈僳族人便把目光投向中缅未定界地区，且对自然界攫取的种类也增加了，从以往只供口腹发展到围绕外界所需。傈僳族的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逐渐被镶嵌到了区域经济链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