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与物质事物的社会分析
韦伯·基恩著
扶摇歌曲赵星植译
“她喜欢红色”，小女孩说道。
“红色”，兔子先生说，“你不能给她红色”。
“红色的东西，可能”，小女孩说。
“哦，红色的东西”，兔子先生说。
——夏洛特·佐罗托（Charlotte Zolotow），《兔子先生和可爱的礼物》（Harper 1962）
小班教学计划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摆脱了用本体论的方式把世界划分为“精神”（spirit）和“物质”（matter）两大类？当然，社会分析家们可能已经不认为自己非得要从符号学与唯物主义这两种方法论之间择其一。布尔迪厄以及福柯等人用其丰富多样的作品证明，他们可以超越这种二分方式。不过，依然有些专著多少会以某种隐蔽的方式，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例如，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就倾向于用全球物
质生产力（global material forces）与本土意义（local meanings）等术语来描述现代性(Keane 2003)。文化研究则常把这些事物“解读”（read）为“与世界相关（being about the world）”的“再现”（reprentations），从而使得如下这一问题变得不再重要，即这些事物是如何物质性地置于这个世界中的。
也许，正如某些学者从局限性所讨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撼动上述这些二分方式。这是因为它们已成为了我们有关存在（prence）（Heidegger 1962）之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又或者是因为我们对物化意识（reified consciousness）（Lukacs 1971）这一概念根深蒂固——而后者又因为我们是希腊人的后裔，或者反过来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
人（capitalist modern）。然而，若把此问题置于当下来考虑，就会发现一个更为具体的领域，那就是某些类型的符号模式（models）会造成持久的影响力。不过，索绪尔至后结构主义传统所固定下来的某些假设限制了符号学理论对人类行为、自我意识以及社会权力进行全面、有活力的阐述。它们依然期望我们要有所侧重，即在观念（idea）与物质（things）之间进行选择。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那些愿意研究“观念”的学者们，却常把相关的物质形式（material matters）视为是透明的，并由此怀疑自身的理论连贯性。并且，他们有时还会对那种可把意义强加于世界的人类欲望赋予难以置信的力量。如果不仔细了解的话，这种二分法似乎会使社会分析者们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符号学”（miotics）是一种唯心论（id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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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二元体系一直存在于后结构主义传统之中，并持续滋养着上述观点。第一种是抽象的符号系统与其具体的实例化（concrete instantiations）；第二种是人（persons）与物（things）的区分1。因此，为了把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置于动态的社会分析分析之中，我们就不能仅用一种新的形式去重复这种二分方式。即便是布尔迪厄对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批判以及福柯对规训制度（disciplinary regimes）的分析，也没有充分地认知到对象化（objectification）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对象化模式（modes）的多样性。
正如朱迪思•欧文（Irvine 1996: 258）所述，“‘索绪尔’所留下的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遗产”就是他把符号从物质世界中彻底地区隔出来。她进一步补充道，这种区分是符合西方思想中长久以来把心灵与身体进行区隔的这种传统的。她提出一组概念来阐明符号模式与
1出于本文目的考虑，笔者把这一二分关系定义的相当宽泛。应当说，我们应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进一步细化与完善这一分类。身体与心灵，人与非人，有生命体与生命体等这一系列对立概念常常重叠且互补的，但却又并非是彼此相连的。在本论文中，笔者主要考察人类产品[即人造物（artifacts）]与身体（bodies）之关系，并把物（things）视为是社会分析的最核心。（原作者注）
本体论之间的关联，笔者把这组概念系称为“再现经济”（reprentational economy）以及协调此种经济的“符号意识形态”（miotic ideologies）。所谓再现经济，是指我们应当重视那些在特定历史和社
会形态中起作用的不同表意模式（modes of signification）。例如，笔者（Keane 1998, 2001, 2002）曾指出，人们对对语言的使用和解释关系着他们对物质产品（material good）的处理与评估，反之亦然。这表明，存在着某些基本假设来说明世界以及栖息于其中之存在（beings）的关系。这些假设暗示的是何者会或者不会被视为一种可能的动因（possible），进而暗示的是何者更可能会成为一种指示符号（indexical sign）或者意向性传播方式（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这些假设将会决定，比如，我们如何去区分主体与客体。从历史的观点来说，一方的改变将会在另一方的改变中体现出来。它们将由此进入到一种互动的且通常会产生不可预测之结果的，更为宏观的经济之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拓展“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ies）（Kroskrity 2000; Schieffelin et al. 1998）这一概念，尝试用“符号意识形态”（miotic ideologies）去思考并解释这种再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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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一问题引导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去探究语言和物的状态（status），以及它们不同的对象化模式（modes of objectification）；特别是当二者体现在新教（Protestantism）的某些主流思想之中从而扰乱“现代性”意识形态时的状态及其对象化模式。笔者在对被殖民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加尔文教传教士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Keane, 1996, 1998 2002）中指出，对更大多数持主流意见且过着清苦生活的清教徒来说，物质（matter）以及唯物主义（materialism）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特殊的难题。例如，他们在协调语言与物质实践时所作出努力及其由此产生的焦虑，使得他们集中去关注人类主体性（human subject）的建构。而从核心上说，该主体则是独立且高于那种仅有无机物所构成之世界的。
诸如清教徒所面对的这一问题，既是对“现代性”之自我理解的主体这一更为普遍问题的表达形式与重要根源；因而该问题也是为回应这种自我理解所出现的知识谱系的表达形式初出茅庐的主人公
与根源。因此，以社会分析的韦伯传统为例——该传统的诸多假设依然是当代人类学之诸多重要部分的基础，它把起初就把“排除性”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比如，韦伯（1978）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一书的开篇，就把那些不适合用诠释性社会学进行分析的现象排除在外。这些现象既包括诸如洪水这样的事件，也包括诸如人口统计学这样的情况。尽管二者对于人们来说，都存在有意义的结果，但他们本身却不是意义行为。它们一直是外在于人类意向及其行为的，因此它们并不能为自我解释（lf-interpreting）的行为者提供可协调其行为的那种意义。当韦伯把上述这些现象从诠释社会科学中排除出来时，他其实就是在对主体与客体进行二分；而这种二分方式也同时支持了“客观主义”（objectivism）。由此，那些对于具有自我解释性的人类来说不属于意义行为并由此被排除的事物，即是客观科学（objective science）所谓的“客体”（object）。对此，米勒(Daniel Miller , 1987, 1998)，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 1988)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 1993)试图超越这种二分法，认为这些被排除的事物使得物质性(materiality)问题再度具有价值。
为了超越上述这种二分方式，笔者也曾提出应在再现经济之中重新思考“逻辑-因果”关系（logical-causal）（Keane 1997），其目的在于开创一种有关物质事物之历史性与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社会分析。此类分析既可以避免把物质事物仅仅视作意义的载体，也可以避免把把它们仅仅视为有
关其他事物之决定性因素。“逻辑-因果”这一术语（参见Munn, 1986）表达的是皮尔斯符号学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且这一概念与索绪尔体系形成强烈对比。
让符号回归其物质世界
高压锅做蛋糕结构主义之后，后结构主义及其批评者的相关论辩还持续受到索绪尔符号学体系中三个相互关联学说的影响：符号与物质世界之区分，任意武断性（arbitrariness）以及有区别性的
系统。值得提及的是，索绪尔是在对语言系统和话语之实在实例（actual instances）进行区分之后，才建构了语言学科确立之可能基础。索绪尔并未否认后者之存在，他只不过是认为他所提出的这种特定分析工具需要把二者进行区分，而不能混作一谈。这是因为要对所谓作为差异系统的语言进行分析，需要一定程度的抽象性。这样，某些特定的差异类型才会具有显著意义。具体言语之间的具体性物质差异并没有被索绪尔纳入语言学术语之中。更确切的说，索绪尔所谓的“符号学”(miology)只考察那些虚拟的类型符（type），而不考察实在的个别符（token）。母亲用英语怎么说
上述这种二分方式，实际上获得了一种与符号和指称物（referents）世界之分相平行的分类方式。索绪尔把其符号学限制在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的讨论之中。由于能指在本质上是概念性的，因此它也属于语言系统（也即能指是意义，而非指称之实在对象）。因此，至少在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看来，任意武断性这一学说，严格说来，只适用于说明符号与指称物所构成世界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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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各部分之关系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它们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理解世界时那样的任意武断。不过，需考虑到的是，这种相互决定性（mutual determination）——即差异或价值系统——取决于系统之所有部分的虚拟性或“不在场”（in abentia）式的共同在场（co-prence）。这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借用索绪尔理论之关键所在：整体之不在场部分关涉的是在场部分之表意能力。德里达“踪迹”（trace）与“延异”（deference）等概念，一部分取决于作为整体（更准确说，意图性整体attempted totality）之语言的先前概念（prior notion）；而另一部分则既取决于它与由使用之实在实例所组成之世界的截然区分，也取决于它与由指称物所组织世界之截然区分。上述这一点众所周知的。然而话语实践的经验研究却表明，意义之强烈不确定（indeterminacy），它作为一种原则，常常在这类实践中被限制。例如，在对话互动过程之中各方面的可能性是在持续降低的。而这种可能性的降低，并非源于索绪尔意义上的那种语言结构，而是源于它们所包含的社会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