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15篇 ,欢迎品鉴!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耿飚之问”——拷问初心
谢琴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在我们醴陵,有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曾经转战三湘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他曾经参加反围剿战争,屡破强敌;他曾经参加伟大的长征,斩关夺隘;他曾经率部抗日,保卫陕甘宁边区;他曾经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他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是的,他就是耿彪。
抗日战争时期,耿彪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他率部驻扎在陕甘宁辖区陇东某县。有一次,一名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情节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这名战士。但是,这个消息被当地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自发来到部队驻地,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为这名违纪的战士求情。
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老百姓一听,齐刷刷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是老百姓就是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着眼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
1991年,耿彪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他再次来到了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边区陇东某县。刚刚吃过晚饭,他住的招待所外面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原来他们在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惊,也深为痛心。于是,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他没有批评、没有责备,只是讲述了50多年前,这个县的老百姓为八路军战士求情的故事。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耿飚之问”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成为党员干部在处理党群关系上时常会想起的问题。
“耿飚之问”,是深刻的,是尖锐的,或许还是“逆耳”的,但是,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值得我们每一个干部想一想。
也许老百姓还“会”。这几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还是“满意”、“拥护”和“赞成”的,即便我们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谅解,也会“求情”。
但是,也可能“不会”。我们党员干部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这个“最大的危险”。有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对群众迫切需求久拖不决,以致于“群众意见很大”;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走向了腐败堕落。当我们党惩处这些腐败分子的时候,老百姓不是用膝盖表明自己的态度——跪地求情,而是用双手表明自己的态度——拍手称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让我们深刻地想一想“耿飚之问”,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抱定不变的初心继续前进,用我们的行动作出让人民满意的回答!
谢谢大家!
一台水力轧花机1922年,21岁的陈毅回乡时,做过一件至今仍被乡亲们传为佳话的事情。
当时,农村极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驱动的前清时安装的农业机械。以轧棉花的机子为例,需要3到5个壮劳动力轮番上阵才能驱动,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陈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为何不为乡亲们改装成水力驱动?也正好将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民,让乡亲们认识到科学与知识的力量。
陈毅很快便将想法付诸实践,经过试用,陈毅改装的轧花机不仅省了劳动力,轧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稀奇”,面对大家的啧啧称赞,陈毅格外开心。随后,他向留法的同学蔡和森去信,申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组织已经同意他的请求。1923年初,陈毅离开故乡。
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仍然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要读懂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下党史故事应该也是必须要了解掌握的!学党史,先要从以下故事学起。
1.延安“窑洞对”
2.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3.耿飚之问
4.《甲申三百年祭》
5.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6.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7.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8.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9.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大精神”
10.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徒步行军的两个纪录
延安“窑洞对”
延安“窑洞对”又叫“窑洞之问”。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著名的“黄炎培之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窑洞之问。”
(点评: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延安“窑洞对”太重要了,毛主席用一个民主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点评:有错误了,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共产党员的人格风范!)
耿飚之问
耿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当年的“杨罗耿”,曾经横扫千军,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花菇产地无声……
(点评:耿飚之问,被誉为中共党史继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和延安“窑洞对”之后的三大问!忘记背叛群众的人,人民绝不留情唾弃他!)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点评: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著名的——进京赶考说!不骄不躁,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两次挽救党
第一次: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在此不想多说,说说里面具体的一个细节。党史叶剑英担任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当时,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准备要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但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发现了起义苗头,电令贺龙军长等率部到庐山,意在缴械。这一消息被叶剑英知道了,他赶紧向周恩来等人汇报,所以,南昌起义提前爆发。如果没有叶剑英的情报,不知道有多少起义者还没起义就被屠杀了,那还有后面的南昌起义?
第二次:南昌起义。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业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回合。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点评: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好多人就不认可,说叶剑英凭啥能授予元帅军衔。我说你真不知中共党史,知道了你就会明白,哪怕十大元帅其他九人都不给,也要给叶剑英!叶剑英的另一次挽救党和国家命运的便是,协助华国锋等人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丰功伟绩中,叶剑英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说协助,是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充分证明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打不败胡宗南坚决不过黄河
1947年2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重点进攻。蒋以西北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5万人围攻陕甘宁边区,而彭德怀统率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2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将中央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留在中央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毛泽东要以这800人转战陕北,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转战陕北,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引领胡军“武装游行”,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毛泽东率部刚走一会儿,敌军就进了村。这种险情时有发生。因此,作为中央支队负责人的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但毛泽东坚持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给航天员的一封信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央的图谋泡汤。
(面对那么多的强敌,毛泽东就是不过黄河!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全然不顾及自己性命,这就是领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鬼都不上门”挨整日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泽东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泽东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意味深长的近义词的面也没有见过。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在挨整的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们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每当失意不顺心了,不妨看看我们最为崇敬的毛泽东,他是怎么对待的!万不可发不完的牢骚,意志消沉,有的甚至丢了初心而开始贪腐,走上不归路,有的甚至背叛了初心而背叛革命,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七大元帅拼死救毛泽东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便阴谋分裂中央。给本就在国民党军的穷追猛堵下,已伤痕累累的党和红军的创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七位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开国元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和徐向前。
朱德
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是极具分量的。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期间张国焘百般刁难,朱德不顾个人荣辱,沉着冷静的与之巧妙周旋。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辞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在遭到拒绝后便开始漫骂和攻击,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见对朱德无计可施,张国焘便想赶走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知道只有留在部队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态,以便应对。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古诗题目、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言辞一点也不为过。
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漏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即便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雕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加重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张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裂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叶剑英
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叶剑英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随即回到指挥部。后来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带着行动不便的中央直属部队,也顺利脱离了险境,与毛泽东会和。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的说:“如果没有叶剑英,我就没有这个了。”
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裂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的三号人物,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1928年,朱德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周首先作了一些背景介绍。当时,我国虽然研制出了核弹,但帝国主义却攻击我们“有弹无枪”,意即我国虽然有了核弹,却没有相配套的运载工具。这次会议的目的,便是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探讨解决所谓的“有弹无枪”问题。
会上,科学家们集思广益,并与周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周听取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后,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
放下电话,周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赠给大家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听到周传达的指示,在场的科学家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有人甚至倒吸了一口气,许多人都因为这“万无一失”的标准,而感到深深的压力。毕竟,核弹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难度极大,不确定因素很多,要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
周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家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变化,他的一席话令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思想负担一扫而空。周解释说:“什么叫万无一失?把想到的、发现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万无一失。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的时候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认真做了,出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来负责。”
周的睿智早就在世界范围内传为美谈。这一次,周以敏锐的观察能力,捕捉到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变化,于是他巧妙地解释了“万无一失”的含义,成功化解了科学家们的压力,堪称又一次经典之语。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酸辣大头菜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伊利纯牛奶图片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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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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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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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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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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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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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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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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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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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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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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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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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表白怎么说比较好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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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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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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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彭德怀开解下属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一天,毛主席向周总理和**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对于这种解决方法,毛主席摆了摆手说:“每件事应当自觉自愿的。”
周总理回答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毛主席不赞成这种手法。
那么,毛主席的策略是什么呢?毛主席笑着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职业卫生知识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毛泽东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喜欢拐杖,宁可拄杖徒步,也不愿坐担架,更不愿坐轿子。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基坑监测方案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宁愿拄杖徒步,也不坐轿子,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原因也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对此,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党史故事500字左右党史红色故事本文发布于:2023-05-12 02:03:0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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