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弗朗索瓦兹•邵艾（Françoi Choay）的一篇学术讲稿，基于由其主持编著的关于奥斯曼的《回忆录》（Mémoires）一书，详细地阐述了奥斯曼巴黎大改造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规划政策和实施技术。作者用辩证历史主义的观点，对这项一直闻名于世又饱受争议的城市工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者对奥斯曼巴黎大改造的历史决策、方法措施及其在城市规划历史上的影响力给予了坚决的肯定，对奥斯曼本人对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尤其是奥斯曼所采取的科学的规划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规划学界的范例。
近些年来，国内对奥斯曼的兴趣一直不减，甚至有时候奥斯曼成为某些城市形象工程的学术借口。但是对城市规划案例的分析与评价，不能离开其历史环境和政治、社会与经济条件。今天中国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在工业革命的时代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是否有可比之处？我们所作的规划决策，是否像奥斯曼那样经过科学审慎的研究？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城市能否照搬一个半世纪之前法国的做法？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城市规划经验如何借鉴？中国城市规划界急需思考这些问题。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引发这种思考。
原文较长，本刊分两期刊出。
Editor’s Comments The paper is an academic report by Françoi Choay, the famous French historian and urban planning rearcher, which bas on her book named Mémoires that introduces Baron Geor
ge Eugene Haussmann. The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s the background, social conditions, planning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ies of the grand reforms of Paris carried out by Haussmann. From the dialectical historicism perspective,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city reform work that is well known and disputed. The author approves the historic decisions and methods that Haussmann adopted during the reform, and affirms its positive influences in the urban planning history. What’s more, She speaks high of the contribution by Haussman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particularly points out that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study methodology which Haussmann applied is an outstanding model for the planning field even in nowadays.
Haussmann has a strong appeal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even was regarded as an academic excu for “image projects” in some cities. However, the urban planning cas cannot b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without their historic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tho problems facing China today comparable with the challenges facing Paris in the time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id nineteen century? Do we make the decisions after scientific and careful studies like what Haussmann did?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can Chine cities borrow from France the methods which were alreadyone and half century ago? How can we take references from
tho urban planning experiences with absolute different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ll the questions should be thought over in urban planning field of China, and we hop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could evoke the considerations.
The original article is long and will be published in two issues.
奥斯曼与巴黎大改造（Ⅰ）
弗朗索瓦兹•邵艾
邹欢 译
Haussmann and the Grand Reform of Paris
Françoi CHOAY
（Université de Paris）
奥斯曼（Haussmann）这个名字与现代巴黎的都市魅力如影随形。1853年，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委任其出任塞纳省省长，1870年法德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奥斯曼卸任。在其任职的17年间，乔治·欧仁纳·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男爵实现了其同时代人的梦想——巴黎城市大改造。
巴黎城市大改造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的需求。抑或说是为了使一个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城市浴火重生。
这个由拿破仑三世提出的，由奥斯曼实现的壮举，直至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未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当然，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一些熟悉城市问题的分析家，对这种新的城市形态表示赞赏。我们可以举出塞萨尔•达利（César Daly，1811～1894），法国第一本建筑与城市规划杂志①的主编，从1840年起，就在其杂志里对巴黎城市建设进行了尖锐深刻的剖析，并详细报道了巴黎的城市建设工程。还比如马克西姆•杜•康（Maxime Du Camp），福楼拜（Flaubert）的朋友，曾经这样说：“巴黎的改造已经非进行不可，这一举措应该与建设每天运送成千上万旅客的铁路工程相协调……作为时代剧烈动荡的见证者，我们承受着一切：固有的习惯被打乱，眼里所见尽是拆迁的尘土；我们忧伤地在城中流浪，不断地找寻栖身之地，然而不久又因动迁而被驱逐；这是多么令人愤怒的事情啊。我承认有时也会跟着其他人一起咒骂这一切。但是，当我们看到壮丽的新城在旧区崛起，又如何能够继续满怀怨恨……”②。
然而，几乎所有的奥斯曼“大项目”，都曾招来尖刻的批评。这些批评来自各个方面，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有反对党的，也有执政党的③。这些批评的起因，从根本来说，一方面是不理解时代的发展，惧怕固有常规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达利和杜•康的言论中清楚地发现；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所表现出的对专制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无条件反对。大量的批评集中于以下几点：城市安全场所的建
设（所谓的巴黎美化，实际上只是建设一个反暴乱防御和武装进攻综合体系④）；不透明的巨额经费开支；老百姓利益得不到保护，而特殊阶层却能够从中得利；巴黎老城被拆毁，新建筑丑陋不堪；等等。
直到今天，这些批评还在激烈地上演，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尖刻地写道：“如果说奥斯曼开辟了林荫大道，如果说他规划了那些大广场，那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兹•邵艾，巴黎大学。
邹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① 《建筑与公共工程综合杂志》（Revue générale de l’architecture et des travaux publics），由达利于1840
年创建，一直领导至1887年。
②Paris, s organes, s fonctions, sa vie,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IX e siècle，巴黎：Hachette出版社，1869～1875年，第1册，第20～23页。
③参见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巴黎：Plon出版社，1896年，第259～260页，同见下文，第29
页及以后。
④ V. Fournel：Paris nouveau et Paris futur，巴黎：Lecoffre出版社，1865年。同一作者称奥斯曼为“彻底的阿提拉（Attila）”（同前，第220页）。
并不是为了取得优美的街景透视效果，而是为了‘用机关枪扫射巴黎’（本杰明•佩雷Benjamin Péret），男爵对此毫不隐瞒”⑤。怀古主义者批评起来可真是毫不留情。
在奥斯曼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只有一本书⑥用整本书的篇幅，对奥斯曼巴黎大改造进行了基于城市规划的客观的分析，那就是《从老巴黎到现代巴黎》（Du vieux Paris au Paris moderne）。该书出版于1932年，作者为布洛涅•比昂古尔（Boulogne-Billancourt）市的市长安德烈•莫瑞兹（André Morizet），他是一位充满远见的市长。而其他的一些巨著，例如路易•吉拉尔（Louis Girard）所著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公共工程政策》（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Second Empire），或者乔治•杜沃（Georges Duveau）的《第二帝国下的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 sous le Second Empire），都只涉及一些特殊方面。
对于这种评论缺失的现象，也许可以用以下几个事实来解释：在巴黎公社时期，1871年5月24日，巴黎市政厅档案馆遭遇火灾，全部档案文件付之一炬；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对城市规划不感兴趣；直到近些年还在法国城市规划研究领域占主导思想的马克思学派过于狭隘⑦。
如同所有的回忆录一样，有关奥斯曼的纪录，是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见证。然而这些记录全部集中在巴黎，而且是由市政府来撰写的，因此这些记录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洗清对市政府行政的攻击和侮辱。后面我们再来思考如何看待这些辩解。尽管如此，有关奥斯曼的记录还是无可比拟地描述了工业时代的城市和城市规划。奥斯曼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他本人并不知晓⑧。
1 奥斯曼的城市规划及其主要原则
1.1 问题的提出
“1848年，巴黎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人口不断增加，铁路又在不断地运送来移民……那些腐臭的、狭窄的、错综复杂的小街巷禁锢着人们，令人窒息。卫生、安全、交通便捷和公共道德，所有这些都被其阻碍”⑨。杜•康的这几行文字，总结概括了奥斯曼当时所处的困境，也阐明了其面临的难题：如何使一个城市能够维持生活，尽管在这个城市里有拿破仑一世所修建的工程，有七月王朝时期杭布杜（Rambuteau）修建的改善交通工程，一个世纪以前由伏尔泰（V oltaire）和塞巴斯蒂安•梅西埃（Sébastien Mercier）所提出的生活条件只能变得越来越糟糕么？“行动”⑩需要解决的主要的城市功能性障碍涉及以下几点：（1）交通：在这个“全球联系”11的时代，大部分修建于中世纪的狭窄的街道，只适于步行，限制了城市交通，尤为严重的是在城市的重要节点之间，在各个独立街区之间，缺乏道路联系。
⑤Le Droit à la ville，巴黎：Anthropos出版社，1968年，第17页。这一整页及下一页都值得被引述。
⑥当Michel Carmona的《奥斯曼》（Haussmann，巴黎：Fayard出版社，2000年）一书出版的时候，我们编辑的《回忆录》（Mémoires）正在印刷中。
⑦列斐伏尔（Lefebvre）的大多数见解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学派的观点，我们优先引用Marcel Cornu的文章及其著作La Conquête de Paris（巴黎：Mercure de France出版社，1972年）。
⑧真正创始城市规划学科并赋予其名称的是卡塔洛尼亚学者塞尔达（Ildefonso Cerdá：Théorie générale de l’urbanisation，马德里，1867年；法文版，巴黎：Seuil出版社，1979年）。他从来不隐瞒自己受益于行政长官的事实。但是不可否认，是奥斯曼第一个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视其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对象。
⑨M. 杜•康（M. Du Camp），同注2，第5册，第333页。
⑩利特雷（Littré）对该词所定义的第三种词义：“组合平面，正在施工的图纸。”奥斯曼是第一个在城市规划领域使用这种形式的人；他在资金操作中用了这个词“联合”的概念。
11塞尔达（Cerdá）的表述。
（2）卫生：私搭乱建造成居民区的开敞空间越来越少，中世纪和古典主义时期修建的花园被废弃，很多简易住宅中缺乏空气和光线，缺少散步活动的空间，垃圾堆积，造成了传染病的流行。
（3）社会和谐：错综复杂且狭窄的街道引发并扩大社会滋事行为。平息滋事成为奥斯曼工程中最为经常的目的之一。现实中的犯罪活动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巴尔扎克12就曾描述过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时期社会犯罪的猖獗。
奥斯曼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非常棘手。要知道1842年的巴黎仍被由梯耶尔（Thiers）修建的城墙所包围（直至1924年才被拆除）。这一点与伦敦不同，自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就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与维也纳以及巴塞罗那也不同，这两个城市在19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改造中，拆除城墙被定为明确的目标。巴黎城仍然有其明确的边界线：奥斯曼的城市发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处于“老城门”线——征收城市税的地理界线，和梯耶尔城墙之间的郊区部分纳入城市（1859年）。
1.2 全面的回应
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如果用奥斯曼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整治”13巴黎，即对巴黎进行全面的城市改造。在此之前，针对城市的水利设施14，工程师们曾经提出过一些先进的方法。奥斯曼首次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此项工作是在五千分之一15的地形测绘图上进行的。他完成了路易十五的御用建筑师皮埃尔•帕特（Pierre Patte）所提出的工作：“绘制一张详细的城市总平面，在其上应该收集所有
的地理信息。”同时，为了处理排水问题，在总平面上加入了竖向标高1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城市的所有地理信息集中在一张图上，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个独项地考虑。城市规划不再是简单地划分地块，对各个街区单独处理，而是消除城市街区之间的阻隔，对整个城市进行规划。这样的城市规划优势明显，城市被当作一个完整连续的空间，城市的功能组织通过网络17和系统来实现。
网络这一概念，今天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和标志，非常适用于描述奥斯曼工程与自17世纪18开始的地域规划之间的联系。火车站与铁路构成了国家与欧洲铁路网络，而在城市的地下，“污水管道、供水管道（与其他地区连通）和煤气管道（照明用）这三套系统”19使原来的城市网络加倍。
至于系统，则是通过“公平分配”的原则，用于基础设施网络的技术实施，以及各种形式的必要设施的建设。系统一词所反映的是城市资源整体分配的思想。奥斯曼经常在技术和社会两个层次上使用这一概念20。这使他能够注意到一个网络中各项工作的关联性，同时强
12关于“危险场所”的描述，可阅读“coupe-gorge”中贝德表妹居住的卢浮宫地区的情况，因为不安全，她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家（La Cousine Bette，收于La Comédie humaine，巴黎：Alexandre Houssiaux
出版社，1855年，第17册，第45～46页）。
13该词及其动词形式常出现于《回忆录》一书中，因此我使用“整治规划”一词来代替那些常用的既定词汇。参考F. Choay，The Modern City: Planning In the 19th Century，纽约：Braziller出版社，1969年，“Regularization”章，第15～20页。
14参见下文“奥斯曼工程的现状”（L’actualité de l’œuvre haussmannienne）章节。
15“这些图纸并列拼贴在画框中……放在轮架上后置于……我工作的办公室中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风，我可以在上面随时随刻……找到某一细节……了解巴黎各个街区的地形”，《回忆录》（Mémoires），第3册，第151页。
16Mémoires sur les objet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l’architecture，巴黎：Rozet出版社，1769年，第63页。17注意不要因为这一技术词汇的超前使用而混淆了其真实的行政管理的含义，在奥斯曼的术语中，该词用来区分道路工程的不同部分，即是否由国家财政承担。
18御用工程师们设想通过集权的便利条件，实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状”的道路和运河系统。这种对网络的追崇使铁路网的发展进度很快就追上了英国。
19 1859年11月19日，奥斯曼在新市政委员会的就任发言。
20参考《回忆录》，第2册，第387页；第3册，第83、333页。参见下文“主题索引”章节。
调分配的公平性，确保各个街区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同样的服务，具有同样的居住舒适度。
这种全面的回应，在奥斯曼之前从未被应用于城市规划。这也构成了几乎是同时建立起来的认识论的基础。奥斯曼的贡献是通过巴黎改造，实现了第一个工业大都市转变的范例21，同时形成了一个学科（城市规划），从此城市空间成为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
1.3 交通、供水与排水、呼吸：有机基础设施的三系统
交通、供水与排水、呼吸，这些富有隐喻22的词不只包含抽象的功能，更包含了有机的概念，对应奥斯曼所提出的整体城市的匀质网络，包括1859年并入的地区。
道路网（循环系统）将塞纳河两岸的主要地点和重要设施联系起来，东西和南北两条大轴线是网络的主干，斜向的道路和广场作为大轴线的补充，起到向次一级系统<；星形广场（de l’Étoile）、夏约广场（de Chaillot）、共和广场（de la République）>中心转换的作用。这些广场不再是社会化的场所（中世纪的交往空间），或者是炫耀政治权利的场所（古典表演空间），而是为了便捷交通（交通空间）：以通向其道路的数量来衡量其效率。如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所说的，巴尔扎克的巴黎23让位于左拉（Zola）的巴黎。
竖向设计和开辟新路成为这一系统的关键。巴黎起伏不平和倾斜的地形（参见巴尔扎克），很难用同样的手法来处理。在青年时代对巴黎道路就了如指掌的奥斯曼，并不只满足于对当时的王子•总统（Prince-Président）工程的批判，这些工程都无视地形起伏的存在<；学院路（rue des Écoles）的开辟、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一期工程、希沃利（Rivoli）大街的末端>，而是通过进行水准测量得出一个真正的地形模型。至于开辟新路，它取代了过时无效的“拓宽”旧道，因为拓宽只是道路交叉口与交通尺度的变化，是城市在交通日益严重情况下的无奈。当然，“改善巴黎的城市交通，不能坐等楼房重建时立面后退，而是要像路易•菲利浦时期那样，征用土地，开辟穿过建筑群的道路24。时任塞纳省长的杭布杜先生就这样做了，新开辟的大街以其命名”25。奥斯曼继承了这种在七月王朝时期开始的但却畏畏缩缩的做法，并将其推广普及和系统化。1852年3月26日通过的公共利益征用法令，为这一做法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26。对此，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曾经著述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在巴黎所完成的这些非同寻常的开辟新路”的必要性27。
21按照编年顺序，其后两个是塞尔达（Cerdá）的巴塞罗那规划和瓦格纳（Wagner）的维也纳规划，他们均受益于奥斯曼。参考F. Choay：Le règne de l’urbain et la mort de la ville. In La ville, art et architecture en Europe, 1870-1993，巴黎：Centre Pompidou出版社，1994年。
22对于奥斯曼和塞尔达，飞速发展的生物学是一门可参照的科学，是认识世界的范例，他们从中借用了许多可操作的概念。
23巴尔扎克已经清楚地描绘了巴黎是由多个功能、社会构成、经济和文化各不相同的独立城市所组成。这种特性在同时代的伦敦表现更为突出。根据Benjamin Hall，1855年的伦敦是一个由三百多个不同政权管理的独立市镇的集合体。引自D.J. Oln：Town planning in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
24 1841年的公共利益征用法令保证了铁路网的建设，因此该法令同时阐述了铁路和城市形态的关系。25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同注3，第287页。
26法令的第二条允许对道路交叉口必要面积以外的土地进行征用，以便完成零碎地块的整合。
27《建筑访谈录》（Entretiens sur l’architecture），巴黎：Morel出版社，1863～1872年，第2册，第13篇对话，第111页。文中特别指出：“现代文明越来越倾向于民主……为所有人修建楼宇……所有那些不是为公众，所有的公众服务的，注定要灭亡……。建筑面积永远不会过大，疏散口也永远不会过宽，交通联系永远不会过于容易……。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元素，在铁路出现之前，在各种活动大发展之前，也不可能出现这一元素……。人们在想，如果我们的城市仍然如同二十年之前，又会发生什么……。我不相信只要开辟一条大道，就会引来足够的人群和车辆：路易十四从来没有能够让凡尔赛热闹起来，尽管有横穿城市的宽阔的主干道……。在巴黎、马赛和里昂都有一条这样新的但是人迹稀少的大街！……人们一天就能完成过去需要一周才能完成的事情，一个小时能够顶过去的一天”（同前，第11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