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9篇

派对课程[1]  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门教育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课程。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的文章9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党史国史是必修课，研究党史国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推动党史研究科学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总书记把党史看作是必修课，实际上鲜明指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

　　学习党史意义

　　1、研究党史有助于增强理论自信

　　我们党的理论是从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提炼而来，又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研究党史，能够了解我们党的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能够了解我们党的理论究竟解决了哪些中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研究党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通过研究党史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到党的伟大。通过长期奋斗形成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辉煌的基础。

　　3、研究党史有助于总结党的失误和教训

　　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总结党的历史上的失误和教训，有利于今后少走弯路，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党的发展历程

　　党的光辉历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挫折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发展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1976年10月

　　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6年10月-至今

　　新民主主义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社会主义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改革开放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学党史讲廉洁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四种本色

　　永葆忠诚本色，始终做到心中有党

　　永葆为民本色，始终做到心中有民

　　永葆担当本色，始终做到心中有责

　　永葆干净本色，始终做到心中有戒

　　学党史是党员干部必须保持的自觉行动

　　作为党员干部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党员干部需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广大党员干部知道我们党艰难而辉煌的历史，了解和学习历史知识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就会精神上补“钙”，面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就更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这样才能经得起金钱、权力、美色的考验，才能提高拒腐防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历史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养分。我们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能够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我们要时刻谨记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别来当官”的告诫，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如今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期”，气势恢宏的中国大发展画卷已经铺开，特别是当前，2017年“两会”已经成功召开，党的十九大即将来临，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尤需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与党同心同德，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克己奉公、勇于担当，始终忠诚干净，以点滴行动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凝心聚力。

　　5、廉洁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

　　一旦坚守的廉洁底线被打破，哪怕只有一次，哪怕只有一点点违规，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下一次和更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廉贪一念间、荣辱两重天”。生活不容许我们懈怠自己，懈怠的结果不但是物质上的穷困潦倒，更悲惨的是精神上的冷漠颓废，特别是在浮躁的今天，任何的放松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廉洁是一棵青松，在万木凋零的冬日带来一丝绿意。也有人说，廉洁是一盏明灯，在黑暗冰冷的夜晚送上一份光明。廉洁更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党员干部们:

　　要

　　抵得住诱惑撑得住信念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苏荣忏悔之辞

　　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瓶，被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收受别人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将政治生命化为灰烬，使自己跌入经济犯罪的万丈深渊。

　　聂春玉贪腐概括

　　说实在的，我是有从搞研究到当官的变化。主观上也是思谋着做了市长什么时候能做书记，而且创造什么条件能够做到书记，做了书记思谋着怎么能够回到省里面当个副省级干部，目的就是为了升官。

　　无论如何

　　贪官们在深陷囹圄中终于说出了平时不敢说出的真心话，也让人们窥测到了他们内心中的真实面目。如果说是贪欲和邪念使他们堕入深渊，倒不如说是他们自己为人生道路上设置了陷阱和圈套。人生的这条路，充满荆棘与坎坷不怕，充满艰险和困境不怕，怕的就是抵不住诱惑，丧失了良知，迷失了本心。

　　苏荣、聂春玉之流的的忏悔之辞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意在警醒敢于以身试法之人，如果不能严格把握自己，就可能被腐蚀，使手中的权力变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让我们深感，在反腐倡廉大的形势下，谁的思想转变的慢，谁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为了让自己和家庭平安，要率先垂范，律己、律他，为美好人生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要做到不被鲜花掌声和赞美冲昏头脑，不被手中掌控的权力埋没理智，不被心底的贪欲冲破底线。

　　廉洁永远在路上！

　　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新形势下，努力打造一支廉洁自律、作风过硬的党员干部任务，显得异常艰巨和重要。要实现“廉洁自律”，关键是要提升思想境界。要提升境界，必须提升修养；要提升修养，必须提升素质；要提升素质，必须加强学习；要加强学习，就必须加强思考。思考到位之后才能有力执行。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廉洁”这个别样的蓝天下，我们会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体味到自强的力量，这些都将让我们心境坦然，温暖，纯净。

第二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力倡节约，反对浪费，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发生在党缔造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场与反贪腐、反官僚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从1931年底开始，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终止，历时3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谈到苏区经济工作时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和通知，号召在苏区各级政府和全体干部中开展节约运动。1932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指出“节约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通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约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要节省，以免多耗经费。要树立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在节俭运动中，要大量储蓄金钱和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以下简称《训令》)。《训令》第九条明确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维(惟)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领袖率先垂范厉行廉洁政治

　　在中央苏维埃的号召下，苏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苏区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

　　少共江西省委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即吃两餐干饭一餐粥，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同时开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活动，以达到消灭省委所在地有荒田的现象。中央政府警卫连官兵、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均主动提出每天只吃两餐饭。1933年4月，在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养伤治病的战士开会讨论节省办法，全体伤病战士当场通过决定，即日起每人每天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钱。一个月后，全体伤病员共节省伙食费大洋997元。1933年11月，中央内务部、司法部两个培训班的学员学习期间节省伙食费31元3角。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全苏区革命工农群众进行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实现六项节省规约：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普遍设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开辟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厉行节约、倡导廉洁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他却总是只留一根，经常在豆大点的灯光下工作至深夜。周恩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他严格执行红军部队后方机关的节俭规定，与干部群众一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1934年3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裁减非必要的人员”“节省笔墨纸张”“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等。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党政机关率先响应。此外，陈云、邓颖超、潘汉年、成仿吾、陆定一等23位从白区进入中央苏区的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自发联名给《红色中华报》写信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

　　中央机关和领导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带动了苏区各级党政干部投入到节省运动之中。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就各地开展节省运动进行专项检查，结果表明，在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地广泛开展的节俭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并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腐败现象。对此，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这些腐败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毛泽东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把贪腐浪费分子驱逐出苏维埃的斗争。毛泽东在《训令》中强调：“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点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毛泽东告诫中央苏区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向群众公布了一批贪污浪费案件。毛泽东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对苏维埃蠹虫，要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中央工农检察部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及奢侈浪费分子。据《红色中华报》报道，仅1934年1月至3月，中央工农检察部与中央审计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等部门积极配合，将贪污浪费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了赵宝成等包庇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大要案，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决定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建造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委任左祥云为基建工程所主任。由于赵宝成及其下属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工程在建筑施工中出现严重浪费现象，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由于赵宝成包庇放纵，左祥云在劣迹败露后畏罪潜逃。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犯罪经过，以及赵宝成等人所犯错误事实。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举行审判大会，根据毛泽东、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判处左祥云死刑，罚赵宝成做苦工1年。此外，中央工农检察部还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等集体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案等大案要案。

　　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维埃干部队伍，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保廉、严明法纪的决心。经过反浪费斗争的历练洗礼，苏维埃政府机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愈加浓厚。“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句响亮的口号，成为苏区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自觉行动。

第三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通知强调，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中有关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必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从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中恪守人民情怀;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发扬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勇担历史重任;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靠忠诚经受考验、靠忠诚战胜困难、靠忠诚发展壮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在主题教育中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出具体安排，可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新中国史著作作为辅助读物，组织党员、干部认真抓好自学。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学习交流。主题教育结束后，要形成长效机制，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

第四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1933年底，因粤赣省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察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三个工作团进驻于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

　　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会议第五天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并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中央党务委员会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党的工作机构，对党员有开除党籍之权，对干部有撤职之权。

　　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在项英的带领下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问题触目惊心，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

　　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各个不予理睬，没有要发言的意思，有的剔指甲，有的低着头，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特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骇猴，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

　　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仙壁和参会人员核实熊仙壁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熊仙壁自恃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且态度恶劣，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仙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

　　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打倒共产党”“打倒红军”“活捉朱毛”等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

　　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审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仕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其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

　　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项英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当地万余名群众蜂拥而至。项英在会上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来同贪污、腐败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当地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不禁喊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的口号。就这样项英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查处窝案的反腐斗争。

　　不久，熊仙壁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项英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1934年3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前任于都县苏主席熊仙壁领导与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熊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毛泽东一锤定音！

　　由于熊仙壁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组织最高特别法庭，并由最高法院指定红色法律专家、司法部部长梁柏台担任最高特别法庭的临时检察长，对熊仙壁及另一名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洪水二人的罪行进行公诉。最高特别法庭审判场所设在中央政府大礼堂。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理判决全过程，整个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八个方面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仙壁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除监禁一年，从1934年3月6日起到1935年3月5日止，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它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

　　此外，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查处了瑞金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及其恶黑势力团伙，查处了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会计唐仁达、胜利县县委书记钟圣琼、县苏主席钟铁青等重大要案，相关违法犯罪人员均受到了严惩。党和苏维埃共和国正是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

第五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1931年10月，上海党中央指示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率领中央局成员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十分紧迫，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坪村，这可忙坏了叶坪村苏维埃的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

　　叶坪村苏维埃成立时，谢步升被村民选为本村的苏维埃主席。受领到协助筹备“一苏大”的工作任务后，谢步升做了很多工作，如为确保参会代表能够有地方住，他逐一上户向群众做思想动员；为建设阅兵广场，他不断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在大家心里认为难于办到的很多事情，都被他一一办成了。“一苏大”如期召开，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步升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听说他为了支持革命工作，连老婆离家出走都顾不上的感人事迹，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包括苏区中央局有些也对他赞不绝口。

　　但是很快就有人举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对谢步升的全面调查。经调查核实，谢步升果然罪不可恕。

　　早在1927年8月，谢步升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通过走村串户他物色了瑞林寨邱洛水开的布店，便趁着夜色带了两个人，蒙着面，对邱洛水店实施抢劫，把店里的布匹、现洋和养的鸡、鸭、猪洗劫一空，并威胁邱洛水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邱洛水被抢后，又惊又怕，觉得在当地发展无望，便回了老家福建汀州（今长汀）。他临走时把被抢物品的清单记在一个本子上，交代给邻居赖崇发说，如果抢劫事件被揭发，就交出这个本子。

　　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而布店邱老板的忍气吞声，进一步助长了谢步升的胆大妄为。1927年9月，在宁、瑞交界处，谢步升又一次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贺龙、叶挺队伍中一名掉队军医的两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

　　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步升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一苏大”前夕，他以协助筹备大会为名，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

　　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步升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1700毫子[1]的价格把她卖给了隘前乡山河村一个叫陈年生的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其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

　　谢步升骄奢淫欲、贪色谋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深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间关系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深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步升收受了谢深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深润定为中农。谢深润一家对谢步升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步升与谢深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步升为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深润为“社会民主党”，残忍地将其杀害。

　　谢步升违法犯罪的事实虽然查清，他被关押后，案情审理却遇到不小的阻力。何叔衡迅速派该案的办案人员瑞金县苏主席杨世珠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步升案我听说了一点儿，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有了毛泽东的拍板，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步升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步升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

第六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它需要不断加以提高，与时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党的先进性建设，它明确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要看其理论、路线、纲领的正确性，同时也要看它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实际表现和作用。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列宁还特别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部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在反腐倡廉中保持和发展其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其先进性，总是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经验，围绕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征，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求全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表现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坚持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坚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坚持把最广大人民作为根本力量源泉，等等。从根本上说，这种先进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靠坚持不懈开展自身建设来保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不容易，而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就更部容易。总之，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和力量所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我们党之所以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7200多万人的大党，从一个未执政的党发展成为一个长期执政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党，就在于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更加突出、紧迫地提到全党面前。

　　党的先进性与党员个人的先进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党的先进性规定着党员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通过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没有党员的先进性，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就没有物质载体，在组织上的先进性就没有物质基础。今天我国平均不到20个人中就有一名中共党员，党员的先进性如何，或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如何，对群众和社会的影响很大，对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党的战斗力的发挥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党的先进性既要由党的整体来体现，也要由党员个体的表现来展示，只有每个党员都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切实符合党章的要求，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战士，我们整个党的先进性才有坚实的基础，党才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其次，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代共产党人都面临着新的形式、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其先进性必须在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解答新课题、应对新挑战的不懈奋斗中经受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作为党员个体，其先进性也应当是发展的，一时先进不等于终身先进。一般来说，组织上入党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却需要一身。一名党员的思想觉悟并不会因党龄的增长而相应提高，也不因职位的升迁而自然升华。党性修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主观世界的改造需要终身不懈努力。

　　最后，在反腐倡廉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居于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而腐败现象则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甚至会使党蜕化变质。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此，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在反腐倡廉中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仅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而且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培育新的作风以树立党的新形象。在这方面，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方向性的要求，即“要结合新的实际，努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时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据此，我们至少应当注意培养以下新的作风：一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作风，二是清正廉洁、乐于奉献的作风，三是勤政廉政、甘当公仆的作风，四是民主平等、协商合作的作风，五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作风。

　　在反腐倡廉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关键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一定要紧抓党风廉政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抓紧解决。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切实解决那些不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部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的突出问题。党内不同程度存在的作风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解决的办法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涉及全局、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结合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建设一起抓，结合党纪、政纪、法纪一起抓，结合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一起抓。对涉及面广、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形成必要的声势，进行专项整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纠正不正之风，要敢于动真格。不敢抓、不敢管、不敢碰硬，好人主义盛行，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七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按期顺利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经临时中央政府研究，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两三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五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

　　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未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红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五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

　　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1933年11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信中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察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

　　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作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剑，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

　　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剑，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手中，何叔衡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来到既是司法部代部长又是“二苏大”工程总指挥的梁柏台处，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柏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止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要查！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2]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柏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柏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

　　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我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即今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后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书：“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3]。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八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一、秉持初心和使命

　　98年党的奋斗史，70年新中国的发展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秉持。1921年，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个最初只有50多人的政党从此踏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欧阳雪梅表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初心和使命，遵循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逻辑，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欧阳雪梅说。

　　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看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展土地革命、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领导解放战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一条主线，并且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而自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了解党的历史并且珍惜党的历史。通过学习党史，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多么艰辛。通过学习新中国史，我们可以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

　　事实上，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罗平汉告诉记者，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干部的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是以学习党史、总结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为开端。在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党史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后，围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而深入的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既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欧阳雪梅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党史、新中国史经验和规律的全面总结和概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能够更好地理解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深厚底蕴、创新发展。

　　三、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薛庆超认为，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广大党员、干部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可以更好地明确我们到哪里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化初心为恒心，书写新华章的重要途径。”欧阳雪梅认为，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往哪里走”“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等基本问题，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以史为镜，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丰富营养与不竭动力，接续奋斗，用实干托起中国梦。

　　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星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罗平汉提出，与老一辈共产党人往往是党的历史的亲历者不同，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有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虽然党内不少干部已经比较系统地学习掌握了党史、新中国史，但也有党员、干部对党史、新中国史缺少深入学习，还存在某些似是而非的认知。我们不仅要在这次主题教育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今后还应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常态化，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

第九篇: 党课党史讲稿：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

　　力倡节约，反对浪费，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倡廉反贪运动，发生在党缔造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场与反贪腐、反官僚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从1931年底开始，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终止，历时3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中央苏区时期，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疯狂侵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才能共克时艰，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谈到苏区经济工作时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政府多次发出训令和通知，号召在苏区各级政府和全体干部中开展节约运动。1932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指出“节约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通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约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要节省，以免多耗经费。要树立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在节俭运动中，要大量储蓄金钱和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以下简称《训令》)。《训令》第九条明确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维(惟)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训令》同时强调，“经费节省，决(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领袖率先垂范厉行廉洁政治

　　在中央苏维埃的号召下，苏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苏区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

　　少共江西省委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即吃两餐干饭一餐粥，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同时开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活动，以达到消灭省委所在地有荒田的现象。中央政府警卫连官兵、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均主动提出每天只吃两餐饭。1933年4月，在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养伤治病的战士开会讨论节省办法，全体伤病战士当场通过决定，即日起每人每天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钱。一个月后，全体伤病员共节省伙食费大洋997元。1933年11月，中央内务部、司法部两个培训班的学员学习期间节省伙食费31元3角。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全苏区革命工农群众进行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实现六项节省规约：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普遍设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开辟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厉行节约、倡导廉洁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每天的生活标准只有三钱盐、二钱油，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夜晚工作时，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他却总是只留一根，经常在豆大点的灯光下工作至深夜。周恩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他严格执行红军部队后方机关的节俭规定，与干部群众一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1934年3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裁减非必要的人员”“节省笔墨纸张”“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等。中央政府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土地部等党政机关率先响应。此外，陈云、邓颖超、潘汉年、成仿吾、陆定一等23位从白区进入中央苏区的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自发联名给《红色中华报》写信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年不领夏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

　　中央机关和领导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带动了苏区各级党政干部投入到节省运动之中。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就各地开展节省运动进行专项检查，结果表明，在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地广泛开展的节俭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并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腐败现象。对此，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这些腐败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毛泽东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把贪腐浪费分子驱逐出苏维埃的斗争。毛泽东在《训令》中强调：“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点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毛泽东告诫中央苏区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向群众公布了一批贪污浪费案件。毛泽东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对苏维埃蠹虫，要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中央工农检察部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及奢侈浪费分子。据《红色中华报》报道，仅1934年1月至3月，中央工农检察部与中央审计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等部门积极配合，将贪污浪费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了赵宝成等包庇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大要案，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决定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建造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委任左祥云为基建工程所主任。由于赵宝成及其下属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工程在建筑施工中出现严重浪费现象，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由于赵宝成包庇放纵，左祥云在劣迹败露后畏罪潜逃。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犯罪经过，以及赵宝成等人所犯错误事实。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举行审判大会，根据毛泽东、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判处左祥云死刑，罚赵宝成做苦工1年。此外，中央工农检察部还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等集体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案等大案要案。

　　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维埃干部队伍，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保廉、严明法纪的决心。经过反浪费斗争的历练洗礼，苏维埃政府机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愈加浓厚。“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句响亮的口号，成为苏区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