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讲党课：中国共产党诞生【4篇】

党课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教育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课程。各级党组织定期通过党课向党员和积极分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党性、党的纪律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课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重要方面。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一把手讲党课：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章4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一把手讲党课：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可划分三个大的阶段。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人民96年的奋斗、求索，开拓出今天的大好局面，的确来之不易。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共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为了便于纪念党的生日，我们党把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二、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从南昌起义到人民军队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二)、遵义会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变。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经过八年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队宣告战败投降。　　四、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七、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5月，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　　党的九大以后，当时党的副主席林彪极力想强班夺权，秘密策划武装政变，被党中央及时发觉。1971年12日深夜，林彪决定投敌叛国，爬上256号三叉戟专机，仓狂出逃，13日凌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毁人亡。一场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1976年1月8日，人民最爱带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4月4日清明节这天，二百多万人民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象“四人帮”发出声讨。1976年9月9日，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更加猖獗向党进攻。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八、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最大历史关头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知道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　　九、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十、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一)、邓小平视察南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样本着“一国两制”原则，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新的世纪新的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科学分析和把握形势，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足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第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96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党。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第二篇: 一把手讲党课：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可划分三个大的阶段。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人民92年的奋斗、求索，开拓出今天的大好局面，的确来之不易。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潮。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第三篇: 一把手讲党课：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让我们广大党员认识到了新事物发展之初的艰难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强大生命力。习主席曾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　　(一)黑暗统治下应运而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　　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　　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　　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东;　　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　　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　　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代表陈公博;　　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势乱的背景下召开，但它的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二)关乎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三)抗日战争中反清剿斗争。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　　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　　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　　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终于在1945年迎来了战略反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此后，全国上下进行了红卫兵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1986年12月25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提出198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了这一夺权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样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的担心和忧虑。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会议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来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提意见的老进行围攻和批判，周恩来也受到责难。同时，他们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潮。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经刘少奇请示中央批准决定出狱一事，错定为“自首叛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的所谓“叛徒集团”。这样，全国刮起了“揪叛徒”的恶风，矛头直指刘少奇，诬蔑他是“叛徒集团的头子”。　　7月18日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判，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至1968年9月初止，经历了20个月错综复杂的斗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时，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二、我党发展史上的辉煌时刻　　(一)抗战得胜利举国齐欢。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盟军在欧洲取得了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巨大胜利。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　　在中国战场上，坚持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从5月12日开始，向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中国的抗日战争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解放区“军民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诚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在党中央的指挥下，根据地军民纷纷出击，在各战场上向敌伪军举行了全面大反攻。　　在苏联红军及英美盟军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苏、美、英、中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告无条件投降。16日，日军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的命令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又不放下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反攻作战仍继续进行。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华夏同庆。1949年4月21日，也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在第四野战军严密监视帝国主义动向的情况下，第二、第三野战军于21日凌晨，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中华民国的彻底覆灭。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攻占上海。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的团风、武穴间2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16、17两日，解放华中重镇武汉三镇。与此同时，华北各兵团于4月20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安。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西北、西南、东南、中南等地进军，用战斗和和平两种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8月4日和平解放长沙。17日解放福州。26日解放兰州。9月19日和平解放绥远。25日和平解放新疆。到9月底，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其他各阶级的政党都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建立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可以预料，建国以后的漫长历史还将进一步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改革开放春潮滚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在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疏理流通渠道、搞活流通体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向广东省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三、从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感受党的伟大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一)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重在思想上建党。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党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等，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注重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二)我们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注重培养和使用人才。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坚持这个崇高原则，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我们党坚持以宽阔的视野、高尚的境界、宏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在革命斗争时期广泛吸纳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习主席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和全社会都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使每个人都成为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有用之才，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三)我们党坚持贯彻群众路线，注重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提醒全党“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要求全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我们党坚持对腐败的“零容忍”，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提起腐败，很多人都会在脑海中迅速掠过几个贪官的丑陋嘴脸，可能还会记起那令人瞠目的贪腐数字。对腐败的种种形式，比如贪污贿赂、索贿受贿、挪用公款、买官卖官等等，也并不陌生。腐败，在民众眼里已如“过街之鼠”。我党在反腐败工作上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每年都有不少官员因贪腐落马，锒铛入狱。　　1952年，刚刚在废墟中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阻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10日在保定东关大教场，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面对2万多与会群众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两个昔日屡建战功的“红小鬼”，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因贪污倒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枪口下。“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举世震惊，举国震撼，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　　(五)我们党坚持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注重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　　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力量。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强调，青年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这既是历史的生动写照、现实的深切呼唤，也是对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殷切期待。　　我们党的伟大征程，就是一部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青春之歌”。13位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刘胡兰、雷锋、张海迪、李向群等一批批年轻优秀党员前赴后继，为鲜红的党旗添光增彩;　　一代又一代从青年时期就追随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今天，8000多万党员中35岁以下年轻人有近1/4，呈现着党的事业对青年一代强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毛泽东把青年生动地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发挥青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党的伟大事业才有了继往开来的辉煌。只有党的队伍里始终洋溢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春激情，党的肌体里始终流淌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青春血液，我们伟大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才能更加繁荣富强。

第四篇: 一把手讲党课：中国共产党诞生

　　们：　　在建党一百周年来临之际，我们聚在一起，开展学习党史教育，正当其时，非常有必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学习党史，汲取伟大力量砥砺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是党执政兴国的根基与血脉。我们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是各个时期党员干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历史积淀，其中蕴含的最珍贵的智慧和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赤子之心”，是举起右手入党宣誓时的承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更是一心为人民、一切为民族、一心为国家的理想信念、执着追求和奉献精神。我们要从学习党史中汲取营养、打牢根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今天我们的党史学习，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知过去，温习党的光辉历程;二是鉴现在，传承党的光荣传统;三是明未来，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一、知过去，温习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28年间的光辉历程，主要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党的创立及早期活动(1919.5-1923.1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热烈参与，工人运动迅速掀起，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并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第二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1924.1-1927.7)。以1924年5月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为标志，国共展开了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消灭了南方军阀势力，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此期间，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扩大到一万人。伴随革命运动发展，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反动派开始掀起反共逆流，通过1925年廖仲恺被杀、1926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汪精卫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　　第三阶段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1927.8-1937.10)。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经过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但随着1934年对国民党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陕北会师，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第四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次，毙伤俘敌军33万余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些都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等历程，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在解放区开展土改运动，赢得群众大力支持。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取得全面胜利。　　二、鉴现在，传承党的光荣传统　　开展党史教育，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党的历史学习是保证我们永葆初心使命的有效途径，我们要带着寻求知识和经验的心态，树立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学习和传承党的光荣传统。　　一是传承共产党人忠于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翻开厚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进程中，方志敏、向警予、夏明翰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着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舍身取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方志敏曾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历史昭示我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之钙，只有坚定信仰支撑，才能谱写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　　二是传承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永不懈怠的崇高精神。毛泽东曾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但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奋斗、永不懈怠，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艰苦卓绝革命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这是我们学习党史要深刻感悟的崇高品格，也是我们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　　三是传承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不怕牺牲的伟大情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是这样的为民情怀，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建立新中国，全国有2100多万革命者捐躯，而各地烈士在册记载的只有160多万，有1900多万革命先烈名字无法确认。在新时期的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正是一代一代敢于牺牲、甘于奉献、一心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确保了我们党能经受各种严峻挑战和风险考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历史昭示我们，坚持心中有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久的赤子情怀。　　三、明未来，牢记党的不忘初心　　知往鉴今，以启未来，距离共产党成立马上100年，100年弹指一挥间，100年沧桑巨变，100年矢志践行初心使命，100年筚路蓝缕奠基立业，100年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然而始终未变的，是共产党人心系国家和民族，矢志为民服务的初心。　　一是坚定信念明方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1921年的南湖起锚扬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百万雄师势如破竹推翻蒋家王朝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的“理想长诗”，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指引，不断攻坚克难。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更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修身自好优作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时代尤其需要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深入把握党的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的科学内涵，并结合新的实践、新的发展进行丰富升华，弘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传统、“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好作风、“反对贪污浪费”的好制度，把廉洁品格作为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央八项规定”扎紧了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和不想腐、不愿腐的思想笼子，党员干部要善于用党史中宝贵的廉政资源涵养浩然正气，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刀刃向内的精神，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三是为民服务守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中国共产党的从上海石库门和嘉兴南湖启程，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一条主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党的执政之基在人民，力量之源在人民。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员干部必须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辩证把握时代主题，扎根在初心上、成长于使命中、绽放于新时代。　　回首过往，研读党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恢弘磅礴、硝烟弥漫的历史画卷，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勇于实践、勇于担当的壮志雄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历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历史。学习党史，就是要把党史作为生动的教材，作为武装思想的利器，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中获得裨益，在党的成功经验中启迪智慧，构筑起更为牢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做出一系列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走上了全面复兴、加速崛起的新征程。在关键时刻，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史中汲取坚定信仰、实践智慧、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进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奋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以昂扬奋进的姿态书写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辉煌篇章，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