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利英译《诗经》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谭淑文
【摘 要】阿瑟·韦利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所译的《诗经》在英美国家有较大影响.他所译汉诗颇具诗名,甚有特色.国内学者多从音韵节律分析其所译古诗,缺乏整体把握.现试图在生态翻译学的关照之下,以整体翻译生态环境为基础,从译者选择、人类学视角、翻译过程三个维度对译诗进行考察和探究.
【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33)006
【总页数】3页(P158-160)
【关键词】译者选择;人类学视角;翻译过程;生态翻译学
【作 者】谭淑文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9
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解读》指出:“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做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趋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1］(P11)生态翻译学这一理念融合了‘生态学’和‘翻译学’两种学科。这一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全球性的生态思潮，并遵循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在这一理念下，“译者为中心”得到了凸显。翻译被看做“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P14)。
生态翻译学对于翻译过程中语言的选择、文化的定位以及译者对具体翻译生态环境进行多维度的适应与选择等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图在生态翻译学的关照之下，以翻译生态环境为视角，对比阿瑟·韦利所译的《诗经》版本，从译者选择、人类学角度和翻译过程三个维度进行阐述和评论。
《诗三百》自战国末期以来被奉为《诗经》，列为五经之一，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考据增补，对诗经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纷繁芜杂的门类，有着不计其数的译本注解。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所体现的魅力早已流传海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英国学者阿瑟·韦利的《诗经》全译本就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译作。
阿瑟·韦利(1889—1966)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这位英国学者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凭借其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和哲学研究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更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因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而享有盛誉。20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中西方《诗经》学研究的新发展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曾阅读过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所译的《诗经》，很受触动，并下决心翻译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经英译本［2］(P103)。
韦利对汉语的接触始于1913年。当时韦利在英国博物馆东方图片及绘画分部工作，负责编目整理馆藏的中国和日本的图片绘画。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韦利开始自学汉语和日语。他最早接触到的中国诗歌，就是中国画上的题画诗。这些诗引起了韦利的极大兴趣，为了更详细的了解中国诗歌，他翻阅查找了大英博物馆数百卷中国诗集，对中国诗歌的线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韦利的翻译活动得到了当时大英博物馆馆长的支持，并为他提供了馆内
所有的汉语资料。韦利翻译《诗经》时阅读了大量清代学者所著的诗经训释。其中对韦利的翻译影响较大的有陈奂的专治诗篇本义的《诗毛氏传疏 》。陈奂被称为“清代《诗经》学者的集大成者”［3］(P495)。他的注疏多以《毛诗》为据，“书中诠释词句，训诂一准《尔雅》，通释证之《说文》，专从文字、声韵训诂、名物等方面阐发诗篇的本义，引据赅博，疏训详明”［3］(P495)。韦利就是以此为底本进行翻译的，这也是韦利的译本比较精准的原因之一。
在《诗经》翻译过程中，韦利有意回避了一些充满典故、需要大量注释的诗歌。他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的弊病，并最终将诗毁掉。晚些时候(14世纪以后)典雅的同义词的运用也非常盛行，我面前有一大堆这样的诗，它成了后来诗人作诗的一种辅助手段。……中国后来的诗歌就是如此的造作”［4］(P21)。韦利对《诗经》底本进行了筛选，删掉了15首韦利认为文本残坏且索然无趣的作品。韦利认为作为一个译本来说，选录作品不宜超过50首，尽管如此他还是翻译了大部分的《诗经》底稿。其中他比较推崇的有30多首诗，也是我们现代人比较感兴趣的诗歌，大多是关于爱情和战争。为了便于当代读者阅读，韦利按照诗作题材将《诗经》全书分为17类，并据此对全书作了全新编排:
爱情(courtship)69首(1－69)
婚姻(marriage)37首(70－116)
勇士与战争(warriors and battles)36首(117－152)
农事(agriculture)10首(153－162)
祝祷(blessings on gentle folk)14首(163－176)
欢迎(welcome)12首(177－188)
宴饮(feasting)5首(189－193)
家族宴饮(the clan feast)5首(194－198)
祭祀(sacrifice)6首(199－204)
歌舞(music and dancing)9首(205－213)
宫廷(dynastic songs)24首(214－237)
宫廷传奇(dynastic legends)18首(238－255)
建筑(building)2首(256－257)
田猎(hunting)5首(258－262)
友谊(friendship)3首(263－265)
道德(moral pieces)6首(266－271)
哀怨(lamentations)19首(272－29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7类中，关于求爱和婚姻的诗作共有106首，占全书三分之一章，而关于友谊的诗歌却只有区区3首，反差极为明显。对此，韦利解释道:“对欧洲诗人来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和神秘的;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只是某种平常的东西，明显的是身体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感情的满足。他们的情感，可以完全隐藏或属于友谊。”［5］(P78)。
文化学是研究不同地域和时间里人类文明发展的学科。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诗经》中记录了大量反映奴隶社会时期民风民俗的诗歌，同时还是记载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历程的
文献。韦利对《诗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的。根据韦利的分类，《诗经》中有大量诗歌是描写古代贵族宴饮、田猎、祭祀等的内容。这些诗歌都可看做是古代传统礼仪风俗的记载。韦利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它们进行了民俗化解读和翻译，摈弃了中国学者传统的经学道德解释。
中国进入农耕社会后出现了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阶级脱离农事活动，从事狩猎活动或作骑士，其职责是保证封地适时耕种，但自己却并不必躬身下地劳动。韦利按照他的观点把其中五首诗歌划为“田猎诗”一类。它们是《卢令》、《伐檀》、《驷驖》、《车攻》、《吉日》［6］(P246)。韦利的观点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当时贵族狩猎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开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这种文化在现在看来并不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却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历程。如《车攻》中旌旗烈烈，车马辚辚，人声鼎沸，出猎的场面也十分雄美:
Our chariots are strong，
Our horswellmatched.
Team of stallions lusty，
We yoke and go to the east.
Our hunting chariots are splendid，
Our teams very sturdy.
In the east are wide grasslands，
We yoke，and a－hunting we go.
My lord follows the cha，
With picked footmen so noisy.
Sets up his banners，his standards.
Far afield he hunts in Ao.
从翻译中可以看出，译者充满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盛况的赞美和崇敬之情。译者将其译成了一首赞美诗，而非对统治阶级出猎时劳民伤财、奢侈腐败的讽刺。虽然译诗比较有新意，
但是对于对于诗旨的把握是不准确的。秉持着这样一种文化观点，《伐檀》这首被我国现代《诗经》学者认定为典型的反映奴隶主压迫剥削奴隶的诗，也变了基调:
Chop，chop they cut the hardwood，
And lay it on the river bank.
By the waters so clear and ripp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