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探索我国风土建筑的地域谱系及保护与再生之路

序言：探索我国风土建筑的地域谱系及保护与再生之路

常青

【期刊名称】《南方建筑》

【年(卷),期】2014(000)005

【总页数】3页(P4-6)

【作 者】常青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200092

【正文语种】中 文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民间体系研究中，“民居”是对建筑类型而言，“乡土建筑”是

对乡村聚落而言，而“风土建筑”是对城乡民间建筑而言，三者均属同一范畴。相

比之下，后者的内涵更为宽泛，更为关注与环境条件相适应、在地方传统风俗和技

艺中生长出的建筑特质。风土建筑比较接近于西方语境中的vernacular

architecture，既然属于特定的地方，就必然要与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造就的环境

制约相适应。

但是这种环境适应的相对独立性及地域性是动态变化的，工业化以来尤甚。对此，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世界

各地域间交往日益密切，地域封闭性越来越弱化。由于原生的自然环境为人类活动

所改造，地域便可被视为具有地理和文化双重特征的单元——由地貌

（topography）和聚落（ ttlement）构成的综合体，而地域间的边界会因各

自文化的交往和竞争而发生改变。但他引用罗兰狄克（Roland Di摄影布光 xon，1875～

1934）的观点，指出了地域文化与所在环境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依存关系：

“存在一些理由......通常使人相信文化的力量，它的强壮和活力，甚至它的生命力，

绝对依赖其所处环境构造的坚韧度，以及它所包含外来特性的数量和种类是否丰富

而粗暴的意思 精彩”。1）

由于战乱和瘟疫等天灾人祸，南北朝之前不论，以晋室衣冠南渡、安史之乱、宋室

南迁、蒙元征服、明初和清初的移民潮等历史事件为主因，加上开发处女地的趋利

本能诱惑，以这些因素引发的大大小小民系迁徙和匠系流动为背景，要对各地域风

土建筑作直接史料匮乏的历时性研究及时空清晰定位极其困难，但对明清以来相对

稳定的地域风土建筑作共时性的谱系梳理研究还是现实可行的。国内数十年来民居

和乡土建筑研究已经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果蔬清洗

总之，风土建筑研究的目的，并非只是对既存民间传统建筑的探赜索隐，实录建档，

尽管这一点始终是研究的基础，但风土建筑谱系研究的着眼点主要还在于探究以下

几方面问题：（1）以历史上乡民社会及其宗法聚落的地缘、血缘、“语缘”为纽

带的建筑文化圈划分（风土区划）；（2）官式建筑中已模糊难辨的古风在民间建

筑中的留存（特别是少数民族建筑中）；（3）农耕文明营造传统的重要载体—建

造和使用的仪式及其传承；（4）风土建筑及聚落的本体及环境的保存与再生方式。

后一点或许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城乡改造对各地域风土建筑存弃的十字路口

之上。

在各地域风土建筑所适应的环境构造“坚韧度”，以及环境特征与建筑特质之间的

对应关系方面，虽经近三十年大规模城乡改造的变迁，至今依然可以依稀辨识出一

个大致的风土区划拼图。

第一，以等降水量线所划分的地理气候带为背景，可以看到400mm等降水量线

以北，以木材、生土和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地域风土建筑，其中包括：昆仑山、

祁连山南北侧和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帐幕、蒙古包；塔里木盆地周缘突厥语族

—东伊朗语族的木构平顶阿以旺（中厅）住宅；青藏高原上以石砌厚墙做维护体，

内以木构平顶密肋飞椽形成构架，并以“阿尕土”敷地墁顶的藏式碉房，以及青藏

高原东部边缘的羌式告知书模板 碉房等。

第二，在400mm等降水量线以南和由秦岭、淮河划定的800mm等降水量线以

北（南北气候分界线）之间，以黄土高原和平原上的阔叶落叶林木（夏绿树）、针

叶林木以及土坯和砖为主要建造材料，包括：豫、晋、陕、甘窑洞，木构坡顶及包

砖土坯（胡墼）墙房屋组成的晋系狭长四合院，京、冀、鲁、豫木构坡顶、平顶、

屯顶等房屋构成的开阔四合院等。

第三，在800mm等降水量线的秦岭、淮河以南和16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这

里林木资源更为丰富，平原、丘陵地带遍布着阔叶常绿树，山区还大量生长着云杉、

冷杉等针叶林，为自古就更加发达的南方木构坡顶建筑，提供了充裕的建造材料、

建筑与合院形式，包括：川、鄂、湘、赣、黔、桂、滇等地适应湿热环境，以上部

为穿斗结构、基部为干栏式和吊脚楼为显著特征的建筑及合院体系；以高耸的马头

墙、墙厦、木雕、楼面地砖为特色的徽州合院；以抬梁式和穿斗式相混合的多进厅

堂和宅园为代表的江浙吴系合院；以夯土厚围墙和内部木屋架构成的闽南以及赣东

南、粤北地区客家土楼、围屋；云南“一颗印”民居合院以及岭南热带地区以天井、

冷巷、重瓦散热屋顶为特色的多进民居合院等。

第四，这些风土建筑的屋顶坡度变化与等降水量线之间虽存在着一定正比关系，平

屋顶建筑大部分均分布于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但坡屋顶的坡度大小和分布，

却反映了降水因素之外多种复杂的地理、气候和文化因素。如沿海台风的破坏力巨

大，故在1600mm等降水量线内，闽南建筑的坡顶反而极为平缓，一般只有

18℃～20℃左右，以减小风压。为了保温，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民居室内空间低矮，

仅2.2m～2.4m左右；而为了散热，岭南一带的民居室内空间高敞，可达5m～

6m。2）显然，了解这些地域风土建筑的区划与匠作谱系，更有利于把握其适应

环境的形态特征。

尽管如此，环境的地理、气候因素作为自然限定因素，并未束缚住各地域风土建筑

的地缘文化及身份认同。甚至在不少地方尽管文化早已发生空间转移，但仍顽强保

留了不同于迁徙地的风土特征，即所谓反环境或反气候现象。比如若将闽南等南方

地区常见的平缓悬山加披檐民居，与宋石渠宝笈三编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平缓歇

山顶房屋相比较，会发现二者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上中原文

化南向流动中在建筑上留下的踪迹。

从某种意义上，“语缘”比地缘更有助于风土建筑区系的识别。从“语缘”的视角，

可尝试以方言和语族为参照，进行风土建筑的区划和匠作谱系的辨识。比如在汉藏

语系的汉族和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风土建筑交互重叠影响的西南地区，是穿

斗式木结构——干栏式基座体系最古老、分布最广的区域。而在汉族各个方言区

为主的东南地区，以江南风土建筑的匠作谱系最具代表性，是明清都城官式建筑的

主要匠作源头之一。自唐宋至明清，其所在地域分处唐宋江南地区的江西道（路）

和江东道（路），最典型者大致可分为江西（江右）鄱阳湖流域（赣北）的匠帮及

赣中庐陵的匠帮；江东（江左）太湖流域的“香山帮”及浙帮，以及曾受二者影响，

从明中叶后发达起来的“徽帮”。其中，江右匠帮的一些特征具有显著的地域原生

性，如建筑随多进院落依次升高，后堂与前厅、厢房形成一高三低的“四水汇堂”，

后厅檐口不遮前厅正脊的“过白”，木雕梁枋、砖砌清水墙（空斗，内填粘土块），

以及油灰地仗的官式柱子饰面做法等，与“香山帮”和“徽帮”等江南建筑匠作既

有相似之处，又有谱系间的很大不同。由此可推知，在赣、吴和徽三个方言区之间，

分别以徽饶古道——大鄣山和新安江——兰江水系相连，历史上似应存在着一个

交互影响的江南“风土谱系三角”。

而在华南闽语、粤语、客家话及其三者间相互重叠的方言区，风土建筑亦可分为闽

南、广府、潮汕和客家等交互影响的匠作谱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风土建

筑装饰的演变方面，明清以来，相对于皇家木构巨制的宏大尺度和布局规模，装饰

以平面性的髹漆和彩画饰面为主，很少有立体性的雕饰，民间建筑却正好相反，虽

然在间架、铺作、材质、色彩等级上有严格限制，但却将炫富集中表现在梁枋木雕

及砖石雕饰上，特别是随着明清以来晋、徽、浙、粤四大商帮的鼎盛，更加促进了

木、砖、石三种材料的建筑、家具雕饰技艺的发展，以北方的晋雕，江南的浙雕

（东阳白木雕、乐清黄杨雕）和徽雕，华南潮州的金漆木雕和闽南的龙眼木雕及青

田的石雕等最具代表性。在一些地方案例中，除了梁枋、斗拱、藻井等重点构件的

变形化雕饰，连额枋的彩画也会被刻镂成刀工精细的深浮雕，以商界会馆、大型地

方庙宇最为典型。在华南的风土建筑中，则将室内和外檐的雕饰拓展到了檐柱和整

个屋顶，斑斓剔透、极尽奢华。清代建筑中的这一“巴洛克”和“洛可可”趋向，

除了粤式家具外，并未在官式建筑中盛行，但却在民间建筑中绚丽呈现，这不能不

说是东亚传统社会晚期的一种特殊景象，以过度夸张的建筑内外装饰，显示富可敌

国的地方商帮力量。

近一个世纪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国走向了工业文明的现代

中国，演变进程是相对缓慢的，虽有制度层面的激变和初期工业化改造的跃进，但

从未在社会及物质层面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历史空间的整体面貌，更未从文化

深层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但是随着城市（镇）化进程从缓慢到加快，特别

是近30多年来的飞速进展，城市旧区的改造开发和村镇的撤并集聚，使大多数城

乡地区原有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瓦解或改换，以地域风土建筑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特征正以极快的速度消失。无疑，这种文明进程在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

区迟早都会发生。传统文化作为物质和精神的存在，已经或正在远离我们而去。那

么，有无留其精髓于未来的可能方式？而承载这一文化的风土建筑，就传统本身而

言，有无适应性的保存方式？其价值如何传递？有无可能通过某种再生方式，激活

一部分风土建筑的文化“基因”，而不仅仅是把其作为遗产观光的空壳来摆弄？3）

在迫不及待的短视“改造” （或曰“破坏”）风潮之后，还有无可能把一些侥幸

生存下来古村古镇古城作为地域纪念物一般保存下去，并且让其中的居者也能过上

体面的现代文明生活？在社会转型和历史转折的关头，确有必要尝试回答这些涉及

建筑学的关键问题。

首先，既要面对和研究这类问题，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即保持或保护传

统聚落的风土特征，先得对其基本特征和实存状态进行审慎的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

而这不是通过采风抒感或走马观花般的“考察”和“臆断”就能确定得了的。一切

的思量和定夺，都必须建立在文献、实物、口述史以及其他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之

上。其次，既然认识到地域风土建筑不可能一概维持现状，更不能全部改旧为新，

就要直面“新型城镇化”的机遇和挑战，对三十年来初级城镇化过程中地域风土破

坏性改变的问题进行反思和修正。第三，地域风土建筑有许多经过初级改造已变成

低质的现代民间建筑，甚至存在大量的村镇危房简屋，故处置方式应因地制宜地加

以变通。至少先要对之进行价值认定和处置分类，譬如 （1）标本式保护类，即原

址、原貌保存和修缮，重点改善内部使用质量；（2）结构性保护类，即保留风土

聚落结构、尺度、肌理前提下的原样翻建，大幅改善建造和使用质量；（3）改造

更新类，即在（2）的前提下的改建和新建；（4）注重乡村城镇化专题研究，对

新风土聚落进行“社会设计”，探索适应现代村镇生活，体现法制和自治精神的新

型聚落管理体制。

总之，无论是哪一类的处置方式，都是对风土建筑及聚落历史和现状的技术性干预，

都会使之发生某种变化。而保护与再生工程的要务之一，就是要有效地控制和管理

这些变化，使其不致过度改变保护对象的历史身份、文化特性和地方特有的风味

（所谓“场所精神”）。

从相关于地域风土未来的西方建筑语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楚尼斯

（Alexander Tzonis，1937-）和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1930-）前

后提出的“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 ）话语，虽各自角度不同，前

者推崇“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反衬式手法，后者强调构法和触感

（tectonic and tactile）的作用，但着眼点却一样，都是既抵制普世趋同，又区

别于传统风土，以塑造新的地域建筑特色为目标。在此后的20余年中，西方对这

一话语的讨论正在超越仅仅侧重于建筑形态创新的局限，比如美国的斯蒂文莫尔

（Steven A. Moore）近年来就提出了“再生的地域主义”（Regenerative

Regionalism）概念，并将其特征归纳为八个要点：1、营造独特的地方社会场景

（social ttings）；2、吸收地方的匠作传统；3、介入文化和技术整合的过程；

4、提升风土知识和生态条件的作用；5、倡导普适的日常生活技术；6、使批判性

实践普及化的技术干预；7、培养价值共识以强化地方凝聚力；8、通过公众参与

程度和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地方的批判性再生等4）。这八点中明显表露出

的核心意涵，是提出了地域传统保持与再生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涉及了文化生态的

进化方式和新旧技术的整合方向。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风土建筑遗产研究离不开对实存环境历史和现状的深度考察、

思考及探究，并使研究结果能够转化为遗产保存和再生实践的学术基础。为此，本

期杂志推出了风土建筑专题的系列论文以飨读者。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下述三个方

面。

第一个方面有关地域风土建筑谱系和类型研究，如梁智尧以方言区划为参照，试图

对江西鄱阳湖流域风土建筑进行匠作谱系划分；巨凯夫则从地方匠作谱系的技术特

征和与生活习俗关系出发，讨论了对吴语方言区内浙江风土建筑图谱的认知、提取

和分析方法；李晓峰对官学背景下的两湖民间书院空间形态衍化作了系统的比较研

究；傅朝卿全面概括和评介了闽南和客家文化基因的台湾传统民居生存状况，认为

要在《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基础上，借助民间的力量，进一步加大对这些传统民居

的保护力度。此外，严何以历史场景中的都市生活为题，对上海和武汉这两座历史

滨水城市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性格特征作了独到的比较研究。

第二个方面为地域风土聚落的更新与复兴探索，如杨毅和黄河以“整饬之宜”、

“适用之利”与“权益之移”三个核心概念的阐释入手，提出了风土建筑保护应避

免与城市空间的有机性和延展性相割裂的观点；谭良斌探讨了云南永仁彝族传统民

居院落生活的延续和空间改造方式；翟辉、张欣雁提出了香格里拉“闪片房”再生

之路及更新的具体方案；汪永平对镇江葛村和东乡的乡村聚落保护规划作了局部与

整体关系的研究；王盈则对海南传统火山村落的保护性改造，进行了兼顾修缮与翻

建的尝试；宾慧中、闫爱宾和王大力的上海泗泾古镇福田净寺历史地段复兴研究，

提出了在古镇风貌保护的同时，重塑传统公共民俗空间的场所精神构想。这些基于

保护工程实践的案例分析，均探索了保护规划和更新设计的策略和方法，以及修复、

更替、翻建和加建的可行方式，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保护前提下的再生与复兴。

第三个方面涉及保护与更新的控制和技术层面，如汤诗旷从保护法规的角度，讨论

了历史建筑保护中哲学句子 的法制建设问题，提出了未来整合既有法律文件，促成保护法规

水平提升的努力方向。阎亚宁、郑钦方则从保护技术的角度，探讨了台湾聚落防灾

观念与架构问题，对之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基本原则及方法的阐释。

从以上不难看出，如今国内建筑界对传统遗产研究的趋势和重点，已从官式古迹为

主，转向了以民间风土为主；从行政区划为研究单位，转向了以地域风土区划为研

究单位；从把握形态和类型的采风实录为主要目的，转向了以探索地方文化传承的

遗产本体特性为主要目的；从只是被动的保存与维护，转向了兼考虑主动的再生与

复兴。这四个转向在本期各篇论文中均有不同表述，对于风土建筑的未来命运来说，

无疑都有着积极的学术探讨价值。

注释

1） 刘易斯，芒福德，著. 宋峻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城市文化[M].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04-405.

2） 常青.风土观与建筑本土化——风土建筑谱系研究纲领[J]. 时代建筑，2013

（3）：10-15.

3）常青.思考与探索——旧城改造中的历史空间存续方式[J]. 建筑师，2014

（04）：27-28.

4） Steven A. Moore. Technology. Place，and Nonmodern Regionalism，

edited by Vincent B. Canizaro.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 Collected

Writings on Place,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Princeton

Archite绞股蓝的副作用 ctural Press,2007：4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