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镜花缘》的游戏精神

论《镜花缘》的游戏精神

摘 要《镜花缘》不仅是一部炫才与讽世兼长之作，还是一部“以游戏为事”的

古典小说，具有鲜明的游戏精神。这种游戏精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

国古代游戏文化的集中展示，二是其游戏化的创作笔法和诙谐幽默的喜剧风格，

三是全书以“游地理之最 ”为核心的结构特征以及“人生如棋”的哲理意蕴。《镜花缘》

游戏精神之产生，是作者李汝珍对中国古典小说游戏精神的体认与继承，亦与作

者本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文化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镜花缘》；李汝珍；游戏精神

《镜花缘》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长篇小说。在对这部名著之精神旨趣

的把握上，应以作者李汝珍的自我评价作为最基本的依据。在《镜花缘》第23

回，作者借用林之洋的戏谑之语自论其书：“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

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还有各样

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毬、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

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作者的这段夫子自道，相当精要地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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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镜花缘》最基本的艺术品性：讽谕性、学问性、游戏性，也提示读者：游戏

精神是《镜花缘》重要的艺术品格，是作者自觉追求的鲜明的创作精神。在对《镜

花缘》主旨的阐发中，有学者认为，该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自娱娱人，认为《镜花

缘》纯粹就是一部“写给朋友消愁解闷，炫耀才学的作品，以娱悦和自己性情相

通的学士”。长期以来，学界对《镜花缘》讽谕现实、寄托理想的主题倾向、

[2]266

[3]204

“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的炫学特征，论述相当丰富，而对这部小说的游

戏精神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和充分阐释。本文试对《镜花缘》游戏精神的具体体现

以及这种游戏精神产生的文化根源作一探析。

一

何谓“游戏”？《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有四：“第一，遨游；游逛。第二，

游乐嬉戏；玩耍。第三，指娱乐活动。第四，戏弄，开玩笑。”本文所说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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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精神，是指作品通过对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的描写以及诙谐幽默的游戏笔墨，

所表现出的尚奇崇趣的审美旨趣和谐谑娱乐的艺术精神。

游戏精神在《镜花缘》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旁涉百戏”：古代游戏文化的集中展示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首先体现在对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游戏文化的多方面

呈现上。在明清章回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如《红楼梦》、《金瓶

梅》、三言二拍等，都对我国古代的休闲娱乐生活和游戏文化作了程度不同的反

映，但要论对中国传统游戏的描写篇幅最长、种类最多的长篇小说，大概非《镜

花缘》莫属。

《镜花缘》一书展示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尤其是在第72回到

第94回，作者以洋洋洒洒整整22回的篇幅，叙述了众才女中试之后在卞府花

园中的十日大联欢，展现了品目繁多的游戏活动。从体现传统文人士大夫雅趣的

琴、棋、书、画，到马吊、双陆、花湖、十湖、投壶、斗草、抛球、秋千、笑话、

猜谜、吟诗、垂钓、酒令……林林总总，无所不有，堪称“中华传统游戏之大全”。

《镜花缘》中所描写的游戏，有些至今仍是人们休闲娱乐生活中常见的内容，而

有些如马吊、斗草、双陆等则已失传，这就使《镜花缘》为今人了解中国古代的

游戏文化提供了一扇窗口。

与其他古典小说中的游戏描写相比，《镜花缘》中的游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

点：

第一，不拘俗套，别出心裁。即便是普通的游戏，作者也将其写得新颖别致、

妙趣横生，富有文人独有的雅致和情趣。譬如最普通不过的打秋千，也要“出个

式子”，创造出“平步青云”“鲤鱼跳龙门”“金鸡独立”“指日高升”等多种

样式；玩斗草，也不屑于普通的折草为戏，而是以花草名或果木名来“对对子”，

果真是“斗百草全除旧套，对群花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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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游戏与才学相结合，以游戏特别是文字游戏显才炫学。《镜花缘》是

一部公认的“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的小说，而游戏是作者展示才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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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和载体。以灯谜为例，全书共计有灯谜60多条，谜底出自《孟子》《论

语》《易经》《诗经》等经史典籍，还有些涉及《西厢记》、曲牌名等戏曲知识。

在诸多游戏中，作者花费心力最多的是对酒令的描写。从第82回到第93回，

作者断断续续写才女们在饮宴时所行的酒令。这些酒令表面看是游戏，其实无异

于一次高难度的才学展示与博弈，参与者不仅要具备双声、叠韵等音韵学知识，

还要熟稔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正是在这些游戏中，作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博识

多通和敏捷才思。

在章回小说中，《镜花缘》以整整22回的篇幅尽情尽兴、酣畅淋漓地写游

戏、写娱乐，仅就这点而言，也可谓“花样全翻旧稗官”了。当然，《镜花缘》

关于众才女花园游戏的这部分内容，从小说艺术角度看，滞缓了整体情节进展，

游离了主题思想与人物塑造，违背了小说的一般创作规律，因而向来为评论者所

诟病。但若从本书的游戏特质来看，这部分正是该书游戏精神的集中体现。既然

作者已经明白宣示他的这部书是“以游戏为事”，那么不妨从游戏的角度看待它，

从游戏精神的角度理解它。在这里，作者其实就是希望读者与他笔下的才女们一

起游戏，一起领略中华游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妙趣，在游戏中消忧解愁，畅

心娱怀。

(二)游戏和服动漫 化的创作笔法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还体现在作者游戏化、娱乐化的创作手法、幽默诙谐

的艺术风格以及尚奇好趣的文学旨趣上。这一艺术精神的体现尤以全书前半部分

对海外诸国的描写最为突出。

在《镜花缘》对海外诸国的描写中，作者根据《山海经》《拾遗记》等古代

典籍的零星记载，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5]43

为读者构筑了一个超现实的神奇世界，无论是对奇异动植物的描绘，还是对奇风

异俗的描写，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好奇尚趣的游戏精神。《镜花缘》对海外动植物

的描写多以奇幻为特征，如三寸宽五寸长的大米“清肠稻”、吃后可以立于空中

的“蹑空草”、服食后可以延年益寿的小人小马“肉芝”……作者还善于将人的

特征与禽兽等动物的特征相结合，创造出许多神奇异类，如状如人形、浑身长毛

的不孝鸟，人身狗头、只知吃喝的犬封国国民，只吃桑叶、口中吐丝的蚕人，上

身宛若妇人、下身仍为鱼形的“人鱼”，人面蛇身的轩辕国国民……在对海外奇

风异俗的描写上，更能体现《镜花缘》的游戏精神和奇幻审美风格。作者对那些

一笔带过、简笔略写的国度，总是在三言两句的简笔勾勒中尽力凸显其趣味性和

奇异性，如国民皆耳垂腰际、走路时两手捧耳而行的聂耳国，双腿奇长如踩高跷

的长股国，一个大头、三个身躯的三身国……而对以多回章节重点描述的君子国、

女儿国、黑齿国等，作者则精心设置了诸多喜剧性情节，不独有解颐之效，而且

令人在忍俊不禁中反观现实，进而领悟作者的“劝善之意”“风人之旨”。如君

子国市场交易中的“礼让”之风、多九公在黑齿国与两位才女的学问较量、林之

洋在女儿国被选为王妃后的闹剧、淑士国酒保满口“之乎者也”的酸文假醋……

这些妙趣横生的情节，都产生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构成了《镜花缘》中

给人印象至深、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

正是出于对游戏精神和喜剧效果的追求，作者并不在意于具体情节设置上的

所谓合理性、逻辑性、真实性，因此在《镜花缘》中出现了一授权委托书样本 些看似夸张失实、

不合情理的地方，如对君子国“好礼不争”淳朴民风的描写，诚如鲁迅先生所评：

“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

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若从小说艺术的真实性、逻辑性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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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节显然是“矫伪已甚”、夸张失实，但从小说的游戏精神看，却以离奇甚

至荒谬的情节收到了让人“启颜”的喜剧效果。其实，无论是作者对男女关系倒

置的女儿国的描写，还是对淑士国酒保满口“之乎者也”酸腐之风的描写，读者

都并不会从“合理性”“真实性”“可信度”的角度质疑或否定它的意义，而只

是在“启颜一笑”中领悟作者游戏笔墨背后的现实批判意义，因为《镜花缘》本

就是作者虚构的一个镜花水月般的世界，一个寄托了作者讽谕和理想的神话世界

和游戏世界。

此外，对曾有人质疑的《镜花缘》中乖违历史真实的“常识性错误”，笔者

认为也应从这一点加以认识和理解。《镜花缘》以唐代武则天统治时期作为历史

背景，而作者所讥刺的一些文化现象与社会陋习却是明清时期的，如作者通过林

之洋在女儿国被迫缠足的遭遇批评了女性缠足的陋习。众所周知，女子缠足是五

代以后才出现的。再如，作者讥讽的白民国塾师的“破题”(第22回)、为林之洋

深恶痛绝的秀才每年要参加的“岁考”(第22回)，都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产

物，却出现在唐代武则天时期的科举考试中，显然也是荒谬的，甚至被人视为《镜

花缘》中的“破绽”和“败笔”。其实，诸如此类一般人尚且一看即知的“常识

性错误”，作为淹通经史而又治学谨严的乾嘉考据派学者的李汝珍又怎么可能浑

然不觉呢？显然，他是有意为之、“明知故犯”。笔者认为，此种创作手法亦可

视为作者游戏笔法之一种。在元人杂剧中，常常会出现与史实不符的情况，如三

国时的王粲做了东汉蔡邕的女婿(《醉思乡王粲登楼》)、唐代裴度成了白敏中的

岳父(《梅香骗翰林风月》)等，对此，李汝珍之业师、清代著名经学家、戏

曲理论家凌廷堪认为：“元人杂剧事实多与史传乖迕，明其为戏也。后人不知，

妄生穿凿，陋矣。”这种卓有见识的文艺观很可能影响了李汝珍《镜花缘》的

[6]272

创作。文学作品并不是对客观历史真实的摹写与再现，而是作家主观精神的艺术

表达。在《镜花缘》中所出现的这种“错乱”，是李汝珍以“游戏”笔法有意识

地改变史实以契合自己主观创作目的和意愿的胎教小故事 手段，作者追求的并非历史真实而

是艺术真实，是舍弃表象而摄取神髓的写意性艺术精神的体现。

(三)以记“游”为主体的艺术结构以及“人生如棋”的哲理意蕴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还体现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以及哲理意蕴上。

从总体结构上看，不妨说全书正是以“游”作为主体架构。全书的主体情节

由百花仙子的谪仙游、唐敖的海外游、唐小山的寻父游、众才女中试后的花园游

四个部分组成，“游”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全书的主人公唐敖是寄予了

作者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富有作者李汝珍的自寓色彩。作者以“敖”

字为其主人公命名，也昭示了全书的游戏精神。“敖”者，游也。“敖”字的本

意是“遨游、游逛”，引申为“游戏，玩耍”。唐敖在书中出现伊始，作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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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其“秉性好游”的性格特点。“好游”曾是造成唐敖屡次落第、功名蹭蹬

的原因。当他考中探花却被黜落、功名之事付诸流水之后，“好游”又成为他海

外游观、排遣失意的根本动因，最后，他又彻底摒弃尘累，以游仙作为自己的人

生归宿。而唐敖及其女儿唐小山先后两次海外游历的故事，则构成了全书叙事情

节的主体，同时也是作者借以讽谕世相、寄寓社会理想的依托。

2）培训机构缺乏全程指导支持服务。混合式远程学习强调的是线上线下的

交流合作，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研修活动中的指导以及相关评价

工作，都需要通过培训机构的网络平台来解决。

这段话正是深谙纹枰之道的作者李汝珍借麻姑之口，以棋为喻，对自己深刻

人生感悟的表达：人生亦如一盘棋局，一场游戏，所谓“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

得子人皆惊”，棋局万变，棋势不定，有规则的制约，有心智的角逐，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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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控，也有偶然的失误……对待人生，亦如对待一场棋局，因为有成败，有胜

负，一步不慎，满盘皆输，因而不可不认真，不可不执著；然而，有时候又不可

太认真，不可太执著，还要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适，有落子无悔的洒脱，

因为到头来它终究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般的游戏……将人生的诸种沉浮遭际归

因于一场游戏，将人生譬喻为一场游戏，可以说从更深的哲理层面体现了《镜花

缘》游戏精神的内涵。

二

《镜花缘》游戏精神之产生，可以从小说本身的文体特征以及作者李汝珍的

人生道路和文化追求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小说文体本身的游戏特性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首先基于作者李汝珍对小说文体游戏特性的自觉体

认以及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从小说文体本身考察，无论是小说文体的起源还是其文体特征，都与游戏精

神有着不解之缘。鲁迅曾这样论述小说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

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便必要寻

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

的起源。”他还说“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

[3]113

[3]310

为大宗”，将劝善惩恶的道德精神与娱心畅怀的游戏精神定位为中国古典小说

的两大本质特征，可谓一语中的。当代学者从小说观念近两千年嬗变历程的宏观

角度考察，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从战国时期庄子提出‘小说’概念始，

至近代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止，可以说是小说观念以谐谑为主的

阶段”，同样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以“谐谑”为表征的游戏精神的肯定。

[9]

对于小说文体的这种游戏特征，明清时期的小说作家多有着一致的体认。如

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小说，固非国史正纲，

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

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目。”清初的戏曲小说

家李渔也说：“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同一书也，始名《谭概》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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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

也明矣。”——正是对人们这种阅读心理的准确把握，寓庄重于谐谑、寄劝惩

[11]30

于诙谐便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基本的艺术品性，游戏精神也成为明清小说、戏曲作

家明确的创作意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镜花缘》中浓郁的游戏精神，无疑正是

作为小说家的李汝珍对中国古典小说这种游戏特质的体认与自觉的艺术实践的

表现。

当代学者认为，“《镜花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优秀古典小说各种艺术实

践的一次总结”。的确，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手法，《镜花缘》与此前的

[12]

小说名著《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有着深刻的艺术渊源。笔者认

为，从艺术品性的角度讲，《镜花缘》更多地受到了《西游记》的启示与沾溉。

苏联女汉学家费施曼认为，《镜花缘》是“熔幻想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

游记小说于一炉的杰作”。试想，这样的评价不是同样可以用来概括《西游记》

[13]

的总体特bios设置 征吗？简历个人优势 《镜花缘》的谪仙下凡的叙事模式、以记游为主体的艺术结构、

以宗教框架包蕴儒家文化精神的思想内涵，无不体现了对《西游记》艺术精神的

借鉴与继承，至于其诙谐幽默的游戏笔法、寓庄严于谐谑的艺术旨趣，更与《西

游记》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自古及今，论者多将游戏笔墨视为《西游记》最鲜

明的艺术标志。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

的精神来看，应该说还是在于‘游戏之中暗传密谛’(《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第十九回总批)”，其他如“以戏言寓诸幻笔”(任蛟《西游记叙言》)“此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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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出于游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评价，不一而足，都抓住了其最本质的

艺术特色——游戏性。《镜花缘》的游戏精神，那种幽默诙谐的风格，就是对《西

游记》艺术精神的借鉴和学习。可以说，《西游记》堪称《镜花缘》最直接的艺

术源头。

当然，中国古典小说的游戏精神不仅是小说作者对读者“惮庄严而喜谐谑”

阅读心理的迎合和满足，同时也是作家在封建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下自我保护的

需要。与《西游记》一样，《镜花缘》游戏精神之产生也与作者对统治者文字狱

的忌惮有关。李汝珍所生活的乾隆嘉庆时期，正是整个清代文字狱最频繁的时期。

乾嘉汉学的产生与清王朝的文化专制密不可分，文人出于对文字狱的恫慑而抛弃

了经世致用的精神，表现出某种脱离现实的倾向。小说中的游戏笔墨正与此相类，

满怀救世之心的作家出于对文化高社保退休年龄 压政策的畏惧，只能将自己对现实政治和世态

人情的批判遮蔽在游戏的外衣之下。小说本来就被视为“小道”，无法与“言志”

“载道”的诗文等正统文学等量齐观，再加上戏谑玩世的游戏笔墨、幻诞虚妄的

神话外衣，便在无形中给作者寄寓其中的讽世和批判思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二)李汝珍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追求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也是作者李汝珍人格精神、性情志趣的体现，与作者

本人独特的人生道路和文化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应该说，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本不乏游戏精神的因子。儒家思想

倡导经国济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但也并不否认游戏和娱乐活动的意义。子曰“饱

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说明儒家先

[15]安康鱼怎么做好吃 189

师孔子对博弈等游戏活动持肯定态度。在《论语先进》中，众弟子纵谈理想，从

孔子对曾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赞赏中，也可看出孔子对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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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和娱乐精神的肯定。至于《庄子》，“其宗旨专在游之一字”。从外游于物、

内游于心到至游于道，一部《庄子》，正是以“逍遥游”作为全书之主旨的，灌

注着中国文化中悠游自在、自适其适的游戏精神。后世知识分子在沉重的社会责

任感之外，在功业抱负无法实现时，除了寄情山水、隐遁江湖，红巾翠袖、闲情

游戏也往往成为他们排遣失意情怀的慰藉。但是，对绝大多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的知识分子来说，修齐治平的使命、科举功名的欲念、现实生存的压力等，似乎

又过于沉重了。在层层重压之下，悠然快意的游戏精神、游戏天性也被挤压得丧

失殆尽。像关汉卿那样放浪形骸、率性自为，敢于傲然宣称“我玩的是梁园月，

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趜、会打围、

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的文人实在太少了。

[17]60

在李汝珍生活的清代中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

名富贵的常规道路，为科举功名倾尽毕生心血甚至变得疯癫痴狂的范进式人物大

有人在，而李汝珍断然摒弃了这条人生之路。他“少而颖异，不屑章句贴括之学”

(余集《李氏音鉴序》)，终其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现存所有有关李汝珍的

材料中都没有李汝珍参加科考的点滴记载或迹象”。与吴敬梓、蒲松龄等饱受

[18]17

科举挫败的摧残和打击之后终于心灰意冷、愤世嫉俗，转而以文学来抨击科举之

弊的作家不同，李汝珍从年轻时起就已经洞穿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毅然决然地与

科举之路断绝。可以说，李汝珍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彻底摆脱了科举功名的羁绊也

摆脱了官场名利束缚的文人，这使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身心自由和人格精

神独立，为其集毕生精力治学著述、悠游人生获得了前提条件。

按照王国维著名的“游戏说”观点，“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

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

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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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李汝珍及早从科举仕途的争竞中脱身，同时大概赖其长期担任海州板浦

场盐课司大使的兄长李汝璜宦囊丰厚，使得他一生不必为衣食奔走，从而得以将

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沉湎于学问和才艺，在著书立说和游戏娱乐中挥洒自己的

全部才情，为后人留下了音韵学著作《李氏音鉴》和百回小说名著《镜花缘》，

成就了著名乾嘉考据派学者和小说家李汝珍。李汝珍才情丰沛，志趣爱好广博。

石文煃在《李氏音鉴序》中说他“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

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觞，挥霍如志”。嘉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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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817)，李汝珍编写了一本围棋谱《受子谱》，其中除选有当时的围棋国手

范西屏等人的对局外，还有乾隆六十年(1795)他与朋友在板浦举行的十人“公弈”。

《镜花缘》对围棋等多种游戏活动的描写，正是李汝珍本人丰沛盎然的生活情趣、

活泼生动的游戏精神的写照。作者在书中倾注大量笔墨描写的众才女在花园中的

纵情游戏，未尝不能理解为李汝珍所构想的理想生命状态——人在完全摆脱了

科举仕宦、功名利禄乃至衣食之忧等所有负累之后进入的一种闲适、悠然、诗意

的生命状态……

游戏是人类自由本性和完整人格充分展现的途径与证明，是人们在暂时摆脱

了现实生活中的礼法、体制等等所有束缚之后所进入的一种超现番茄炒肉 实境界，是对自

由、快乐、活泼的人类天性的复归。“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

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在科举功名捆绑下的封建文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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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活力是受到压抑和窒息的，其生命是颓靡萎顿的，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游戏精

神，也不可能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精神产品；一个以功名利禄为全部人生目标

的人，一个完全被道义、责任、伦理等价值观念所奴役的人，同样也不可能具备

真正的游戏精神。李汝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追求，使他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

分子不同，他摆脱了科举功名与仕宦的羁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格独立

与精神自由的条件，而这正是《镜花缘》游戏精神产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