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再回首

“郎顾之争”再回⾸

2004年，郎咸平(左)指责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由此引发。 资料图

朱⾬晨

2019年4⽉10⽇，农历三⽉初六，星期三。

对于⼤多数⼈⽽⾔，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天。然⽽，对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原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却

意义深远——⼊狱7年、喊冤14年，已到⽿顺之年的他，终于等到了最⾼⼈民法院的再审改判。

当天上午9点，⾝穿⼀⾝⿊⾊西服的顾雏军，早早出现在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这是最⾼⼈民法院第⼀巡回法

庭的所在地。

10点左右，最⾼法第⼀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

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资⾦罪从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5年。

顾雏军案，发端于2004年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这场从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个⼈纷争发端的争论，不仅改变了两⼈

的命运，⽽且最终演变成“国企产权改⾰⽅向”何去何从的⼤讨论，⼀度被喻为“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向”的“第

三次思想⼤交锋”。

不过，这场“第三次思想⼤交锋”因当时顾雏军的锒铛⼊狱戛然⽽⽌，并没有分出胜负。如今，伴随着顾雏军案的改

判，“郎顾之争”再次回归到⼤众视野。

缘起：什么的什组词 ⼀篇讨顾的“檄⽂”

时间回溯到2004年8⽉9⽇。

这⼀天，⾝为⾹港中⽂⼤学教授的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学发表题为《在“国进民退”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演

讲，直指顾雏军以“七⼤招”卷⾛了国家的财富。

郎咸平表⽰，他和学⽣基于公开的企业财务数据经过3个⽉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

及ST襄轴4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3亿多元。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包括“安营扎寨、乘虚⽽⼊、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澡、相貌迎⼈、借鸡⽣蛋”7

种⼿法，其核⼼就是通过表⾯看似⽆关的交叉关联交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 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的假象，实现其低价收购国

企、⽠分国有资产的⽬的。

郎咸平公开质疑顾雏军使⽤欺骗⼿段，⼤量挪⽤科龙电器现⾦流去收购……出⽣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其风格与内

地学者迥然不同，他发⾔⽆忌，如直⾔“国企改⾰是⼀场⽠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指责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

驶着“资本绞⾁机”，⼀路攻城拔寨。

这次演讲，成为“郎顾之争”的导⽕索，也成为⼀场声势浩⼤的争论的开端。次⽇，新浪⽹全⽂刊载了郎咸平的讲演稿；

随后，⼀些纸媒也对郎的发⾔刊出采访摘要。

⼀时间，顾雏军成为⽹络点击率最⾼的词汇，甚⾄超过了他获得CCTV中国年度经济⼈物时的风头。各种评论也随之⽽

来，当然，主要是质疑的声⾳。

⼤学讲师出⾝的江苏泰州⼈顾雏军，早年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闻名，后下海经商，于1996年建⽴了格林柯尔制冷剂

⼤学讲师出⾝的江苏泰州⼈顾雏军，早年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闻名，后下海经商，价值观论文 于1996年建⽴了格林柯尔制冷剂

有限公司。再后来通过多次收购，建⽴了格林柯尔集团。

有关资料显⽰，2001年10⽉，顾雏军以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4%的股权；2003年5⽉，以2.07亿元收购安徽合肥

美菱股份20.03%的股权；2003年年底，以4.18亿元收购江苏扬州亚星60.67%的股份；2004年4⽉，以1.1亿元收购湖北

襄阳轴承29.84%的股份。

通过资本市场⼀系列让⼈眼花缭乱的操作，顾雏军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巅峰时，其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

⽽就在格林柯尔如⽇中天之时，郎咸平却突然对顾雏军“发难”。

吊诡的是，据称，在此之前，郎咸平与顾雏军私下交好。2002年6⽉，郎咸平曾以《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为题，

撰⽂称赞顾雏军⼊主科龙董事会后年薪只领12元是“⼀个善良管理⼈应该做的事情”。

顾雏军后来对媒体宣称，郎咸平此次抹⿊⾃⼰，是因为收受了他⼈的400万元。顾雏军给出了具体证据，但⾄今还没有

从郎咸平处得到明确的回应。

⾯对郎咸平的突然“发难”，顾雏军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态度。

当年8⽉13⽇，顾雏军聘请⾹港齐伯礼律师⾏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后者详细书⾯说明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记

录了⾃⼰的讲演；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讲演内容，则应要求《东⽅早报》等纸媒和有关⽹站撤下讲演稿，并发表更

正以及道歉；给顾雏军提交⼀份演讲稿原⽂。

收到律师函之后，郎咸平于8⽉16⽇召开媒体见⾯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

权不能践踏学术”。

2004年8⽉17⽇，顾雏军正式向⾹港⾼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后来，这场诉讼

因顾雏军很快锒铛⼊狱⽽不了了之。

演变：上升到“问题”和“主义”之争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前的2004年7⽉31⽇，郎咸平最先炮轰的是海尔。在题为《海尔变形记：⼀次曲折⽽巧妙的MBO》⼀

⽂中，郎咸平认为海尔职⼯持股会是曲线MBO，与此相对应，⾃然是国有资产的⼤量流失。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后的8⽉14⽇，郎咸平⼜抛出《缺乏信老师你真棒 托责任：中国股市最⼤的问题》⼀⽂，对TCL公司2003年的

财务指标提出质疑。他认为，TCL的产权改⾰实际上就是⼀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

从对格林柯尔、海尔与TCL三家国内家电业的炮轰质疑中，郎咸平得出的结论是：MBO不适合中国，并开出了⾃⼰的药

⽅，即“停⽌以民营滑子菇怎么做好吃 化为导向的产权改⾰”。

郎咸平对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等⼀系列上市公司的质疑，再叠加上其对TCL、青岛海尔产权改⾰的批评，引爆了社

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企改⾰的⼤争论。

但起初⾯对郎咸平的接连“炮轰”，中国经济学家曾⼀度“集体失语”，北京⼤学教授张维迎是第⼀个打破这种局⾯的权威经

济学家。

当年8⽉28⽇，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峰会”上表⽰，“最近兴起了⼀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常慎重，因为你的⾔论

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带笑的词语 应，对社会的舆论⽅向产⽣⼀定的影响”。

⼏⼩时后，郎咸平对张维迎的讲话作出回应。

由此，“郎顾之争”演变成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学术领域迅速分化成两⼤阵营，媒体将其戏称为“挺郎派”和“反郎派”。

率先声明⽀持郎咸平观点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培研究员。他表态要坚决站在郎咸平⼀⽅，坚决⽀持他反击

率先声明⽀持郎咸平陈皮泡茶的功效与作用 观点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培研究员。他表态要坚决站在郎咸平⼀⽅，坚决⽀持他反击

顾雏军的⼀切⾏动。他认为，最近⼏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对公有财产、甚⾄中⼩股

民财产的疯狂侵吞。

南开⼤学教授韩强也积极声明⽀持郎咸平和左⼤培的观点。他指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防⽌国有资产流失。

“不否认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防⽌贱卖国有财产是涉及到企业职⼯切⾝利益和⼴⼤

⼈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对这样⼀个事关⼤局的问题，⽆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者都应该本着向⼈民负责的道德良知实事

求是地进⾏评论。”

还有⽀持者认为，从表⾯上看，郎咸平的⽭头所向是顾雏军等⼤名⿍⿍的企业家，但其重要意义还是在于提⽰着我们在

国家的经济制度上奉承 可能存在着的漏洞。其正在做的⼀切，与其说是对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挑刺，倒不如说是为我们的

政策和制度在找漏洞。

⽽“反郎派”的主要观点则是：

吴敬琏对郎咸平提出的⽴即停⽌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表⽰反对，也不赞成郎咸平认为的国有企业境况不错。

张维迎提出“不要妖魔化中国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

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不可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马字组词 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需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

创造财富的过程⽽不是⽠分财富的过程。

声称对科龙情况有所了解的北京⼤学中国经济研究中⼼教授周其仁，对于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指控表⽰质疑。他认为郎

咸平所说的顾雏军通常先进⼊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的“故事”根

本不靠谱。

周其仁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如果科龙在创业时期就完成改制，那么格林柯尔⼊主

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企业家来控制企业靠不住。他认为，中国出⼀个好公司

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唯有⼤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谓的指控吓住。

“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华东政法⼤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认为，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点，不及其余”，

有失偏颇。 2005年7⽉29⽇，在各种揣测和猜疑当中，顾雏军被⽴案侦查，争论嘎然⽽⽌。郎咸平应时⽽发：“这印证

了我的推断。”“郎顾之争”从表⾯上似乎有了⼀个结果：郎咸平创业之路 ，⼀战成名，成了有良知的“郎监管”；当初⼒挺格林科尔

的经济学家们，集体缄默；顾雏军，后来被法院认定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资⾦罪，

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结局：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

2012年9⽉6⽇，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28⽇，最⾼法宣布直接提审两起重

⼤涉产权案件，分别为张⽂中案和顾雏军案。

2018年6⽉13⽇，最⾼法开庭再审顾雏军案，检辩双⽅在法庭上展开激烈交锋，庭审长达15个⼩时。2019年4⽉10⽇，

最⾼法公开宣判。

“郎顾之争”的14年曲折令⼈扼腕。

北京⼤学法学院教授刘燕曾以《郎顾之争：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为题，撰⽂对“郎顾之争”进⾏分析与反思。

她说，如果⽤⼀幅图来更直观地表⽰“郎顾之争”中争议主题的多层次性以及从事实基础到⼤词之争的泛化与混沌的过

程，便是如同⼀个不断扩展开来的同⼼圆，起点或者根基是顾⽒收购科龙的会计处理，这也是郎咸平作为公司财务学者

公开叫板顾雏军的底⽓。

⽽依次扩展开来，有财务造假、企业家信托责任、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等，最外圈是私有化、新⾃由主义等。越到

外圈，参与者越多，影响或声势也越⼤，但离整个争议的事实基础也越远。当最后证监会对科龙作出⾏政处罚决定，⼴

东⾼院对顾雏军定罪量刑时，有⼼⼈惊奇地发现，它们与当初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指控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性。

刘燕指出，从法律的⾓度复盘郎顾之争，也是在拷问法律在社会变⾰、特别是国企改⾰中的⾓⾊。

置换到更⼴阔的国企改⾰场景中，刘燕赞同秦晖教授的主张，国企改⾰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公平⾄上，它可以落实为起点

置换到更⼴阔的国企改⾰场景中，刘燕赞同秦晖教授的主张，国企改⾰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公平⾄上，它可以落实为起点

公平或机会公平，但⽆论如何都需要程序上的公开透明。后者正是法律应该做、也擅长做的。通过约束改⾰⽅案的制定

与实施过程，法律将尽可能保证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透明，以实现最终的公平⾄上。

责任编辑：⾼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