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鉴定报告范文(5篇)

【摘 要】文物鉴定，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识文物的年代、真伪、质地、用途、价值等，为文物研究或其他科学利用文物研究某一问题打下比较科学的材料基础。同时，文物鉴定又是保护、收藏的基础，其道理很简单，不辨明真伪，或把赝品当成真品，就失去了保护、收藏文物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文物 鉴定 方法

文物鉴定在方式上可以分为“目鉴”和“科鉴”两种。“目鉴”即俗称的“眼学”，全凭鉴定专家的经验；“科鉴”是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对文物进行检测。无论“目鉴”还是“科鉴”，其操作都必须由人来完成，受人的主观性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主观因素的干扰，提高文物鉴定报告的可信性。在文物鉴定之前必须对鉴定方法在规则上进行规范，这种规则即――“双盲法”。

鉴定在对象上可分为“客体”和“主体”，客体即待鉴定物品，主体即对该物品进行鉴定的专家。所谓“双盲”，即鉴定主体“盲”，鉴定客体“盲”。

“双盲法”在国际上使用的最成功的领域是用于DNA检测。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对于“双盲法”的了解是通过看刑侦片中审讯嫌疑人的情节。为什么要将嫌疑人一个个隔开，使他们彼此失去联系？就是因为这样可以讯问出更多的漏洞，发现更多的问题。试想，如果让嫌疑人讨论，统一口径之后回答，可信度又能有多少呢？正是因为“双盲法”的这种特点，才使得它被普遍采用，并定为鉴定规则。

文物鉴定中“双盲法”的操作包括四个方面，叙述如下：

1.鉴定主体对鉴定客体“盲”。 “科鉴”中有一种方法叫“同位素分析法”，其全称为――同位素食性分析法。同位素分析法，是利用同位素进行食性分析的方法。 C13和N15是C12和N14的同位素，它们通过食物链进入生物体内，且一部分“贮存”于骨骼内，其含量很少而且比例不同。通过对生物体内C13和N15进行测定，可以分析出生物的饮食结构。

例如要对一个春秋时期的古墓葬中的人骨进行分析，看看他是贵族还是平民，这时候就要用到“同位素分析法”。通过正确测定人骨胶原蛋白质中的同位素含量，可以推断墓主人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检测结果表明其肉类食品摄入量较高，说明墓主人为贵族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左传》中对贵族有所谓“肉食者”的说法。反之，植物类食品摄入量较高，则为平民的可能性较大。

但是，采用“同位素分析法”之前，检测人员不能了解该墓的任何信息。一旦他知道了该墓的形制、葬式、陪葬品等，很可能形成先入为主的思想定论，从而左右他的鉴定结果。同时，他不能仅就这一个墓中的骨骼做一次性鉴定。待鉴定物品必须要混入一批同类物品中。也就是说，检测人员是对一堆骨骼作鉴定，但究竟是哪一根，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能逐一鉴定，并依次标明检测结果。

2.鉴定主体对鉴定客体的信息“盲”。家喻户晓的《鉴宝》栏目自2003年9月开播以来，收视率屡创新高，每至其时，万人空巷。主持人在介绍藏品时，通常会抖出这样的包袱：“有请持宝人带着他的宝物上场；请您介绍一下这件藏品的来历；您在购买这件藏品时花了多少钱？”等等。

从一台电视节目的制作和程序的编排上，主持人的这种问话无可厚非，同时也使节目内容更加丰满和精彩。然而，从科学严谨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包袱违背了鉴定主体对鉴定客体的信息“盲”这一规范。鉴定主体对鉴定客体的信息“盲”也就是行内通常所说的“三不问”。

所谓“三不问”，即：不问藏家、不问出处、不问价格，一句话，不问关于待鉴定物品的任何信息。虽然这些线索貌似可以对鉴定起到良性作用，可是在极其复杂的现实情况中，为了尽可能做到客观。待鉴定物品本身所不具有的其他任何因素，皆属于干扰性因素。

因此，就鉴定本身而言，就文物看文物！整个文物鉴定过程应该如同对弈一般，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可是，如果这样制作电视节目，又有几个人能得其要领呢？收视率肯定是每况愈下。

3.鉴定主体对鉴定小组的其他鉴定主体“盲”。由于文物鉴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鉴定结果不可能只由一个专家过眼后一锤定音，必须要经过鉴定专家小组的拍板。小组的成员通常为奇数。

由于专家们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实际经历千差万别，鉴定的方法更是各有巧妙。所以，鉴定小组的人员组成要尽可能“面面俱到”。使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同一件待鉴定物品“品头论足”。

相信仪器鉴定还是经验鉴定

文/蔡国声

古玩的收藏与投资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古玩艺术品的鉴定。古玩鉴定的方法分二类――较先进的科学鉴定和传统的经验鉴定。

科学鉴定主要靠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仪器。传统的经验鉴定主要依靠的则是鉴定者个人的学识，修养，主观的经验和技能，并能善于运用历史的文献和考古的资料等。

我们讲科学鉴定，它的前景相当的光辉灿烂。但是就目前来说科学的测试技术还难以全面对付变化多端的各个时期的伪古玩。有的测试成本过高，有的测试会对古玩造成“损伤”，有的只能从古玩的一部分进行测试，如古书画的鉴定只能测出丝绢、颜料（墨色），印泥的年代，而对书画家作品的真伪（如同时代的仿品）代笔等就难以测定，更不用说测定该书画家的早、中、晚期的作品了。

一天，友人拿来一只破碎然后胶合的青花釉里红鱼藻缸求鉴定，笔者判为仿品，于是和友人同来的一个江西男子拿出了某博物馆经热释光测试认为是真迹的证明以示，同时还掰开破碎处，露出测试时在瓷胎上打洞的痕迹。为什么科学鉴定与传统的经验鉴定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差异呢？当时彼此只有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但是心中始终耿耿于怀，再千方百计的求教打探，终于得知现在用热释光测试瓷器年代的方法又有了新的信息。据说21世纪初北京某大学科研成果能误导（破坏）热释光检测功能，即先将要测试的瓷器放在某光下照射，如果该瓷器是仿明代成化的，则将其照射的年代调置到500年前的方位，经照射后，再让热释光测试，那么结论便是该新瓷器就变成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真品瓷器了。

经验鉴定：这是传统的鉴定法，就目前来说我国和世界上的某些发达国家和世界著名的苏富比、佳士德拍卖公司目前大量采用的还是传统的“经验鉴定”。

在古玩行业中，常常会听到一些老先生讲，东西（指某一古玩）放在那，不用上手，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辨其年代与真伪。听起来似乎玄虚得很，其实仅这一眼，却是凝聚着鉴定者多少年的辛劳，反映了鉴定者的多方面的修养与能力。这称之为“望气”，旨在观察其是否具备与之相应的时代气息与神采。因为无论什么质地的古玩，都必然带着各个时期所固有的历史特征。

鉴定家“望气”时所要捕捉的对象，也就是与我们平时所说的“见多识广，眼看手摸，细心琢磨”的道理一样。当然有的古玩经过“望气”之后就可断其年代与真伪，有的还需上手反复的推敲揣摩。

依靠经验鉴定古玩真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具备较高的学识和修养，掌握各类相关古玩的基础常识，把握各个时期的特点和鉴定技能，同时掌握所鉴定的某一类古玩的发展历史，善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

笔者以为真正的经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它应是科学的一部分，只是个人的主观的成分过高了一些。我们不应机械地将经验鉴定与科学鉴定割裂开来。另外经验是没有身份和等级区分的。鉴定家只是在鉴定过程中被历史证明其准确性高一点罢了。

文物鉴定必须立法

文/刘超

鉴定有两种含义的解释：一是对人的优缺点的鉴别和评定；二是判别并确定事物的真伪。

由此可见，鉴定者责任重大，万万不可疏忽大意。然而，时至今日，有识之士却对文物收藏界的鉴定师队伍发出谁来“鉴定”鉴定师的呼吁。更有正义者，面对鉴定师的黑箱操作虽无奈却痛恨他们的堕落。

有一位年轻商人，文化底蕴较好，又喜欢字画，过去“下海”时做生意赚了点钱，就经常跑书画市场用高价买些名人字画，自己赏玩收藏，碰上知己，也送人共赏。一天，这位商人兴冲冲地来到一朋友家，告诉他自己花了8万元买了一幅吴湖帆的青绿山水画，待打开一看，那位朋友不仅失声大呼：“假的，百分之百假的！”商人不信，说这是经过专家鉴定的，并拿出盖着钢印的收藏鉴定书为证。那位朋友拿出《吴湖帆画集》告诉他，你买的这幅画是临仿《庐山五老峰》的，画面虽同，气韵、笔墨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你看这松针，画得多么松散呆板，哪是吴湖帆的大手笔！看来这个作假的人顶多学过三年画。

书画造假，自古有之，本不足为奇。过去造假，还讲究点水平，有些造假高手，往往能做到以假乱真，甚至叫人上了当还不得不佩服。张大千造的石涛假画，就曾骗过鉴定大师庞虚斋。而现代人造假，连点起码的良心都不讲，有的人连基本技法都未掌握，就敢冒充名家赚大钱，实在是欺人太甚。当然，更可恶的是，有些所谓鉴定专家，为了从中捞取好处，竟也昧着良心作伪证，把明明白白的赝品定为“真迹”，甚至写上一段题跋，吹捧一番，说什么“此乃某某精心之作”。这就比造假者更为堕落了。当今书画市场赝品泛滥，不能不说与有一批堕落的“鉴定专家”与造假者狼狈为奸不无关系。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作伪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宋代，以仿造商、周青铜器为主。第二个高潮是清乾隆时期，主要是名人字画造伪、作假，连乾隆皇帝也难辨真假，当时好多的书画赝品上都有乾隆的题跋。第三个高潮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大量复制、仿造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物，无所不造、无所不仿。第四个高潮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收藏热的兴起，各种仿古工艺厂多如牛毛，仿造的东西五花八门，作伪手段更为高超，造假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有了一定的分工，市场逐步专业化。

因此，目前的情况是急需规范鉴定师队伍，整顿文物市场。为此，笔者建议，有关政府文物管理部门应该担负起“鉴定”文物古玩鉴定师的职责，对社会上现有的所谓鉴定师队伍进行清理甄别，制定出详尽的鉴定师行为准则，还要进行业务考核，合格的发给证书，准予上岗。唯有这样，中国的古玩市场才能健康发展，才能有名副其实的、受古玩爱好者相信和欢迎的鉴定师。

中国文物的社会鉴定

文/胡志祥

2005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增聘工作已经结束，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是在原有七个专业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现、当代书画组和近、现代历史文物组，反映了国家文物主管机构与时俱进的思路；二、是没有提及面向社会的服务。按照《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草案）》第六条的规定，其工作范畴是：为国家_可以移动文物保护管理的行政决策提供咨询；为国家的珍贵文物征集保护提供鉴定咨询；受国家_的委托，进行文物司法鉴定等。198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时的章程中，委员有七项任务，其中有面向社会服务的任务，而照本届《规定》等于是取消了委员们的这项任务，而且还特别强调：“未经国家_许可，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和从事社会活动；不得开具任何带‘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等有关字样的鉴定证书。与国家鉴定委员会无关的个人行为需自行承担责任。”其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权威和声誉，维护正常的文物市场秩序。

以上的这一规定，使原本希望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出来主持公道、规范市场、平定天下的人大失所望，从而引发了“国家文物鉴定机构是否应与社会对接”的大讨论。

据我所见，首先国家_这一规定是明智的。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一是因为太忙，因其服务的对象有1500多座博物馆，1283万件馆藏文物，其中珍贵文物330万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承担着鉴定评估、征集保护、出入境审核、司法鉴定及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如再介入极其庞大的民间收藏市场，肯定会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是，目前专家们使用的主要鉴定方法是传统的目测法，而传统鉴定方法有着先天的缺陷，容易产生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比如以前曾发生过对一幅现代名家国画，两位都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资深委员的南北书画鉴定大家，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就是明证。这一规定避免了国家鉴定委员直接卷入纠纷的漩涡中去。

但是，目前在社会中，对文物的鉴定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渴望：一、当前，民间文物收藏积极性空前高涨；二、民间的收藏逐渐趋向高端，风险增大；三、文物鉴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需要学识、实践、阅历等的综合历练；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物鉴定人才出现断层。

所以，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规定与民间的需求之间有巨大的空白地带，究竟如何填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我想我们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一、应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指导和引导下，开设一些社会文物鉴定骨干培训班，为各拍卖公司、文物商店、画廊等艺术机构培训专门人才；二、培训可依托有关高等院校，使培训工作纳入比较规范的渠道，并可减轻专家和有关机构的大量事务性工作，使培训工作更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三、组织各领域的鉴定专家编写一些专门的权威性的鉴定教材，正本清源，使民间的鉴定家和收藏家有所依凭；四、可成立有关的行业协会，对民间的鉴定工作起自警自律的作用；五、有关媒体可多报道一些真实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鉴定案例和有关鉴定知识，监督舞弊，以正视听。

如果这样，可以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中国文物的社会鉴定状况将大有改观。

收藏协会主要鉴赏人员介绍

赵福光：男，_党员，汉族，1945年生，河南南乐县人。1962年毕业于广州航空学校，现担任南阳市收藏协会会长(法人代表)。几十年来潜心研究历代瓷器、旧钱古币、铜件杂项、善本古籍，积极收藏保护历史文化。在研究藏品风韵，总结历史特征，判别藏品真伪，断定藏品年代等方面，基本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和规律。发表过研究论文，刊登过藏品报道，举办过藏品鉴赏。为普及收藏知识、传播收藏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而积极开展工作。

袁祖庆：男，_党员，汉族，1954年生，南阳市宛城区人。本科学业，现任南阳市五中，系特级教师。热爱收藏事业，钟情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品，从事收藏鉴赏活动近20年。对古陶瓷、晚清瓷器、青铜杂件、石刻拓片有丰富的鉴赏经验，现任南阳市收藏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张朝高：男，_党员，汉族，1958年生，河南镇平县人。大学毕业，先后在镇平县政府和外贸局工作，而后从事矿产品冶炼工作，现供职南阳市石圣矿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在长期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下，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爱石、品石、知石、藏石，把石头看成无字天书，对观赏石有较高的鉴赏水平。对民族文化非常热爱，收藏兴趣非常高，对收藏事业大力支持。现任南阳市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

王政：男，汉族，现年66岁，南阳市人。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洛阳市工作，而后调入南阳市政府工作。于1975年调入南阳地区工艺美术管理局工作，开始对古玩收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而走上了收藏研究的道路。同时对玉器、根雕、丝织、地毯、服饰、竹木草编等门类进行潜心研究。而后又专拜天津口岸李世昌专家为师，开始了对古玩艺术品的学习，终于掌握上述古玩艺术品鉴定的知识，在南阳是独一无二的人才。该对收藏事业非常积极，现任南阳市收藏协会秘书长。

李智信：男，汉族，1929年生，南阳市宛城区人。大学毕业，先后担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会员，河南省计量测试学会第二届理事衡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阳市民俗研究会理事，南阳市收藏协会副秘书长。该对金银外币潜心研究40多年，在鉴别真伪审定方面经验丰富。先后在《中国钱币》、《收藏界》、《钱币世界》、《收藏》等杂志发表研究文章100多篇，受到全国收藏界的好评。对南阳的收藏事业贡献较大。

吴宇翔：男，南阳市人，大学文化，现年33岁。业余收藏研究古玩多年，在鉴赏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努力，瓷器、玉器、铜器、竹木牙雕均收藏较丰。现任南阳市收藏协会副会长。该积极参与社会收藏活动，2006年5月份、7月份两次受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栏目组特别节目《赛宝大会》筹备组之邀，从全国上万名古玩爱好者中经过初选、笔试、复试、面试被确认为全国《赛宝大会》宝探人之一，出任2号宝探，荣幸登上赛宝大会会场，向全国展示了收藏知识和收藏才艺，受到全国的收藏爱好者的好评，为南阳收藏事业增了光，为南阳收藏协会添了彩。

南阳市收藏协会公告

南阳市收藏协会是经南阳市政府机关批准登记唯一合法的市级组织。本协会将面向全市宣传国家收藏法规，宣传收藏文化，联络收藏组织，开展学术研究，为加强文明建设，打造和谐南阳而积极推动收藏工作。热烈欢迎各界收藏爱好者加入收藏组织。

1、加入收藏组织条件：集体观念强，道德修养好，品德素质高。入会手续简便，凡爱好收藏，具有部分藏品，不分区域、职业，持身份证复印件和近期半寸免冠照片两张，即可到协会办公室办理入会手续(电话：手机：13103673452)

2、本协会积极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和收藏品，包括：青铜器件、历代陶瓷、新旧玉器、古旧字画、邮票纸品、历代钱币、_物品、烟标火花、各种证卷、古旧石刻、木雕家具、新旧根艺、民俗用品、观赏奇石。

3、凡本会会员在正常收藏方面遇到无理干涉时，本会积极出面调解，尽力为会员排忧解难。

4、帮助介绍会员之间藏品互换和转让，积极做好收藏品调剂工作或联系藏品拍卖，为会员解决以藏养藏问题。

5、免费为会员提供藏品研究资料和收藏信息。

6、会员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藏品展示活动及鉴赏研究活动，使其开阀眼界，增长知识，断代辩伪，品评优劣，提高鉴定水平。

7、会员的收藏研究成果和研究论文，本会推荐新闻媒体免费发表宣传。

8、凡藏品具有一定数量，并且有较高的研究资料价值，又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本会可呈上级组织批准，授予民间收藏家荣誉称号。

9、南阳市收藏协会办公地址：南阳市永安北路丁字口路南。

办公电话：

手机：13103673452

文物真与假到底谁说了算？这依然是一个缺乏权威解答的问题。

本刊记者易珏

几年前，《当代》曾刊出一则故事，某大学考古系教授一生严谨勤勉，甘于贫寒，却也耐不住家中老夫人的埋怨，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终有不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号称从事盗墓的“老乡”，想便宜转手手中的战利品。老教授感觉机会来了，拿出所有家当购买“老乡”手里的古董，还以为自己是专家不会看走眼，捡了大漏。结果，不久老教授便被公安局通知那位“老乡”是文物造假团伙中的一员，自己手里的都是赝品。

那位老教授最后赔了个底朝天，落了一堆假货。不过，故事终归来源于现实生活。古董自来多赝品本不必多说。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等多方面因素，加之“盛世玩收藏”的观念引导，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个本应准入严格的行当中来。与有限的藏品形成对照的是无限的收藏热情与投资需求。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说，中国90%以上的藏品都是假的，真品还不到10%。更有业内人士估计文物造假已经形成产业链，养活着数十万从业人员，产值以百亿元计。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统计，2011年秋中国艺术品拍卖（统计时间从2011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成交总额为亿。通过文物商店、古玩市场及其他民间交易达成的交易额不可计数。面对如此可观的市场规模和收藏需求，文物造假产业链的形成必然有动因。而造成文物制假如此猖獗，却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有法律、法规及文物鉴定方法手段等问题。

始于辨伪

一般意义来说，文物鉴定是三名以上的研究者因工作职责或接受委托，就被鉴文物进行整体研究、检测、分析，主要针对其真伪、价值、年代等得出结论。

以古陶瓷鉴定为例，其主要包括辨别真伪、确定窑口、断定年代、评定价值四个方面。而确定窑口、断定年代、评定价值是建立在辨别真伪的前提下。因此，真伪的鉴别则成为文物鉴定中的最基础内容。

文物鉴定根据主体分为公立鉴定和民间鉴定。公立鉴定指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主管的组织机构的鉴定行为，比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地方省级鉴定站、经批准设立的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文物商店、公立的博物馆等。民间鉴定指除此之外的各类鉴定行为。目前，对于文物鉴定结果的争议不仅发生在民间机构，在公立机构也频繁发生，而争议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真伪辨别上。

记者发现，市场上看到的由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文物鉴定证书都可以花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购买。一位资深鉴定专家表示，现行《文物保护法》没有针对文物鉴定环节担责方面的规定，这就为提供虚假鉴定者提供了获利的空间。鉴定机构不需要为鉴定结果负法律责任。鉴定是一种结论，虽然结论对文物的交易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从法律层面上，它只作为交易的借鉴依据之一，并不是举证。

与文物鉴定有关的法律《拍卖法》、《合同法》、《著作权法》等，有关鉴定的条款仅有“零星碎语”，有关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程序、法律责任等也是空白。目前，我国民间的文物鉴定既未形成成熟的行业自治，也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和监管。

技术之争

中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花1800元买了把现代工艺制品“越王勾践剑”，还在众多媒体上宣传自己“捡了大漏”。从事文物考古鉴定半个世纪的文物界泰斗一不小心也买到了赝品，这就需要反思传统的文物鉴定技术。有学者提出，我们的文物鉴定技术还停留在使用磨制工具的“新石器时代”。民间文物鉴定仍然停留感官鉴定阶段，鉴定的理论是依靠放大镜长期观察积累下来的经验。著名藏家马未都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津津乐道地回忆自己如何积累的鉴定法眼――观看，每天去故宫盯着宝贝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文物造假者也在与专家的较量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他们参照书中的描述与图片不断地改进仿造工艺。于是，造假者、藏家和鉴定专家可能在参照同一本理论教材，而依靠放大镜观察纹理材质与技艺的方法风险在提高。

现代仿古与作伪已经采用数码影像制图、精细化工配料、非金属电镀、可控电气化窑炉等先进的工具与技术，形成以地区为特色的各种仿古产品的基地。安徽仿品主要以清代民国海派和新安画派老画为主。南京假画以金陵画派、傅抱石、陆俨少、陈大羽等画家的画作为主。河南则是伪青铜器和伪玉器的重灾区，等等。

针对高科技仿古，国内一些文博机构从国外进口仪器设备，也采用高科技手段来鉴定文物。被收藏界称为“古玩行的西医大夫”的关海森认为，要想改变文物造假这样一种整体环境，得从鉴定技术上做文章。只有鉴定技术可行后，法律上才有裁定一件事物的标准。多年来，他建造了自己的文物鉴定实验室，把医疗、地质勘测、军事、生物、摄影、珠宝鉴定等行业中的工具、仪器借鉴过来用于文物的鉴定。

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科技评估中心顾问委员罗武干博士认为，科技鉴定不仅需要高端的仪器设备，更需要拥有专业技能的科研队伍，并建立全面、可靠及庞大的数据库。在这些基础之上，科技鉴定的结论才更有公信力。

行业自律

不少买家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选择从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购得藏品。即便如此，不少拍卖公司拍假与假拍行为依然大行其道。《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也不利于竞买者――拍卖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或品质不需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2011年初，被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出亿天价的一套汉代玉凳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然而时隔一年就被鉴定为高仿品。

在美国，消费者从拍卖公司购买的藏品如被鉴定为赝品，有权将拍品退还给拍卖公司，并获得支付款两倍的赔偿。拍卖公司与鉴定机构在行业内的信誉将受极大影响。因此，国外的拍卖行业发展规范，很少出现拍假的新闻。

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之前，拍卖行业想要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开展行业自律。庆幸的是，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行动。

专注朝鲜美术拍卖的北京际华春秋拍卖有限公司鉴通过朝鲜国内美术机构参与鉴定，特别是艺术家本人和家人的参与帮助，杜绝仿品、赝品的上拍。匡时拍卖起从2009年实现了海外征集藏品的新模式――与日本最大的拍卖公司之一，亲和拍卖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即日本亲和利用本土拍卖行的优势，代替匡时在日本征集中国艺术品，而匡时则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中国进行拍卖。这种新的模式既开拓了藏品的来源，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藏品的品质，是现实条件下的有益尝试之一。

终结文物鉴定行业的乱象，需要法规的完善、行业的自律与鉴定技术的改进多管齐下，方能标本兼治。

在传统中国书画研究领域，人文与书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就是在讲书画功用和文化性质。士大夫们相信书画作品和与书画相关的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移风易俗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中国书画传统的文化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中国书画研究中出现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更广阔的视角、更严密的逻辑、更宽泛的向度上去阐释中国美术史。中国书画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并逐步形成了研究和阐释中国美术史的全新领域。

传统中国书画研究既包括书画作品的品鉴和赏评，也包括书史、画史研究和阐释，二者并行不悖。其中，书画作品的品鉴又是传统中国书画研究的基础。书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神韵和笔墨情趣是传统中国书画欣赏和研究关注的重点，笔墨生动传神是传统书画品鉴的第一法则，也是书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传统书画史家和评论家们从作品气韵和笔墨方面认真品鉴书画作品质量，并进行作品品次分类，如神品、妙品、能品和逸品等。优秀的书画家和优秀的书画作品会更受到书画评论家和书画史家的青睐。这些优秀的书画家们和书画的鉴赏者都是传统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垄断了与书画相关的话语权。这固然是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但对于中国书画与文化史之间所存在的可能性关联，传统中国书画研究的理路和观念并没有做出全面详备的阐释。

20世纪以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传统的影响，中国书画的传统研究逐步改变其路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美术史研究的理路正在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传统的书画研究模式。西方艺术史作为学院中的一门学科，奠基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和奥地利，后因_德国迫害犹太人，促使重要学者播迁英、美，学科之建制包括研究对象、议题、方法与基本假设，也随之在英语世界生根发展。二战后的二十多年在美国的发展分为“形式主义”和“图象学”两大研究方向，或专注于艺术形式的剖析与各家各派风格谱系的建立，或致力于发掘可解释作品中人物或故事意义的文献资料。此二方向虽来自德奥传统中的风格分析与内容诠释，在其成为研究惯例后，艺术史就慢慢失去原有的冲力、创见与思辨性。于是，批评之声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汇聚，逐渐酿成艺术史研究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社会艺术史（或称“新艺术史”）的兴起。社会艺术史将“社会”带入艺术史研究中，“艺术”不再是独立自主的范畴，而是社会脉络的一部分，艺术品也不仅是特出天才的杰作，更包括形式一再重复的商业作品。近十余年来所形成的第二波转变方兴未艾，然而，艺术史跨学科、议题化及理论化的倾向已十分清楚。在此思潮中，艺术品因内在质量而来的美学考虑更趋边缘化，各式物品与视觉媒材可依研究课题，混一讨论、不分品秩，也不须区别其质量的优劣；取代美学范畴而与艺术史相对话的，则是各式各样的文化议题与理论。艺术史与其它学科之间，也因“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崛起，首次出现广大的交界地带。艺术史研究中的文化议题大量涌现，“文化史研究”遂成为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王正华在《艺术史与文化史的交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一文中也有论述。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进入信息时代以来，西方美术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及时和普遍，中外美术史界的互相交流日趋频繁。中国书画研究也逐步与海外美术史研究同步起来。显而易见，无论在方法论的运用还是在学科建制方面，中国书画研究自觉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理论和经验。中国书画研究的学者致力于中国书画的形式分析和各种相关文化议题的讨论和研究，而以书画品鉴为主的传统中国书画研究模式则日趋式微。最近几年来，跨学科的文化史研究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其中固然有学术研究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作为其背景，但是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似乎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一直以来着重强调人文因素的传统存在某种内在的契合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相对于其他美术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更加受到中国美术史家的青睐，其中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厚。

随着中国书画研究领域各种跨学科议题的不断涌现，有学者质疑以社会学和文化史的观念对艺术史的问题进行阐释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中国书画自身的价值问题；部分艺术史家或忧心于传统中关于艺术品真伪判断、品质鉴赏和风格传承等问题将因之而隐晦不彰，或认为这种“视觉文化”未能正视艺术品在文化中与他种物品不同的特质，或质疑把以视觉为主的当代文化现象投射于19世纪以前或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是否适当等等。因此，也有部分艺术史家提出美术史研究的边界问题，主张中国书画的研究应该着重关注书画本体问题，如作品的神韵和笔墨情趣，认为这才是中国书画研究的本分所在，而中国美术史研究外延无限的扩大超出了书画研究应有的边界，损害了对中国书画本质的研究和探讨。部分美术史学者主张与中国书画相关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应该归于美术史的外部研究或研究，与书画研究中之传统研究方式、美学探讨和形式结构风格研究等方法相区隔。针对这些对中国书画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的异议，有学者提出不妨借鉴一下美国的做法，美国艺术史研究已逐渐分化为学院学者与博物馆学者，后者围绕具体收藏品之真伪与风格的研究，有可能承继鉴赏学的传统，成为艺术史学界的基石。这或许可以补救艺术史研究中跨学科文化研究的不足。事实上，如何在所谓的中国书画研究的本体研究—如笔墨情趣和形式构图等诸多中国书画的内在因素—与书画之外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文化因素等外部因素之间构筑一架互通的桥梁，对当下的中国书画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我认为如果想要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和进展，既要依赖于研究者对中国书画笔墨与造型的敏锐洞察力，也必须依赖于其对于各种文化史因素的深入探讨和逻辑分析，这样才会有互通的可能和阐释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中国书画的研究者因应西方学术潮流，拿来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已经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中国书画研究作为新的艺术史学科也正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和学院中逐步确立起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反对西方艺术史理论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运用；就我个人而言，也并不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实际存在着一个内部研究与研究的边界—所谓的边界只不过是具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问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超越这些所谓内与外的边界羁绊，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去融合贯通，这对我们当下中国书画研究更有益处。然而，须清醒认识到以书画品评鉴赏为基础的传统书学和画学研究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社会人文环境的改变，对于我们保持这种书画品鉴传统的努力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如何在保持传统书画品鉴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文化史研究是中国美术史学者们应该优先思考的问题。如果书画品鉴不存在了，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书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