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苏轼(2)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政见；《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论证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其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这些论文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较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情调森冷，耸人毛发；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流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学的影响。

书札、题记、序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疎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篔簹谷偃竹记》《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有16则，明刊《东坡七集》收有13则，都是史论。其论封建，称“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论平王指出其“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均很有见地，然其论商鞅等条，借评史攻击变法，则不免有所偏蔽。《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烘托出月夜的明净和心境的悠闲，《记游松风亭》通过随地歇脚的细节，写出无往而不适的放达襟怀。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东坡喜爱仇池，诗中多处提到，故以“仇池”名之。其所收目，部分亦见于《东坡志林》。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扶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