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春风化雨

张遂五

从30年代起，我就是金先生的学生，亲侍讲席。金老对我言传身教，春风化雨。在各方面给我的教益，都使我终身难忘！

在旧中国时代，金先生就是既教书又育人的。他不仅传授知识，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给学生以感染。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金先生一向关心政治，但不同流俗，对反动势力傲然不夺其志，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正像毛泽东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金先生的骨头也是最硬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东北到华北强占了我大片国土。日寇强占北平后，先生随学校南迁，从湖南衡阳岳麓山下的临大，又转辗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不辞辛劳奔波万里，坚守培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我也从北平流亡出来。感谢冯友兰先生来信告知，清华研究生院已在昆明恢复，这对我是一个吸引力量。1939年，我从四川赴昆明复学，继续在金先生的教诲下学习。先生在政治上丝毫不苟，对黑暗现实不屈服、不妥协的高风亮节，我作为学生看在眼里，是由衷敬佩的。这也增强了我在生活中抵制恶势力侵袭的勇气。

金先生对科学和真理不知疲倦地追求，他的这种精神给青年时代的我指出了一条人生的道路。我对哲学发生兴趣，并且以之为终身事业，要感谢金先生的启蒙。初进清华，我学理科，也对哲学有些兴趣。后来读到金先生在《哲学评论》上的文章，如《论自相矛盾》《外在关系》等，使我觉得自然科学固然包含着真理，但似乎还有更高的真理值得我们去追求。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进一步去探讨那种带有更大普遍性的问题，才能理解到关于这些知识的所以然。这样想法当时虽很幼稚，很朦胧，但金先生的这些文章确实开拓了我的眼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新的世界图景。于是，我转到哲学系。到哲学系后，金先生给我们讲课，有时约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讲课。周先生结合主题给我们讲一些物理学上的新成果，并从哲学上给以评论，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当时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一提：

一是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教授给我们讲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冯友兰先生主持会，周先生、金先生都发了言，同维纳教授展开了讨论。使人感到，要讲哲学，离开科学寸步难行。

二是法国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出身的郎之万来清华讲学，吴有训教授临时担任翻译和解说。郎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写下普朗克常数。从这里说起，如数家珍地大讲微观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把人带进一个神奇的世界，令人惊奇，令人神往。

金先生讲的“哲学问题”一课，经常选印一些外国杂志上新发表的有关哲学的文章作教材。记得当时美国物理学家布里治曼写了一本《近代物理学的逻辑》，主张所谓“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前不久还有人评述他的学说，可见他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有一定影响）。为了弄清其哲学意义，金先生就选印了有关文章，在课堂上，师生们各抒己见加以讨论。我们平时阅读的大都是罗素、怀特海、伯罗德等人的著作。后来到了昆明，金先生还把他在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周先生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教授时和爱因斯坦讨论过的文稿，给我阅读。总之，在当时清华哲学系养成了我一种倾向，就是要通过自然科学的途径达到哲学。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有关现代科学的时空学说的。在论文的答辩会上，周先生问的问题最多。他提出的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现在我教的是欧洲哲学史，我觉得自然科学史对哲学史的关系和影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在当研究生期间，除第二年用一部分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外，两年中其余的时间都是听金先生讲述他的哲学专著《论道》和《知识论》。这两部书中虽不无可进一步研究之处，但我觉得在学术上它们是具有居于第优质地位的自成一家之言的体系。解放后，金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连续写文章，自觉地展开自我批评。这说明金老虽已年近古稀，仍积极要求进步。金老终身不渝的追求科学和真理的精神使我深受鼓舞，总觉得金老高大的身影在前面指引着我。

金先生无论在谈话或讲课时都善于启发，用提问的方式把问题步步引向深入。无论是讲专业课“知识论”，还是开休谟的《人性论》、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刘易斯的《心灵与世界秩序》等课，金先生都是有计划地先读几段，然后提出问题，用指名或示意的方式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再展开充分的讨论。当时班上的同学不多，但总是显得空气十分活跃。金先生善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让学生循着矛盾对立的自然开展而达到解决。如果说古希腊有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式的辩证法的话，那么金先生每上一次课就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一次生动的辩证法实习课。他这样做，完全符合人们思维发展的具体实际，使课堂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天，金老桃李满天下，后辈们仰之如泰山北斗。我国哲学和逻辑学界以有金老这位当代的大智者，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在各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