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眉女子──感觉黄碧云

艾晓明

那次和朋友逛香港上环的老街，在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从四壁发黄的流行小说里，忽然发现黄碧云的散文集《扬眉女子》，如找到了宝贝似的拣出，花了十四块港币买下。回来后，先寄给北京一位写文章的朋友急用。那包书到如今有了两年多，尚不知还在何处浪游。

别的书都无所谓，就可惜这本《扬眉女子》。想象中，黄碧云就是一位散荡的、满世界周游的扬眉女子。从未见过她，但从她的书中知道她的情形。

黄碧云新出的第二本散文集《我们如此很好》（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5月初版）全是她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的笔记。出入于东方和西方，南韩的金浦机场、巴黎奥里机场、雅典的奥林匹克机场、印度的德里机场、纽约的拿加地亚机场，北京机场……

所以无所谓生离死别，如果伤心，可能只因为寂寞。我要飞纽约。我的长兄要来送我，或许怕不能再见到我了。我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快要进入入境柜台了，便忽然说，“就像要去死似的。”他已经双眼发红了。我心一难过，忽然便流下泪来，其实眼泪时常都白流，是因为不够聪慧通透。有什么好流泪的呢，连最不喜欢的人都会再碰面，更何况是有心相见的人呢。只怕相见时，人面全非，见总会再见的，除非死了。死了，已成定局，流泪就更白流了。只是当时不明白。（《我与机场的忘年恋》）

一段话，是独自上路的女子、过来人的体验。到过很多地方，黄碧云笔下的异地带着她的心性和想象的素质，深刻、琐碎而平常。人物、景物融在旅行的心境里：“我在想故事大纲，他们的啤酒、足球、大麻，我的写作，意义似乎都一样，是短暂的快乐。”（《说城·故事数则》）平常我们说：以心相见，其实写起字来不容易做到，因为太多的写作的程式，厚重地覆盖了文体。不过这对于黄碧云不是问题，她说的是心的触觉，像散漫地讲故事，又比写小说时的她温婉。一些联想、某些影象和书本、现世的经历和偶然遇见的什么叠杂，心里受到触动的片刻。“一个人内心的晦暗是难以言喻的，因此我与神父接近，但什么也不说，亦不动感情。”她给朋友的信，似真似幻，因为那收信人，分明是她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又不止一个人物叫细细。她又翻写《布拉格之恋》。城市就是这样，你到布拉格，怎么能不想萨宾娜、特利莎。黄碧云的语言在香港作家里是少有的，朴素、简单：

“我在埃及，想起你来。”（《日焚。开罗月亮》）

“这个古老帝国的城市，依旧壮观华美，人在其中的沉闷，中古的乡村性格，黯晦困乏，并不见得明明可知。因此听得非常静，沉下去，沉下去，欧洲陆沉了，而我又婉转难言，一如日蚀，一如安东尼奥。”（《开放罗马城》）

耐读的句子，渐渐有哀愁浸出，如水，丰盛。黄碧云出过三个小说集《其后》（1991）、《温柔与暴烈》（1994）、《七种静默》（1997），都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可见她写得不多，在我看来，这是挺专业的态度。“天地”的编辑部主任颜纯钩是内行，可能第一眼就“惊艳”了。他的一段文字，犹如傅雷读张爱玲的《传奇》。

《其后》是黄碧云的第一部小说集。如此年轻，如此才情横溢，却又如此酸楚凄凉，这“扬眉女子”也算是世纪末香港的独特产物了。在她的小说中，生命都是漂泊无依的，在外部世界纠缠，在内心世界煎熬，总是互相纠缠煎熬着，一起沉沦、失落、只有过去，没有将来。小小的欢喜，沉重无边的痛苦，生命便是以巨大的痛苦换取微不足道的喜悦。到最后连喜悦也不是所求的了，只剩下对于死亡的期待。在她的世界里，死亡并非人世巨创，而只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或者一个苍白委婉的手势，好象有个人漫步走进浓雾，渐渐就不见──他见不到别人，别人也见不到他。人天暌违，也不过像他在浓雾深处轻叹了一声，如此而已。

友情会过去，亲情也会，爱也是一点一点在消逝的东西，甚至恨也是。只有死亡，是最终要走上去的生命祭坛。其后，便什么也没有了。（见《其后》封底）

黄碧云以《温柔与暴烈》获1995年市政局“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奖项。比较起来，《其后》的故事就显得轻和单纯。《温柔与暴烈》的风格如书名，强烈地对立，血腥和暴力的气息扑过来，生命中的好多悸动、痛楚堆结着。而这些，就是爱；虚无莫过于此吧。

读《其后》，有时要想到张爱玲，但《温柔与暴烈》就不了。黄碧云故事中的男女，在东南亚的丛林间挣扎、在加州或者巴黎流浪，她又写罪案和政治；这异国情调、人物故事的芜杂和她以心理感觉作为叙事线索的方式，都不似张爱玲。她写那些芜杂世事里人心的简约求索，如“温柔的生”，如一点点真爱。但在污浊和狂暴的现世，显得好笑。而人依然活下去，如此不堪，也苟且，也坦荡面对。站在泥泞、黑暗和罪恶的渊薮里，黄碧云善写这些芜杂的心理，绝望、无忧、温柔，相克相生。这个女子，六十年代初生于香港、长于太平盛世、留学于巴黎；干过六年新闻工作，其间曾多次踏足越南、泰北、孟加拉、老挝，在泰缅边境等地区采访和旅游。“长期接触这些战地边缘，也增加了反思暴力的机会。”她说：“而到了最后，便可以带入，很宽阔的感觉，就如自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灵魂，在许多地方存活着。”（见黄念欣、董启章：《讲话文章──访问、阅读十位香港作家》，香港，三人出版，1996年8月，第39页）

《双世女子维洛列嘉》来自这个集子，是九个故事中最短的一篇，好象也是唯一没有暴力的一篇。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越南女子的三段相遇，结构清晰。我欣赏作者那种单纯与辽阔的对照。惊却的维洛列嘉、革命敬礼的维洛列嘉、潇洒随意的维洛列嘉，三张照片，祭奠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和终结。男人也活过了自己的三世，身份和政治都是变化的布景。黄碧云看人，那些背景甚无道理可言，所以她很少道德评判，生命意志，在她的笔下，惊心动魄，是为“美丽强壮的女子”。《突然，我记起你的脸》，是她新出的小说集《七种静默》首篇。一句话，像一句谶语，奇异、神秘地重复；一直看下去，有很多物品形象，令人目眩。这些物品联系人物的故事，集中了强悍的爱情、死亡、残酷和衰老。我觉得黄碧云是凭感觉讲故事的，那种感觉，带有诗意的突兀和心理的幽冥，她可能着迷于这些东西，于破破烂烂的现世人生中，凭着感觉和物象的线索，她发掘出的故事绮丽和凄惨。这篇小说换了好几个叙事人，每句“我突然记起……”的话突兀地把叙事人弹出来，第一个是个中年单身汉，捷克人，在伦敦开了一家叫“波西米亚”的旧物店；第二个是曼谷红灯区的老板娘，久经风尘，管了一群舞女，酒吧也叫“波西米亚”；第三个是墨尔本的牧师。由他们来讲说出这句谶语的人：圣诞夜一跤跌死的典当老人、与杀人犯缔结爱的舞女，来教堂忏悔的盲人。

交织在里面的是所谓“奥加的金杖”、宝石发簪、“希望钻石”……一件件珠光宝器，在人世流转。可是，物犹可辨，唯人事变幻莫测。谁是奥加？阳光灿烂的女杀手？脸孔像地狱的太太？或者也包括看清了幻觉的店主？在这个作品里，通过流转的饰物，黄碧云找到激发想象的焦点，她也利用饰物隐含寓意的方式，在物品内重叠罗列遥远的时空，令情节花枝招展。这种想象是她旅行生活里具体经验的伸延，如她所说：“不同的地域最起码也帮我吸收了很多词汇，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源自生活的词汇：沙里、银扣、咖喱、丝绸、泥土、达卡城……是一种对意象的吸收，感染了处境和气氛。但这些都是很技巧的东西，……”（《讲话文章》第38页）很技巧地传达人物的性格──刚烈又优柔的细细娘、了又未了的移民情怀、又或者是对尘世的如缕眷恋：“世上的华美，情欲的触感，让我们爱与痛，因为生命的短暂无由，我怎忍将你毁灭──那一定是魔鬼的诱惑。”很技巧地写着小说，像“含在喉咙里的一枚金戒指”，记得黄碧云在什么地方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