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评析

李知文 刘永章

《鸿门宴》描写的是刘邦、项羽在推翻秦王朝后，为了争夺农民起义军胜利成果而首次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作者以娴熟的艺术技巧，生动地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描绘了许多富有戏剧性的难忘场面，情节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因此，《鸿门宴》具有很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

秦始皇创建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秦朝，由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致使“天下苦秦久矣”，民心思变，在公元前209年7月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战旗一举，应者云集，反秦怒涛遍及中原。在农民起义的高潮中，刘邦和项羽，也于同年9月起兵江东（今江苏吴、沛），被卷入农民起义的洪流。当时刘邦48岁，项羽24岁。不久，农民起义领袖吴广、陈胜相继牺牲，“世世楚将”的项梁，采纳了末将范增“复立楚之后”的建议，趁机拥立老楚怀王的孙子（名心）为“楚怀王”，作为反秦势力的傀儡首领。公元前208年9月，楚怀王召集诸将结成反秦联盟，命令主力军刘邦、项羽兵分南北两路，合力西击秦军，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统帅南路军先于项羽入关破咸阳，但为了“待诸侯至而定约束”，退驻霸上（今陕西长安县的白鹿原）；然而又恐失掉关中，于是派兵守关，“无内诸侯”。11月，项羽率军西来，闻讯震怒，屯军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的项王营），扬言马上要同刘邦开战。

为何两支反秦势力，突然剑拔弩张，互相厮杀起来？这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原来，刘、项各自都有南面称孤之心。想当年，刘邦在咸阳服役时看见了秦始皇，曾经十分羡慕地说过：“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在公元前210年看见秦始皇游会稽时，也曾颇为自负地说过：“彼可取而代也！”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对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必然拼死相争。果然，秦王朝覆灭后，刘、项之间的矛盾便逐渐趋于激化。刘邦先入咸阳后，本来“欲止宫休舍”，只是听了张良“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留侯世家》）的劝诫，才“还军霸上”。但离咸阳之前，极力制造“吾当王关中”的舆论，以期得到父老、豪杰的支持。后又采纳鲰生的意见，“距关”，这表明刘邦做关中王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而项羽对关中王也早就馋涎欲滴，又有四倍于刘邦的兵力，故骄横不可一世，宁可负约也要把关中据为己有。因此，刘、项之间大规模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势不可免。《鸿门宴》便是“楚汉相争”的第一个回合。

（二）

所谓“鸿门宴”，是指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在新丰鸿门举行的一个藏有杀机的宴会。这个“宴会”，是刘、项之间政治矛盾由潜滋暗长到公开化的生动表现，是漫长激烈的“楚汉相争”的序幕。“楚汉相争”的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个名为“宴会”，实为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充分展示了刘、项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生动地对比了斗争双方策略高下的悬殊，并预示了胜负的必然结局。

“鸿门宴”的故事向读者展现了这样的具体矛盾：刘、项因争夺关中王产生了不共戴天之仇，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刘邦，宴会前，面临大军被击溃的危机；宴会中，又可能遭受杀身之祸。然而刘邦却竭智逞才，随机应变，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向着他既定的目标跨出了一大步。故事情节即围绕这学科索循序展开，忽张忽弛，跌宕有致，引人入胜。

一开头是战云密布。项羽胜利结束大破秦军主力的“钜鹿之战”以后，于公元前206年11月西行来到函谷关。不料大军受阻，又闻刘邦已破咸阳，继而又得到刘邦部将左司马曹无伤关于“沛公欲王关中”的密报，真如火上加油，不禁勃然大怒说：“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接着又有谋士范增对刘邦“其志不在小”的分析和“急击勿失”的建议，使气氛更趋紧张；再加以项羽的叔父项伯连夜私见张良，密告军情，刘邦闻之“大惊”，仿佛两军即将展开一场厮杀，令读者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然而，一夜之间空气骤变。这是由于刘邦在此千钧一发时刻，采纳谋士张良的建议，热情款待项伯，约为婚姻，并针对项羽慕虚名的思想弱点，借项伯的嘴向项羽诈称自己“日夜望将军至”、“不敢倍德”的缘故。项伯这一微妙角色，不但“具以沛公言报项王”，而且竭力为刘邦说情：“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对其“亲信”项伯的话竟丝毫不疑，当即“许诺”，紧张的临战气氛便开始缓和。但是，毕竟项羽与刘邦尚未见面，项羽的诺言似乎未可全信。

刘、项晤面，项羽“因善遇之”，与之同饮。但实际上，主宾各怀计谋。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时而紧张，时而和缓，读者的心情也随之起伏不定。整个“鸿门宴”的情节，大体可概括为三起五落。

三起：宴会开始后，“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气氛始趋紧张，一起；项羽因为没有察觉项伯徇私通敌，完全相信了项伯的劝告及刘邦的表白，“默然不应”。而主张“急击勿失”的范增不肯罢休，离席叫项庄进来以舞剑为名，企图“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于是宴会顿时充满杀机：读者眼前，项庄和项伯拔剑对舞，一攻一守，心照不宣，气氛更趋严峻，二起；张良如坐针毡，离宴找樊哙告急，樊哙撞倒守门卫士，闯宴怒视项羽，项羽“按剑而跽”，此时故事发展到较高潮，紧张的气氛达于极点，伴随刀光剑影而发生的血肉横飞的事件似乎已不可避免，三起。可是，事情却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紧张的气氛竟逐步缓宕下来。

五落：项羽对于贸然闯宴的樊哙不但不怒，反而赞樊哙为“壮士”，读者的心弦稍觉松动，一落。接着，樊哙又锋芒毕露地指斥项羽，颂扬刘邦，其调子虽然是刘邦语言的翻版，却比刘邦要尖锐得多，但“项王未有以应”，并赐“坐”。刘邦与樊哙配合之默契，使项羽更加相信刘邦无意做关中王，读者的心弦又进一步松弛，二落。但是，杀机仍未彻底消除，身处“鱼肉”地位的刘邦坐不安席，机警地托词离宴，樊哙、张良会意随出，宴庭内外一片动乱，司马迁描述却有条不紊，使读者的视线在宴庭内外不断移动变化：庭外，“宾客”刘邦与群臣紧急策划脱身之计；庭内，“主人”项羽与左右还不知道，于是“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气氛张中有弛，三落。情节继续发展：庭外，刘邦轻骑简从，抄小路脱身回营；庭内，张良献礼，项羽“受璧”，四落。此时范增的全盘计划被打乱，因此，范增受玉斗后，“拔剑撞而破之”，满腹怨恨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这一很有见地的预言，完全为后来事态的发展所证实。“宴会”至此结束，刘、项冲突暂时转为平缓，五落。

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为什么能在“鸿门宴”这场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化险为夷，并在尔后长期的“楚汉相争”中获胜？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刘邦善于审势察情，“从民所望”；而项羽则不识时务，“自矜功伐”。

刘邦深知“天下苦秦久矣”，注意吸取秦灭亡的历史教训，较能体察关中老百姓渴望废除秦朝繁徭苛法，希求获得休养生息机会的心理，于是就“承敝易变，使人不倦”，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的措施。诸如“约法三章”，严明军纪，开垦“秦苑”，屡赦天下，不杀降卒等。此外，刘邦还注意处理好同尚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楚怀王的关系，谨慎地对待关中王问题，注意争取社会舆论，利用项羽内部矛盾，力求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刘邦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直接效果，一是进军顺利，最先入关，获得做关中王的条件；二是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和楚怀王的支持，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相反，项羽不察民情，不顾社会舆论，许多不得人心的事。如，坑杀降卒，屠咸阳，徙杀楚怀王，分封十八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背约欲夺关中等。其中背约杀死楚怀王一事，加剧了项羽和诸将的矛盾。刘邦抓住项羽这一要害，于公元前205年打着“击楚之杀义帝”者的旗号讨伐项羽，得到“五诸侯兵”的积极响应；楚汉两军在广武对峙时，刘邦宣布项羽有“十大罪状”，其中关于楚怀王的就占了五条。项羽上述这些所做所为的直接后果，一是比刘邦晚入关一个月；二是失掉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人大失望”；三是引起和诸侯及其内部的矛盾，舆论于项羽不利。在“鸿门宴”上，项羽在项伯、刘邦、樊哙的诘责面前，表现得理屈词穷，窘迫不堪，这应该看做是他“恶负约，恐诸侯叛之”的心理反映，是心虚的破绽。

其二，在干部问题上，刘邦任人唯贤；项羽则任人唯亲。

毛泽东说：“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邦使用干部就是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能够量才而用，知人善用，虚心下问，做到集思广益。例如，和刘邦一起参加“鸿门宴”的随行者张良、樊哙、纪信等人，都是他的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谋士张良常常在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正确的策略，使刘邦避免了许多错误。“鸿门宴”过程中，在项庄舞剑欲杀沛公的危急时刻，及时召樊哙为刘邦解围；刘邦脱逃后，张良又从容处理善后事宜。“鸿门宴”之后，公元前203年的成皋之战，刘胜项败，楚汉双方军力达到均衡，在项羽与刘邦达成“中分天下”协议的关键时刻，张良提出“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的策略，指出“今释勿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张良这一猛追穷寇的思想，对于刘邦抓紧战机展开战略总攻势，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是相当卓著的，一是他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闯宴据理怒斥项羽，扭转危局，二是他极力支持刘邦断然逃走，免遭杀身之祸。纪信在“鸿门宴”上的作用虽不明显，但后来在刘邦遭到荥阳之围时，甘愿代替刘邦而死，表现了忠诚不二的政治态度。至于“鸿门宴”上尚属项羽部下的陈平，则于次年3月因受项羽猜疑而归附刘邦，在荥阳建议刘邦用“离间计”，促使了项羽与范增决裂。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司马迁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即在于顺应还是违反历史规律。刘邦“承秦制”，力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而项羽却站在六国旧贵族立场上，总是希图回到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这种倒退行为，与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失败也就必不可免。

（三）

鲁迅高度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确，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语言巨匠。从对“鸿门宴”这场政治斗争的描写，我们即可窥见一斑。

首先，作者善于通过激烈的矛盾斗争刻画人物性格。“鸿门宴”从始至终充满矛盾，推波涌澜，扣人心弦。开头是黑云压城，杀机四伏，可是刘邦假意向项羽谢罪，紧张气氛骤趋缓和；待到项庄拔剑起舞，刀光剑影充盈宴厅，气氛又趋紧张；等到樊哙拥盾强行入军门，项羽按剑而跽，则把矛盾推向高潮。接着刘邦离席、逃跑，张良留谢，气氛逐渐缓和。作者正是在如此紧张急迫、剑拔弩张的斗争中，通过每个人物的具体表现（语言、行动、神情），运用对比映衬的手法，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政治集团里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例如，项羽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立刻大怒，简直是怒不可遏；但第二天见到刘邦谢罪，却洋洋自得，并脱口把曹无伤告密之事和盘托出；樊哙尖锐的指斥，竟未能引起他的反感；听说刘邦逃走，也仍处之泰然，这充分显示了项羽简单暴躁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相反，刘邦听到项伯密报军情，马上紧急研究对策，第二天亲赴鸿门假意屈从，听项羽说出曹无伤之后而不动声色，樊哙闯宴后，趁气氛稍缓之机托词离席，命张良留谢，不辞而逃，后又断然诛曹无伤。这一系列言行，充分显示了刘邦机敏精细，能谋善断的性格。此外，张良与范增，樊哙与项庄，都形成鲜明对比，形象栩栩如生。

其次，语言精练生动，绘声绘色，常常寥寥几笔，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突出个性。例如，项羽的话，骄横气盛；刘邦的话，礼仪备至；范增的话，老谋深算；张良的话，老练透辟；樊哙的话，豪壮威严；项庄的话，似巧实拙。描写场景则犹如目睹。例如写樊哙闯宴：“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一紧张场面的描绘着墨虽不多，却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心情顿感紧张。又如，写“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三言五语，就把宴会上杀气腾腾的场面勾画得动人心魄。南宋人刘辰翁曾赞扬这段文字说：“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这是对《鸿门宴》作者艺术功力极其中肯的评语。《鸿门宴》中的一些语言，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秋毫无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竖子不足与谋”、“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劳苦功高”等等，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而“鸿门宴”则已成为敌对双方政治谈判斗争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