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碎往事的河

让我震惊的是父亲原始的行为状态。他独自站在那儿把她抽屉和衣柜里的东西统统倒出来，似乎是受了某种本能的驱使，这种本能对于野兽或者原始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但对于在进化的文明社会中、为减轻人们丧失爱人之痛而举行的哀悼仪式来说，却是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在刹那间，他那无情、决断的现实行为中依然有几乎值得赞美而必须承认的地方：现在，他已是单身的老人，那些象征性的纪念物并不能代替他五十五年的真实伴侣。我想，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她的东西和依附于其上的魔力，以至于他要毫不犹豫将它们赶出家门——并且马上埋葬它们——而是因为他不愿回避最残酷的现实。

我知道，在他一生中，他从来都不是逃避沉重打击的那种人，不过我后来得知，在她死的那天晚上，他逃离了她的遗体。不是在她摔死的餐馆，而是在医院里。正是在这里，她被送上救护车，由医护人员一路徒劳地抢救着进入急救室之后，她被宣告死亡。在医院，他们推着她的担架进了一间小房间。当父亲开车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闯进小房间去看她时，他实在不忍亲眼看眼前的情景，于是他跑了出去。直到几个月后他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个人不是我，也不是我哥哥，而是克莱儿。她作为女性，可以让他倾诉自己的羞愧，给他所需要的女性的宽恕。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解释为何要那样跑掉，我却怀疑，这和他意识到正是他那天下午催我母亲走路走得超出限度从而引发她心脏病有关系。她呼吸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心绞痛的结果；在去世前的那年冬天，她因为长期受关节痛之扰，情绪很低落。她竭尽所能，也只能在椅子上坐起身。而在她死的那天，5月的天气怡人，她终于可以到室外活动活动筋骨。他们走过三条长长的街区，到了杂货店。接着，因为我父亲坚持说多走路对她身体有好处，他们又顺原路走回家。据米莉姨妈说——我母亲在出门赶晚餐前曾打电话给她——他们走到杂货店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觉得自己不可能走回家。”她告诉我姨妈。可他们没有叫出租车或是等公共汽车来，而是在附近的长椅上休息片刻后，他又让她站起来慢慢往回走。“你了解你父亲。”我姨妈对我说，“他告诉她，她能行。”她后来整个下午都在床上呆着，想恢复足够的体力出去吃晚餐。

巧的是，就在那天他们出门散步前一小时左右，我按每个星期日的惯例，从英格兰打电话给母亲，跟她开玩笑说，我盼望着她和父亲夏天来我家时，能和我沿着我家外面的乡间小路走上一英里。她答道：“亲爱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一英里，不过我会试试看。”这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听起来心情这么舒畅而自信，那天下午她出门走路，可能就是想为我们夏天的散步做准备。

事实上，我第二天回到美国，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直奔伊丽莎白市，父亲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唉，菲尔啊，她不会去你那儿散步了。”他坐在她的躺椅上，身体老迈，一脸遭受打击的痛苦表情，毫无活力。我当时就想（后来证明想错了），“等他自己死的时候应该就是这副样子。”我哥哥山迪和他妻子海伦从芝加哥赶来，比我早到一点，这时候也在屋子里。山迪已经去过殡仪馆，安排第二天的葬礼。在他去之前，我父亲已经和殡仪馆的老馆长通了电话。他是我母亲一战结束时在伊丽莎白市白亭中学的同学。父亲哭着对他说：“希金斯，好好照料她的遗体，好好照料她。”之后，他整天坐在她的躺椅里不停地流泪。过去，她吃完晚饭就坐在这张躺椅中，一边舒展着身子，稍稍减轻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一边和他看电视新闻。我外衣没脱，跪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他对我说，“她点了一份新英格兰蛤蜊杂烩汤。我叫了份曼哈顿蛤蜊杂烩汤。等汤上来的时候，她却说，‘我不要这份汤。’我说，‘喝我的——我们交换。’可她走了。就是身子向前一歪，但没有倒下来。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她做每件事都这样。”

评：善于以长篇小说编织人性史诗（《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点》、《垂死的肉身》等）的美国当代文学泰斗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1991年意外地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视线凝聚的焦点，不再是广阔的社会、宏大的命题，而是罗斯刚刚去世的父亲，一个平凡、卑微的犹太老头。

临终前的日子他的一生像一条浸透了琐碎往事的河，在他和他的作家儿子眼前，半明半灭地流过。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既亲密又陌生。既血肉相连又渐行渐远。当亲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所有的思索与拷问，所有的惶恐与悲伤。都逼得人透不过气来——哪怕这个人，是以冷峻著称的菲利普·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