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期间的经典故事 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物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涌现出了很多名人事迹，千古流传。

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都不得罪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为此徐世昌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

然而徐世昌当这个总统是很难受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运动之初，徐世昌力图保持和学生之间的谅解态度。5月5日，众矢之的的曹汝霖首先向大总统递上了辞职书。徐世昌对曹在竭力挽留的同时也颇多慰言:“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

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并请他“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随后，又以类似的语言慰留陆宗舆。另一方面，在教育总长等的强烈要求下，徐世昌也于5月7日下令全部释放了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仍然表示出一种要平息事态的态度。

5月下旬，五四运动范围不断扩大，从北京波及全国，由学界推至各界。迫于形势，徐世昌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明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演说、散发传单；加强舆论控制，实行新闻检查；任命仇视学生的军阀王怀庆代替李长泰为步军统领。在巴黎和会签字与否的问题上，徐世昌也改变了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于5月23日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即使不能保留山东条款，也要全约签字。

次日，政府把主张签字的通告致电各省，名为征求意见，实为争取支持。6月3、4两日，北京学界继续上街演讲。军警根据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还在北大外面搭起帐篷，包围了北大。

然而“六三”事件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声援活动，从上海开始，除了学生罢课外，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最。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只好再次改变策略，先是“丢车保帅”，于6月10日下令辞去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既而施行“苦肉计”，自己主动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

徐世昌的辞职立即在政界引起了震动。辞职书刚送到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就亲自登门把原件退回。而徐的政敌、在运动发生之初曾经大骂徐世昌的段祺瑞，这一次则亲至徐宅，对徐世昌进行挽留。次日，各地挽留徐的电文也像雪片般地飞来，一时颇有“总统一职非徐莫属”的势头。至此徐算是稳住了阵脚。

6月28日，徐世昌亲自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五四运动要争取拒签的目的在表面上已经达到了，徐世昌本人也算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回到位于天津的公寓，过起了诗、书、画陪伴的“隐逸”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诣很深，且颇有成就。他的诗、书、画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退隐后，他在北京的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馀首，楹联一万馀副，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也未可知。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

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中国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使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对于丧权辱国的反 动军阀政府痛恨至极，完全抛弃了在现存社会制度下改造中国的幻想，明确提出打倒军阀官僚和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革命主张。周恩来大声疾呼“推倒安福系，推 倒安福系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系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系所请来的外力”。周恩来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需要求得根本解决”。这个根本解决是什么？在当时 就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一切旧事物。他在《“觉悟”的宣言》一文中直接了当地宣布：“凡是不合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 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这是一篇反帝反封建的檄文。它表明思想激进的周恩来开始用 社会革命的理论来规定革命对象。因此，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经常揭露和抨击帘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祸国殃民的罪恶，引导革命青年 讨论中国改造的问题，激励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呼吁“全国一致，互作声援”，打烂旧的社会“秩序”，破坏军阀政府的“安宁”。

通过严 酷的现实斗争，周恩来认识到要革命、要改造社会，必须广泛团结群众，建立作为领导核心的革命团体。他完全赞同把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会合并， 并建议在这两个组织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中成立一个比学生联合会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领导斗争。这就是活跃于天津学生运动中的著名的“觉悟社”。它 的诞生把天津的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周恩来规定觉悟社的任务指出：参加觉悟社，就要本着“觉悟”的精神去实行，作引导社会的先锋。它不仅是宣传 新文化、研究新思潮的团体，而且要成为一个准备奋斗牺牲的组织，成为天津作战的“大本营”。觉悟社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 响。北京的一家报纸称赞它是“天津的小明星”，夸奖觉悟社的成员“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

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既是一位卓越的青年领袖，又是一位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为了推翻专制卖国政府，捍卫民族独立，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势力，周恩来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敢于奋斗、万死不辞的英雄气概。他经常勉励大家要“有恒心、有胆、方能成功”。他告诫投身革命斗争的要准备牺 牲，指出“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在一九二○年天津的“一・二九”惨案中，反动当局残暴镇压了示威请 愿的学生，逮捕了周恩来等四名代表。面对敌人的高压，周恩来威武不屈、浩气凛然，视死如归；当敌人施展阴谋妄图消磨被捕代表锐气的时候，周恩来又在狱中组 织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讲述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他把狱中反抗斗争和狱外营救斗争结合起来，在反动当局慑于各界压力被迫公开审理这一案件时， 他义正辞严地批判反动法官的陈词滥调，热烈宣传爱国无罪、救国有理，使审判者受到了审判，把法庭变成了传播革命真理的讲坛。周恩来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气 概，使许多爱国青年深受鼓舞。反动当局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之后，天津各界人民组织盛大庆祝活动，把“为国牺牲”四个光彩夺目的金字献给了周恩来等人。这是 对他们的光荣嘉奖，也是对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历史总结。周恩来在狱中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就是他们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