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汇总14篇)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1篇

孙记烟厂五台牌香烟商标

介休晋川隆茶叶庄广告

至^v^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之际，提倡国货更成为普通国人参与^v^的一个渠道，而广告也成为宣传^v^的新阵地。这一时期的广告在设计上着重突出国家观念，通过旗帜、标语等形式强调^v^的重要性，诸如“复聚长号”所制“酱王瓜”广告中就在显著位置印有“^v^守士，牺牲救国”的口号。酱瓜虽小，却是百姓餐桌上常见之物，通过百姓最常接触到的商品来宣传^v^，也体现了山西商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

——摘自《商标 广告 包装》章节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2篇

——降大任

这批新材料对于深入进行晋商研究，其意义不亚于敦煌文书的发现之于敦煌学研究、甲骨文的发现之于殷商史研究的重要性。史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一批新材料的发现将会为学术史打开一新境界，掌握新材料必然能创造出新成果，而掌握新材料可称“预流”，而失掉这种机会则为“未入流”。足见史料对于史学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傅斯年有史学即史料学之说)。相信《晋商史料集成》的问世，必将为新时期的晋商研究打开一个崭新局面。

他经年累月，深入坊间四处访求，有时到文物地摊费心搜罗收购，有时不惜巨资倾囊相付，硬是从一堆堆破烂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人不屑一顾而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珍宝。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为汇成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奠定了基础。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3篇

在生产管理方面，字号土地经营与经营地主具有相似性，但在生产关系即雇佣制或租佃制上两者有差别。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学界曾提出“经营地主”的概念，以区别于封建租佃地主制经济，所谓经营地主即是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的地主群体[9]。因为经营地主经济活动中具有雇佣制劳动关系，学界认为其有相对进步性，罗仑等学者认为山东经营地主群体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4]。从其土地经营方式即聘用相关人员进行管理方面来看，作为资本组织的字号与经营地主具有一致性。但字号与经营地主不同之处在于，字号是以商人身份投资地产，不是简单的经营地主，不需要优先满足家族消费而进行自给性生产。

光绪三年（1877）正月任世容成为德聚堂雇工，与德聚堂构成雇佣关系，成为德聚堂长工，并与德聚堂共同生活，德聚堂通过每年给予其工食口粮一石伍，秋苗、豆子、摘角角钱二八分出以及二成粮食收入购买任世容的劳动；文中详细规定任世容的义务，包括耕种一顷八十九亩地，替德聚堂拉炭、保护农具、种黑豆、出门赶车等事项，另外拉炭、赶车等事项额外有犒劳；收获后二八分成。在该契约中，德聚堂承担全部运营风险，因此其八成收益中包括风险收益。这说明字号与经营地主在生产方式上有相同点，即使用雇工制。从契约各项规定来看，即便是雇工，任世容的地位并不低下。任世容与德聚堂在光绪九年（1883）之前解除合约。

与普通经营地主不同，字号土地经营过程中，租佃制与雇佣制并存。如以上提到的开设字号进行土地经营的河套地商所获土地租自蒙古贵族，只有土地使用权，河套地商主要采取两种耕种方式：第一种是“放租”“伴种”，属于传统租佃制范畴，主要是地商出租土地获取地租[12]52；第二种是地商自行设立“公中、牛犋”雇佣流民经营属于雇工制范畴[13]8-9。安泽地区特殊的“租行”一般采取传统租佃制，即将土地出租给种地人，在收获季节派伙计下乡收租，当地人称为“走马打租”。客籍字号在安泽并无根基，而且是以经营商业为主，只能采用传统租佃制。字号生产管理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是字号如何管理土地生产即如何招纳种地人、提供生产工具、对生产过程进行资金投入等等。本文所见文书有两份完整的租种字号土地田书，涉及到雇工制以及字号对生产的管理过程，现将文书录入如下：

立包揽种地人任世容，今揽到巩村德聚堂名下夏秋地一顷八九十亩，麦地九十亩、秋地八九拾。仝中言明，一应耕种经管牲畜家中吃水、一切杂活俱是种地人经管；所有夏秋粮食，除一应种子巡夫工食外，皆按二八分之，地主人分八成，种地人分二成。言明每年种黑豆六亩系牲口吃食，一应秸秆稙子等情亦系牲口吃食，不与种地人相干。言明每年共工食口粮一石伍，按四至领收，不准长支短欠；所有拉炭亦以二八拉之，各打各本，各自盘费，每回拆饭钱一佰文。出门赶车等活俱是有饭，无工钱。以上生活俱要随时谨慎，不可迟误，农器等物俱要慎管，如有失落，情愿赔补。诸事要小心，不准酗酒赌钱瞒心昧己，闲时看唱出门均要达地主人知之，一年为满，至日为期，如退地之日以当日接手为期，麦地退麦，秋地退秋，所有夏秋头场四至靠劳共拆钱八佰文，秋苗、豆子、摘角角钱二八分出。两出情愿，各无异说，恐口无凭，立约为证。

同中说和人冯二谟、李凝和、武天明。

光绪三年正月廿日立包揽种地人任世容。①

目前所见字号土地经营资料基本是当时字号经营情况的原始记录，是第一手资料。如此时间集中、成规模的以字号名义经营土地的民间文书在以往文书整理、研究中尚未发现，其所蕴含的史学价值非常珍贵。

在光绪九年德聚堂雇佣种地人张氏兄弟签订的耕种合约上，与任世容的“种地人”不同，使用的是“佃户”，并且，文书内容基本符合租佃制要求，这说明租佃制与具有租地农场主发展特点的字号土地经营并不矛盾。兹引文书内容如下：

立包揽佃户约人张思贤、张尚贤，今揽到德聚堂名下夏秋地一顷有余，共夏麦地伍十二亩九分，共秋地四十九半，同中说合言定夏秋各分一半。及有所种黑豆并无定数、后墙沟苜蓿三亩半，二宗皆是支于东主、佃户伙喂牲畜取用，下馀黑豆除生畜取费外，各以一半分收。当时东主占到大车一辆，生畜贰头，随带一应扎围俱全，及有外顷农器家具等项俱有花单开注明白，倘如日后如有损坏失落等情俱是佃户修理补赔，东主一概不管；如有东主使用失落，自有东主修理，不与佃户相干。其余东主内有生畜一头，轿车一辆，如有出雇等情俱各查半使用。倘如日后再有填补农器家具扎围等物，谁至谁买，各随其便，无论东主佃户之物，许其使唤。及至秋夏头场埠衣覆揩等项是佃户收管，并不与东主相干，及于收措种植一应俱是。生畜取费，自佃户承管，亦与东主无干。取有地内如种籽种等项，俱各一半均摊，一应巡夫工食皆是佃户所出，东主一概不管。以及拉炭一项，皆以一半各打各本，每以两周使唤，不过佃户随时准要与东主斟酌得便不拉，如东主拉炭之时，每回内管佃户盘费钱壹百文，及至灯油蜡烛、生畜草料各管各费，不过亦要佃户经管，勿可欺瞒所说，东主外有一应杂差，原说佃户不管，倘如日后恐有差务，自是东伙相处每项约定，但能有暇，无可支应及如别项不能细说，待后如何接手、如何交代，不过准要佃户尽心竭力经理合式，尽其人力，后听天命，恐后无凭，立约为证。

说和人李凝瑞 光绪九年二月廿日 立包揽佃户约人照前②光绪九年二月张思贤、张尚贤二人共同揽到德聚堂名下地一百零二亩四分，并采用实物分成租制，夏秋收粮与德聚堂各分一半。文中详细规定佃户有保养生产工具的义务，帮德聚堂干杂活还有额外收入。佃户张思贤、张尚贤和德聚堂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张氏兄弟的工资包括五成风险收益以及五成粮食收入，以及帮助德聚堂作杂工的盘费等。张思贤和张尚贤是“伙种”[14]关系，共同租种德聚堂土地。

通过考察任世容与张氏兄弟分别在光绪三年、光绪九年所订契约，笔者推定德聚堂应是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堂号，主要是因为两份文书中都要求种地人帮助德聚堂“拉炭、赶车”，并且每回皆给工钱、饭钱等，用炭量颇大，德聚堂应经营有手工作坊。

传统租佃制在字号土地经营过程中仍占重要地位，在租佃制下字号种地人与佃农无异，采用租佃制，一方面可以节省人力、减少支出，只需将土地出租即可；另一方面则因为客籍字号在当地无根基，无法融入当地宗族体系。在《漳泉湧典价老账》中，漳泉湧基本将所典到的土地出租给种地人耕种。笔者推测漳泉湧在“西和镇、潞泽店”等地属于客籍字号，采用租佃制，继续保持商业经营者身份，而不是逐渐将资本转移至土地，这是与租地农场主另一不同之处。在《泰来恒租银账》中，字号出租土地的类型复杂多样，按身份划分为官军地、民地、王地，按水利条件划分为旱地、水地等，见表2。

泰来恒采取租佃制将土地出租，《泰来恒租银账》中泰来恒基本与佃户约定为实物定额租。在《泰来恒租银账》中大量出现“官地、官军地、王地”也反映了土地市场产权的明确化的特点[15]。泰来恒所用到的土地交易方式主要是活卖，即将土地产权转移至泰来恒名下；泰来恒再将其出租给他人或卖地人再租回自种，泰来恒与当时流行于南方的二地主尚有区别，二地主是先租种他人土地再转租第三方，获得“小租”。买地出租也算是晋商经营土地的特点之一。

表2 泰来恒土地种类

注：资料来源于《泰来恒租银账》，第10页、第14页、第20页，现藏北京晋商博物馆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4篇

商帮

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毕竟个体资源是有限的，想获得更大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组合起来，作为互助形式，形成内部的游戏规则。它们的内部也有一个分工，按每一个买卖进行，每做一桩买卖，大家就会决定谁负责买卖，谁负责运输，谁负责产品的完好无损。但帮会的内部成员很不稳定，在一桩桩买卖中形成并更换。时间长了也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像企业那样形成固定的组织。不可否认，商帮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弱点明显，个人意图突出，整体利益很少。商会(帮会)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互补、信息交流。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5篇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辉：“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五十年了。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这些地方，轮番去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也在全国是票号最重要的码头。”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

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

从八十年前，雷履泰大掌柜创立票号开始，山西票号就建立了严格的商业信件往来制度，在这些信件中，除了经营状况还要涉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价涨落、官员升迁、军队调防等等内容。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社会信息，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才能从容地遥控遍布全国各商埠的生意。

1904年春天，李宏龄在信中向大掌柜提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建议。

“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

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一座座县城中来。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我们知道^v^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几个大影响，一个就是五口通商，实际上就是打开了中国的一些口岸城市。口岸城市被打开以后，马上进入中国的首先是这种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外国大的商业集团或者说跨国公司早期的一些，比如东印度公司等等这些公司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实际上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要把它的产品要输入中国。”

上海^v^经济所研究员张忠民：“所以最早的银行，就是里茹银行，后来就是汇丰银行等等，麦喀里银行，英国的银行最多，美国的银行还有法国的银行也有，东方汇利银行，法国的，再稍微迟一点。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有其他的，荷兰什么东西，他们好几个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这样呢有着比它票号更优越的制度，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的还是制度。其次的可能与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大老板，长期住在山西，住在平遥这些地方，晋中。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么一些早近代化的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商业的观念与内陆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外国银行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当西方银行给票号造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时，山西商人中一些人开始醒悟，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挽救票号。李宏龄就是这些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战乱之后，亲眼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他完全进去，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他认为进去以后，还是我自己^v^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个参与，所以他不想参加。”

中国^v^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我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经营很成功的，我没有不成功，那我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说你这套已经过时了，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就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来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v^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账，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清末，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应当说影响比较大。”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一个呢，它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以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那我自己觉得银行这样做，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呢，你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山西会馆内，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正聚在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正是由于李宏龄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分号掌柜们都开始赞同改组银行的主张。朝廷颁布的注册制度，再次为票号改组银行提供了机遇。所以原本商议如何应对朝廷新章程的会议，逐渐变成了研讨合组银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6篇

尽管十大商帮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但由于他们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注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晋商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商帮

其一、沦为封建政府的附庸，商业模式单一。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廷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朝廷，为其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其三、墨守成规，思想保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其四、投资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7篇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

商帮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明清三大商帮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估计，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单产量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时，民营的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政策成为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了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商帮分布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v^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潮商

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个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v^。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在近代潮商身上，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当时商帮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出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依然挺立。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几乎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

十大商帮

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潮商、客家帮)、陕西、福建闽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河南豫商、山东鲁商等。

五大新商帮

“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山西省和安徽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晋商和新徽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商帮文化与中国经济

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的主体部分，商帮是民营企业的集合。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都曾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

商帮

商帮自出现之初便与民营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历史，无论是哪一朝代，民营经济的发展都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与存亡，商帮的兴衰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都是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然而，到清朝中后期，由于连年征战，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衰败，商帮也逐渐衰落。封建商帮的衰落亦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在皇权至上的历史前提下，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清乾隆时期的徽商江春曾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这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尴尬地位——“民营”不等于“民有”。因此，封建王朝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商帮，在那个时代中从一出生便注定了他的结局。

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代表商帮，而商帮成长的那片土地，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所在。商帮的兴起同时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崛起的另一个体现，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扮演着最不可忽视的角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发迹于草莽与坎坷之中，如今却已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据统计已经占全国GDP比例的65%，因为有了成熟的民营经济，也便进一步催生了商帮的复兴。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8篇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张海瀛：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

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同时它还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在历史上，山西商人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的，所谓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部分人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人口流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说明当年的山西人还是有一种闯劲，能够到其它地方去寻求新的生活。

在一则清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坡，汗牛痛仆，仰天续命，不但土地贫脊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一个叫黑土崖子的地方，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很多人被抢、被劫甚至葬身在这个沙漠里，还有的被冻死，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象中原地带暖和，那时候也没有气象部门预报，他不清楚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只有被冻死，还有的被饿死的就是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字院专业作家：比如说有个关，这个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是关口一开大门，就会有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来，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草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贸厅研究员梁绍森：气温反差很大，如果结冰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晕过去，就是这样山西商人照样走的过去，所以说山西人是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的道路上跋涉过，但是在山西的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他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他父母，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给别人当长工赚钱以后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见到一个从西北回来的人，说话很像山西口音，就向他打听，这个人告诉他敦煌有个庙里人的长相很像你要找的人，他赶到庙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最晚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已经是西北地区商业的主宰，他们甚至垄断了一些市场的商业活动，像祁县乔氏家族，在包头地区商号就达二十余座，资产总额超过一千万两白银，呼和浩特过去叫做归化，城中著名的商号全部由山西人开设。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就是因为中俄贸易的发展才成为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而这项贸易就一直被山西商人垄断。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跟他聊天到激动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把汉语变成了蒙古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不十四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到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他要学习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等多种语言，他的学徒不学这些的话将来业务没有开展，打不下好的基础，所以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还是伙计，早、暮都在背诵，据说乡间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曾经在市场上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就是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个办法，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语言，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

这些聪明的点子只能使牧民对山西商人建立初步的好感，要想把生意做大做长久还得靠更重要的东西，康熙末年，杀虎口的一间草房里，三个山西商人正惨淡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草料行，他们都是太原府人，名字叫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人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个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一天年三十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有一个蒙古人牵着一列骆驼到他这儿做生意，住了一夜这个蒙古人消失了，结果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的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帐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进入万金帐上，就这样滚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出现钱的主人，但是大盛魁一直到^v^的那一天它的万金帐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评价的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

这个故事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故事的真实性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当年大盛魁的山西商人要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之前的一个仪式，他的含义就不再是夸耀一段传奇历史，这番举动，除了弘扬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之外，更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希望每一代后人都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这些声名赫赫的晋商世家中，大多把这一要诀写进农规，传诸后事。

学者佘秋雨：他不是一般的漂泊者，不是一般的流浪汉也不是一般的偷渡客，他就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和文明转型时期的种种可能往前走的一支队伍，走西口这个歌尽管充满了悲凉，但是其实后面听起来又充满了一种豪迈，一个人成功可以带来全村的繁荣，就是成功者的数量和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比例就很大，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是和整个背景有关，不是说当时中国任何地方想离开自己的乡村的人他都有走西口这样一种悲壮而又豪迈的情怀，所以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会给许许多多的文明转换带来死路，又会给他们带来活路，而山西在当时这个大背景给他带来的是条活路，所以走西口眼前的是条活路。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在那里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血水在西北草原、沙漠、乡村间铺就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个最早传唱着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边上放上成千上万盏这样的河灯，据说每一盏河灯都代表了一个孤魂，这些顺留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9篇

在字号土地经营之下，土地在耕种、收地租之外拥有了土地商品化的概念外延，土地买卖成为字号赚取流通领域利润的一种手段。字号掌握资金，在土地、商业、金融行业进行投机，这种行为一方面可以减少损失，一方面加快了资本的流转速度，这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字号频繁买卖土地的原因。字号资金在土地、商业、金融业之间迅速流转，通过字号清单中的收益比例以及账本流水记载可以对一定时间段内字号在土地、商业、金融方面的收益情况蠡测一二。笔者通过整理《漳泉湧典价老账》发现土地买卖最早发生在嘉庆元年（1796），最晚是同治六年（1867），前后跨度有72年，至同治六年（1867）已有田地739亩。囿于篇幅，笔者在此节选部分漳泉湧典地文书内容进行展示（见表3）。

表3 漳泉湧典地

注：资料来源于《漳泉湧典价老账》，现藏北京晋商博物馆

从表3可以看出，漳泉湧字号的土地买卖文书中大量出现“典到”字样，即漳泉湧的土地买卖方式是“典”，即出典人将土地典卖给漳泉湧，但典地原因没有记载。漳泉湧字号典地十分频繁，尤其是在道光年间，几乎每年都会典到土地。这一现象表明漳泉湧所在地市场上缺少货币，农民需要通过典当土地换取货币进行生产，土地在当地成为金融工具，这一现象与清后期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趋势暗合。《义兴老记》大量记载了租地、收租、欠租等事实。通过整理目前所见文书可以得知字号基本通过典押、零星购买以及参与荒地开垦等方式获得土地进行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土地商品化、土地投机等现象逐步显现。

在台湾地区的土地、水利等开发过程中，曾出现按股集资、土地股、水股等股份转让等史实[16]97-106。这应该是为了经营规模，在晋商字号土地经营过程中也是如此，有道光年间字号之间转典地的契约：

立转典地契人泰兴当，今转典与泉盛号铺内白家沟全庄一所平坡地一俸，碾磨俱全，（四至略）。时值典价钱二佰仟文整，具钱当日交足，并无异说，恐口无凭，立转典地契为证后批每年帮纳粮钱四佰文。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立转典地契人（落地章：泰兴当）

同中人：王森桂、胡其统、王体元

代书人温中静①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泰兴当将原先典到的“白家沟全庄一所平坡地一俸”转典给泉盛号（四至略）。一俸土地的价值是二十万文整，泉盛号“每年帮纳粮钱四佰文”。从上文引文可以看出字号之间土地买卖产权清晰，买地必须承担相对应的税粮，同时字号与字号之间通过土地买卖兼并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规模经营是字号土地经营的另一特点，在河套地商隆兴昌等字号土地经营过程中，字号通过“公中、牛犋”的组织方式按耕作所需人力分成牛犋类似于村、公中类似于镇招纳内陆流民进行集体生产，报酬是在土地耕熟之后，可以分到一块地[17]。逯鼎艺先生则认为安泽地区特殊的“租行”已经具有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特点[18]。安泽租行以客籍字号居多，同光年间，安泽地区商贾聚集、客民居多，安泽县政府为了完粮纳税，在光绪十二年（1895）、民国七年（1918）、民国八年（1919）成立查荒局调查无主荒地，列榜公布、招人具领。安泽地区的商业字号纷纷领取荒地，招佃收租。经调查，^v^前夕在安泽经营土地的字号收租千石者有7家，参见表4。

表4 安泽租行

注：资料来源于安泽县志编纂委员会《安泽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

此外收租在三百石以上者还有三义永（驻府城）、永茂毋（罗云）、兴东号（郭庄）、福盛五（和川）等22家。其中千石以上者除同元庆、敬修旺外皆是平遥字号，22家收租三百石以上有16家平遥字号，因此有“安泽粮钱、平遥半”的说法。据1943年3月冀氏县减租调查，冀氏县辛庄村耕地6 375亩，其中外籍地主占地5 704亩，占总地亩，在外籍地主中，平遥字号仪泰昌占地1 037亩，拥有佃户30个，年收租233石；义泰盛占地531亩，拥有佃户5个，年收租323石等等[19]90-91。就目前所见文书来看，字号土地经营中的规模经营主要体现在：一是土地数量大，可以产生一定数目的商品粮提供给市场，这一方面的案例主要是安泽租行字号，以及字号清单中所见字号粮货买卖；二是对生产过程进行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的案例主要是散契中的德聚堂字号与种地人任世容、张氏兄弟伙用生产生活用具等等。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10篇

这是一家商号全体员工的合影，拍摄的时间是1927年，拍摄这张相片的目的是纪念商号开业四百周年。

四百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间，山西平阳府赵姓的三个兄弟来到北京城做生意。北京城位于天子脚下，王公贵戚、名门望族的府第比比皆是。这些人在生活上极为讲究，越是奢侈越是稀罕的东西，越受他们欢迎。流风所及，当时北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毫不马虎。

经商的生意人纷纷投其所好，专挑奢侈高档的商品经营，这样不但利润大，而且买的人也多，做这种生意自然更容易发财。

但是那三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经营的商品看上去虽然很不起眼，但居家过日子谁也离不了。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的商号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样东西都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恰如其分地给商号起了个名字叫“六必居”。

直到今天这块由山西商人创立的字号招牌依然高悬于厅堂之上。无人不晓的六必居三个字还是那么响亮。尽管店里经营的内容还是那么普通，但就是这间朴朴实实的老字号，挺过了四百多年的风雨坎坷。

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一家叫“都一处”的老字号。说起这块都一处的招牌还有一段不凡的来历。据说，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的真伪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都一处这块招牌却是实实在在地挂在这里两百年了。这个故事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都一处的生意越做越大，流传得也越来越广。

清代同治年间的文人李静山在他的《增补都门杂咏》中说：“京都一处共传呼，休问名传实有无。细品瓮头春酒味，自堪压倒碎葫芦。”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这个反映在各个方面，我们说过去的商人能够几百年的存在，比如现在说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说起南方就是胡庆余堂等等这样一些，像什么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这些商店，那么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计，这个存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它以诚待顾客。这个顾客当然包括这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讲，它不弄虚作假，它货真；从价格上来讲，它不会一个人一个价，它不会骗你，它不会随便地给你涨价，给你胡来，那就是它的价实。”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11篇

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五日永康绸缎庄赵步霞为石钟泉所立的保证书（义盛长记）

清代某票号伙友入行荐举担保商号帐

专门记路程的小册子不太多，大概有六七种，而且体积都比较小，应是随身携带以便路上翻看的。此外大部分记载路程的文字是夹杂在各种规程、经商知识中。这些路程全部是抄本。有装订成册的，大概如普通书籍大小；有些是单页的，大小不一；还有四五种为经折装，火柴盒般大小。

——摘自《规程》章节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12篇

民国十八年十月平遥庆源昌布花店南路来信稿

己未五月十二日徐文蔚给九龄的信

如若信札由武振德及威显、维良等寄回家，则先禀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家人放心，同时询问家中的情况。儿子给父亲的信亦如此，万语千言，无不透露出对亲人的丝丝关爱和万千牵挂。……诚如武振德经常提及的：在上之人，毕恭毕敬，丝密不得违作，不可稍存嫌隙，长辈教导宜细细玩味，慎母忽视。等辈诸伙，诚心相待。即使在学徒阶段，亦须以正式员工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做在人前，吃在人后；起在人前，睡在人后。

——摘自《信函（件）、信稿》章节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13篇

光绪二十七年介休典商冀家呈文留底

民国四年正心诚等诉永恒当号掌东隐蔽财产存心坑人的诉状

晋商不但在山西经商，更在外地经营，为了谋取利润，免不了要与各级政府、民间组织及各阶层人们打交道，除了正常来往，也会有利益的冲突、矛盾，这就难免出现诉讼案件；商人、商号有时为了业务方面的需要，也要与政府打交道，尤其是清末商会成立以后，更要与其他商会打交道，便有可能形成诉状、呈文之类的文献。

——摘自《诉状、呈文》章节

咸丰年间晋商合伙合同范本 第14篇

晋平中正德记生意论书

民国十六年新泰厚伙友杨立朝自述生平

诚信经营当然是晋商经营的根本，但在具体的人和事情中它是如何表现的，在这些日记与自述中有了动态而形象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记与通常根据其他文献所得出来的晋商诚信经营的印象并不太一样，如《杂记》所言对父亲生前债务的极力偿还、《名录》中的赵金如所经营字号之所以倒闭，多是熟人拖欠，他除了尽力收讨外欠之外，对本铺之欠外之债，甚至从别的字号挪借资金偿还。

——摘自《著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