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质生、张思温父子与文献档案

2024年3月29日发(作者：姜永宁)

张质生、张思温父子与文献档案

文书档案和地方文献的收集者和保存者,在临夏地区来说，当数张质生、张思温父子。

一，半生积蓄，购存名画，皆归公藏。

张质生，名建，出身将门。曾祖父张奉明，字怀福，青年参加清绿营军，以功升俄博营都司。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进逼浙江镇海等地，与副将朱贵奉调南下迎敌。以功擢升西宁镇标右营游击，历循化营参将，护理洮民协副将，后殁于阵，追授武显将军。祖父张秀，字芝田，河州镇标右营千总。父张大元，字乾侯，官至西宁镇大通营游击。至张质生弃武从文，以文学称名。他幼而聪慧，十五能诗。正当他刻苦钻研，芸窗攻读之时，父亲弃世。家贫无书，借抄于亲友。年二十应童试为秀才，翌年应诸生试，入泮为秀才。后因连遭家丧，生活不济，以课读为生。读书颇勤，治学严谨，兼取汉宋之长，博览群书，道藏释典，无不涉猎，从青年时期就有坚实的文学基础。中年因家计无着，游幕于四川。辛亥革命后，应邑回族将领马福祥之邀，入宁夏护军使军幕，任副官长，司理笔札。后又转马福祥绥远都统署任参谋长，仍主管文案事务。期间襄助马福祥军政大计，颇有声誉。1923年，出任绥远烟酒事务局局长，“溢额七成悉充军资”。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参政。客居北京，时与清翰林、国史馆编修张书云（字钦五）；广西举人、画家汪鸾翔（字巩庵）等人交游。时张质生嗜书画如故。遂由张、汪介绍并鉴定，以大部分积蓄，购藏前清民政尚书溥良所藏书画。张书云来函云：“兄之诗以穷而愈工，兄之收藏亦以穷而愈富。贤者固不可测也！”这部分书画包括宋、元、明、清各代诸名书画家183人精品之作402幅，珍贵照片35幅。其中绘画作品219幅，书法作品184幅。书画中有敦煌写经，宋代岳飞，元代赵孟頫、赵雍、吴中圭、柯九思等大名家作品。明代有唐寅、董其昌、蓝瑛、史可法、杨继盛等人书画。清代有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郎士宁等名画家作品和刘墉、翁方刚诸大家书法精品。还有康熙、乾隆、道光、咸丰、慈禧等帝、后和宗室弘旿、奕訢的书画卷册。这些书画瑰宝，价值连城，弥足珍贵。自归张氏收藏，耗费两代人心血。张质生在京装裱，定作箱笼，由北京雇车运输来兰，沿途照料，颇费心血。张思温于抗日战争爆发时，将这批书画转移至兰州黄峪沟妥善保藏。辗转往返，很受煎熬。后转临夏，编目晾画，亦为勤劳。新中国成立，张质生任临夏专署副专员、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深受各族人民群众拥戴。“文革”期间，破“四旧”之火到处燃烧。此时已是1966年，张质生去世已九年。鉴于当时形势，张思温以其弟妹思溥、思贞名义，慨然捐献国家公藏。层层转报甘肃省上领导部门，决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这批书画。当时省馆派文献部牟实库等点验，运去兰州。这一捐献公藏行动，完全符合张质生在世时的愿望。早在书画购藏之时，就已加盖“张建眼福”收藏印，表明心迹。同时捐献公藏者有张质生收藏珍贵图书5635册，大多是木刻善本书。其中有大部头的原刻本，有翻刻宋本书。其中古代书籍4727册，近代书籍638册，图片、拓片342张。前些年用这些书画举办元、明、清书画珍品展，其中只有几幅他人所藏外，俱为张氏藏品。然未以原藏捐献者冠名，实为憾事。曾与一位颇有成就的研究员谈起此事，其感佩捐献者气概之大，并曰“如果是我，早已痛惜而殒!”后与张思温闲谈，问这批书画价值若何？张不作答。问：“可以十万计？”仍然不作答。“可以百万计？”，亦不摇头亦不点头。“可以千万计？”答曰：“啊，那怎么样是？说不来。”观其表情，难以千万计也。说明这批藏画价值不菲，属国宝之列者不在少数。

历史上私家收藏丰富者，历朝皆有。如宋之严嵩，清之溥仪、端方，皆以不善终。其主要是来路不明，贪得无厌所至。李世民与溥仪以“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帝王之心，看

待收藏品。所以一个以王羲之书法名作《兰亭序》殉葬，成为历史憾事；一个以宫廷收藏据为己有，任意出手，为历史所不取。严嵩、端方贪得无厌，最后抄家没收散遗，终不为己有。张氏父子则不然，心胸宽阔，高瞻远瞩。一个对收藏视为“张建眼福”，一个捐献公藏，高风亮节无与伦比。

二，勤奋写作，认真积累，形成张氏档案。

张质生、张思温父子笔耕众生，为地方文化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在他们此时之后，有地方人士范振国、何世英伉俪应其后裔之邀，整理组建为《张氏档案》，共900余卷（含捐赠临夏州档案馆200卷），为陇上之首。

张氏先辈们认识到为统治阶级征战杀伐，不如读书识字，总比尚武多一些回旋余地。因此张大元在大通营游击任所，邀处士乔虎臣为张质生课蒙。转而受业于大通儒学训导罗敬萱、西宁进士来维礼。后从河州拔贡傅墨林学习八股文，从副贡生徐绍烈学文法。二十岁应童试，卓然为冠军。云南进士、河州知州杨增新遴选其中佼佼者，与邓隆、徐益珊、金树仁等入河州衙门，在天水举人周务学督课下刻苦攻读。张质生文思敏捷，每于州试连作多篇，以膏火费养母。二十一岁，应诸生试，入泮为廪生。嗣后因亲丧及废止科举，未应乡试。只好走设塾课蒙，游幕为生之路。期间博览群书，文思大进，倚马草书，日可万言。自号戎马书生，实为文章高手。尤勤谨干练，收集文稿，不使散遗。晚年收集存稿，编成《退思堂诗稿》40卷，5000余首；《退思堂文稿》，16卷，约50多万字。同时积累了大量文书档案资料，捐献临夏州档案馆及建立张氏档案奠定了基础。捐献档案馆者，张质生著作档案133卷，其中诗词手稿档案69卷，文史著作64卷。尤在保存自己文稿档案94卷，其中诗词著作档案48卷，文史档案46卷。并积累他人著作、信函269卷。尤其是青年时期所收集《官课录》《理题正宗》《采芹编》《芸窗诗课》《精选时文》《算草》《四川笔记稿本》等。壮年时期所作亲笔抄写文稿、诗稿多种，及《行箧零缣》《读余杂俎》等。晚年任职临夏副专员，亦重视保存文档资料，有10余册会议笔记，及《临夏解放八年来感言》等共计77件。藏于《张氏档案》者,有家族历史及本人生平档案153卷，主要为包括张质生撰写《张氏三代事略》等文献档案。张质生生平档案25卷，包括《生日唱酬合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命书、笔记等。尤其保护挽救明代著名理学家何永达《春秋井鉴》一书，厥功甚伟，士林称颂不绝。晚年，何永达后裔人称何爷者，有央写文字之役。事后何爷出《春秋井鉴》残本相贻，以为酬谢。读诵一过，知为河州人所刻最早著作，今已很难见到。两头残缺三卷，殊为可惜。回问何爷，答曰：“全者道也有一函，不便借阅。”由是还一借一，命长子张思忠抄写装订，共为一函，迄今为孤本。

张思温亦为陇上名士，早年随父住宁夏，曾入蒙藏学校就读，主要是家学渊源，自学成才。因当时正是新旧思想交替时期，张质生怕儿子裹入学潮，便请家庭教师课读。在北京延甘肃同乡、北京大学学生连鑫祺执教，在兰州请著名诸生曹翰丞教授文学。背诵五经四书及《文选》，兼及《全唐诗》，因而有坚实的国学和诗学基础。年三十，已任甘肃省民政厅秘书，质生又规定写作日课，仔细披阅毫无间断。笔者见民国十七年（1928），所作月课《哀陇右赋》文才横溢，感人至深。质生又朱墨纵横，加批修改，十分严格。张思温在日常生活中笔墨勤谨，善于积累。平生著作甚丰，研究面很宽。诗与全国诸名家相埒，唱和者众。文章简洁明快，随意挥洒，一任性情。研究西夏文，亦有成就。研究碑传金石，著成《积石录》，诗文稿结集为《张思温诗选》《张思温文集》。历年精心收藏，研究整理的文献档案，捐赠临夏州档案馆者档案史料98册，珍贵摄影图片60张，金石拓片99件，及相关文献62件，共计161件。存入《张氏档案》本人著作档案94卷。

三，广泛搜集，悉心研究，保护乡献。

张思温在保护地方文献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抢救了不少文人著作，使其得到妥善保存，功不可没。早在中青年时期，就已研究临夏地方文献。从中发现临夏虽属地处偏僻，历来为多民族聚居地区，以平均水平来说，文化相对滞后，但也不乏文化修养之精英。他们中有明代兵部尚书王竑，贵州左布政使朱绅、清四川登柯知府喇世俊、民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顺庆代理知府邓隆，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以及在武略方面盛极一时的马占鳌、马麒、马麟、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纵横中国西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化来说，临夏一县之地，明清两代考取过十名进士，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由于西部多战事，兵燹所及，许多遗著毁之一炬。孑遗者为凤毛麟角，为当时文化之实录，异常珍贵。这些文化遗产多为稿本，若不及时抢救，便毁之一旦，追悔莫及！张思温高瞻远瞩，发奋整理乡献。这里有三件事情值得记述：其一，抄录引进《河州志》（共四卷）。早在1961年，他从甘肃省图书馆借得明嘉靖《河州志》抄本，精心校点抄录保存。此书自清乾隆四十六年之后，在甘肃境内成为绝版。清道光时邑进士张和整理《乡贤逸诗》，所录之诗，与明《河州志》相歧异，说明当时在河州已不见明志所存。后又为临夏档案馆抄存一套，解决了临夏无明《河州志》之空白，对以后文史研究和地方志撰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二，搜集文士邓隆遗著。邑进士邓隆不仅是一位事业家，更是一位文士、诗人。同时还是一位考古学者和佛学家。他英年早逝，著作散遗。邓隆与张思温为父执辈份，他决心收集邓氏遗稿，编印成书，使之流传于世。一方面投亲访友，广为征集，获得一些诗稿、日记，亲自抄录保存。另一方面留心于市肆，节俸购藏。原甘肃农牧公司经理赵世暹者，收得邓著手稿多种，张思温通款购得数部，更有赵世暹不愿出手者。后闻赵世暹调离甘肃，协商未果，赵世暹携邓稿赴北京。后有朋友说在北京图书馆见到邓氏手稿，张思温又央请友人誊抄而归。因而引发他挽救前贤著作，整编《河州丛书》的决心。由是广为收集河州前贤遗著，为实现此一目标而积极努力。经过数十年经心收集，成果可观。惜无有力者支持，未能印刷成书，广行于世。这些遗稿悉数捐献临夏州档案馆保藏。其中有邑进士张和辑编《乡贤逸诗》，为王竑、马应龙、朱家仕三位进士之诗作。进士张和《绍香堂诗草》《雪鸿集》《殉难纪略》等6种8册；进士张协曾《守朴堂诗稿》等2种2册；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磨盾余墨》《积善堂训诫子侄诸孙书稿》等2种。进士邓隆《壶庐诗稿》《拙园文存》《密宗四上师传》等23种21册；举人马文炜《感慨集》等2种2册；举人、新疆财政厅长徐益珊《竹隐山房集》2册；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羑里竹枝词》2册；诸生马恕《和政遗文录》《耆旧录》2种；会宁进士杨思、诸生杨合青、段珍及郭杰三、孔庆惠等人著作。这些遗稿是临夏地区近现代文学的代表作，是研究当地文史原始材料。

四，杖履积石，拓碑摄影，捐献馆藏。

张思温研究临夏碑传金石文字，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自1959年调临夏工作以后，就着手这一工作。先后经过三十年漫长过程，最终于1989年编成《积石录》。全书共收入碑传金石文字165篇计20万字。其中70件为亲历亲见，绝大部分亲自棰制拓片。期间顶风冒雪，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访碑积石，墨拓抄录，积累许多拓片，占有丰富资料。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后学学习者有三：一是吃苦耐劳，风雪无阻。1962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人皆为饥饿所困扰，难有闲情研究学问。而张思温却顶风冒雪，步行10公里，访碑牛脊山下，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他在该碑按语中写道：“牛脊山在州南二十里，（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朱隆）墓在牛津河之西。1962年11月21日往观，时天寒雪甚，抄读而归。1964年六月十三日乃拓存之。”足见其治学精神为学人之圭臬。二

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思温曾三访炳灵寺，取得碑传金石重要成果。1963年6月，偕同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第一次访碑炳灵寺，雇工人绑扎木梯贾勇登上距地30余米之169窟。见西秦建弘元年墨书题记，辨认抄录。他有诗记曰：“百尺悬岩贾勇上，不愁攀附若登天，”“魏晋洞窟探之遍，唐宋大字摩崖镌。”并墨拓明《重修灵岩寺碑记》等碑文多种。1975年7月，再访炳灵寺。在保管所长王万青协助下登上大佛之顶，拓抄题名石刻。1982年，三访炳灵寺，已是年古稀之人，犹登高校核唐《张楚金灵岩寺记》等碑碣。三是杖履风尘，老当益壮。1980年不顾年老体弱，过样卑河，登积石峡，采访碑碣。还在山中患脑血栓偏瘫，医治半年方能行动。《积石录》出版时无经费，由省民委列为《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安排经费仍很紧张。只好印行文字部分，放弃碑碣拓片，且只印800册。1992年，在他81岁时，慨然将碑碣拓片捐献给临夏州档案馆。其中包括西秦建弘墨书题记、汉墓陶罐朱书、北魏曹子元造窟石刻、唐张楚金摩崖石刻、北庄追远亭阿文碑等抄拓片99件，加上摹本等共397件。这部分拓片，如出版一本碑文图片集，对文史、考古、书法界意义深远。

五，校勘考证，征集档案，无私帮助。

张思温对于临夏档案馆的工作热情帮助，成果是显著的。在1976年至1996年的19年间，不辞辛劳，千方百计，为临夏州档案馆收集和捐赠档案史料2733件，583册，共计856件册。其中绝大多数是难以收集到的，价值非常珍贵。在帮助临夏档案馆工作中，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精心校勘《河州志》，亲录典藏。1975年临夏州档案馆恢复不久，社会各方面都想了解临夏历史。但州馆再这方面的收藏无法满足需要。时正张思温被黜，赁牟家花园西庐闲居。州馆馆长范振国商请将他家收藏志书校勘过录，保存馆内，以应各方所需。他身处陋室，阴暗潮湿，条件极差，无法应命。但想到事关地方文化，便慨然应允。虽年过花甲，便在斗室暗斋之中，克服病弱之躯，深度近视，自炊自爨等种种困难，点校考证，秉笔恭录。拚半年之力，将明嘉靖《河州志》、清康熙二十六年《河州志》、清宣统《河州续志》三种临夏地方志共10卷，20余万字，以早年练就的一笔颜体行书，写得潇洒庄重，令人羡艳不已。自以为“尚属不恶”，深感欣慰。二是说服戚旧，捐赠文献，充实馆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公职，调入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工作。当他了解到有些亲朋收藏有关临夏的文献，建议州馆征集保护。并进行考证，组织人抄写复制。这项工作进行了四年之久，共复制文献131册，270余万字。尤为感动者张思温、徐懋勤先生只尽义务，不取报酬，精神可嘉。又不惜年高体衰，或策杖步行，或挤公交车，动员亲友向临夏州档案馆捐赠档案文献。先后有13人，20多次，捐赠291册件（235册，56件）、和政名士马敬堂后裔捐赠所《和政县志稿》2册、《祖东堂拙稿》4册、《读余札记》12册等。和政耆宿陈槱后人陈庚生捐赠时跨300年的《陈氏族谱》。尤为感动者，他年过81高龄，犹为临夏州档案馆收集中国著名农学家、前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早年遗留于女婿家的文献，操劳奔走，不知其累。三是捐赠文献资料。先后向临夏州档案馆捐赠家藏乡土文献396件册（261件，135册），其中包括个人著作原稿9册，早期木刻印本12册，金石拓片161件，地方人士著作稿本、手札63册，1929年甘肃饿殍照片57帧。四是考证文献价值。上世纪八十年代，考证了康乐县西蜂窝寺明《永乐皇敕》。还为临夏州档案馆辨认了馆藏100多张民国时期照片上的历史人物姓名、身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