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诸岛考古述要PDF

2024年3月18日发(作者：池星)

江汉考古2012.1/总第122期考古发现中国南海诸岛考古述要许永杰范伊然（广东广州510275）（北京100006）中图分类号：K876.8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0327(2012)01-0040-08前言中国南海是世界上第三大陆缘海，主要岛屿有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等。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人民便在这里生产、生活和繁衍，岛屿上留下了相关活动的遗迹和遗物；随着航海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我国船舶经常往返于这片广袤的海域，由于航海技术的局限和自然环境的艰险，一些船只在这里沉没了，南海水下留有诸多的沉船遗骸。近年来，中国南海成为我国考古与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受到猛烈的海浪的袭击，许多船只，都在这里沉没过，航海家航经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极其小心谨慎。在低潮的时候，礁上水深只有三、五公尺，听说远至台湾的渔民，都来这里掘取礁上埋藏的铜钱，这件事提示那个礁上埋存着[2]无限宝藏。”1935年，时任国民政府海军部东沙群岛气象台台长的方均，在东沙群岛马蹄礁珊瑚沙石凝结块上提取铜钱89枚，铸文可识者包括唐代以前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最多的是宋代钱币，有北宋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南宋庆元通宝、嘉泰通宝、大宋元宝、绍定通宝、开庆通宝、咸淳元宝等；另有元代至正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清代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光绪通宝等。关于大宗的宋代铜钱，研究者认为，由于五代之后，铜钱稀少而严禁流出，南宋后纸币流行，铜钱更少，一般平民手中存有的铜钱不多，更不能载运出口，而当时市舶司却可运载铜钱。所以推测这批宋钱是南宋官舶沉舟所遗留[3]。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在接收西沙群岛之后，对群岛上的文物进行了搜集，共1300余件[4]。后来在广东省文献馆举行了西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代表王光玮教授展示了他在珊瑚石岩下拾得的唐代开元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铜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南海诸岛考古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南海古代遗迹与遗物的考古发现大抵经历了零星发现、局部收集、科学调查与发掘、水下考古几个阶段。（一）零星发现、局部收集阶段南海诸岛近世的古代遗物发现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国九年（1920年），日本渔夫发现在西沙群岛珊瑚礁上包藏极多的古钱，大部被珊瑚礁盖住，……其中最少的是王莽钱，最新最多的是永乐通宝。……据看钱（永乐通宝）的形样，并没有人手磨灭的形迹，可见此钱的沉没，当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或稍后，算[1]起来不会后于五百年前。”台湾省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在论证《建造珊瑚礁所需的时间》时，也引用了这里的资料，“这个珊瑚礁外部，收稿日期：2011-12-06作者简介：许永杰（1957-），男，北京人，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40

发现，形式上，除渔民生产生活中的偶然发现外，也有科学考察人员在科考活动中的发现，还有政府工作人员的有意收集；地域上，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的诸多岛屿和岛礁；年代上，上可溯至汉代，中经唐宋，下迄明清；在遗物的废弃形式上，既包括沉船水下遗物，又包括岛上居民的生活遗物。一些有识之士特别强调了这些遗物对于说明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意义，“民国九年，日本渔夫在西沙群岛发现的古钱，……当在明成祖年间或稍后，算起来不会后于五百年前。……为郑使（郑成功）赉来者无疑。”[5]“值得介绍出来的是开元、皇宋、洪武、永乐那十六个古钱，是中山大学王光玮教授在西沙石岛内所发现的，西沙自古属我，更增上一个铁证。”[6]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南海诸岛走访的人对岛上中国渔民建造的小庙多有记述。1956年，牧野在《西沙风光》中介绍：“在西沙群岛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用珊瑚石砌成的小庙。……据渔民们说：在明朝的时候，我国住在海岛上的渔民经常到这里来捕鱼。……为纪念这些渔民兄弟，他们就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名叫'兄弟公'的小庙。他们一面纪念自己遇难的渔民兄弟，同时也祈求海神保佑他们一路平安。”[7]1957年，贾化民在西沙群岛访问后，写到：南面的叫做‘孤魂庙’，北面的叫做‘黄沙市’。”作为记者，他没有考证两座庙的建造年代，却指出庙名的含义是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孤魂渺渺”、“碧血黄沙”[8]。1960年，君奋在《西沙群岛见闻》中写到上面刻着"有求必应”，两个香炉，虽因年代久远有些残缺，但仍摆在庙前。在东岛和其他岛上还有“娘娘庙”和明代的“石庙”[9]。1957年，张振国在《南沙行》中记述：“太平岛与中业岛上，都有一座土地庙，这是我国数千年里风俗习惯的传统，那是几块宽大的石板所架成，三尺来高，二尺多宽，中间供养着石质的土地神像，虽经多年风雨的侵蚀，而且剥杂模糊，而其雕塑的衣冠形式仍隐约可见，其南威、南钥、西月等岛均有类式小庙。”“岛的中央有石碑一具，刻‘南威岛’三字，旁注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立一行小字，顺石碑走十数步，有百年古井一口，边缘满生绿苔，考为我国清代渔民所凿，岛西另有高丈许土地庙一座，内有香炉一只，但无神像，想因年久湮化了。”[10]这一时期发现的小庙建筑多设于岛屿的边缘，据供奉对象可以分为“土地庙”、“娘娘庙”、“（兄弟）孤魂庙”，在年代上多为明清两代，在区域上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二）科学调查与发掘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海诸岛的考古工作步入了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调查与发掘阶段。1974年3~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到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调查[11]。调查的岛屿包括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琛航道、广金岛、全富岛、永兴岛、赵述岛、北岛、和五岛等，并在甘泉岛和金银岛做了考古试掘。甘泉岛的试掘共发现两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一个是以青釉四系罐为代表的遗存，与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12]，属于唐代遗存；一个是以青白釉小口瓶、点彩瓶、点彩罐、四系小罐、碗、碟、粉盒等为代表的遗存，与广州皇帝岗窑址、潮安笔架山窑址等广东沿海地区窑址出土的同类器相同[13]，属于宋代遗存。这些器物因处在遗址的地层堆积中，并伴有铁锅残片，可以认为是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具。本次调查在永兴岛、金银岛和北岛等地获得清康熙、雍正等朝江西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五彩盘、青花龙纹盘等。瓷器除在海岛上的发现外，在礁盘上也有较多的发现。主要有北礁礁盘的宋代青釉瓷罐和瓷洗、金银岛礁盘上的元代龙泉窑瓷盘和明代嘉靖青花龙凤纹盘、全富岛礁盘上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福建德41“永兴岛上现在还有渔民自己修建的两座庙，（寺）“在晋卿岛上我看到两个土地庙，

化窑青花瓷碗碟等。这些历代瓷器应是往来于西沙群岛的商船和渔船触礁沉没的遗留。本次调查还重点对琼海县潭门公社草塘大队渔民打捞的明代沉船遗物进行了整理。该沉船位于北礁东北角礁盘，经过1961、1971、1974年三次打捞，共获得500余公斤的历代铜钱和铜锭、铜镜、铜剑鞘、铅块等。铸铭可识者有新莽大泉五十、东汉五铢、西魏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南唐唐国通宝、后周周元通宝、北宋宋元通宝、太平通宝、咸平元宝、天圣元宝、治平元宝、熙宁元宝、元祐通宝、圣宋元宝、南宋建炎通宝、隆兴元宝、绍熙元宝、庆元通宝、大宋元宝、咸淳元宝、辽大安元宝、金正隆元宝、元至元通宝、龙凤通宝、天启通宝、大义通宝、明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在这批铜钱中，以年代最晚的全新“永乐通宝”为主。一些元末明初铜钱的铸地和流行地区主要在长江流域，据此推测该船应是自江苏出发的郑和船队中的一只。岛上的小庙建筑的调查与记录仍是这次调查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次调查共记录明代以后的小庙13座，分为两种形制，一是用珊瑚石垒砌，一是用砖垒砌。其中琛航岛西北角小庙内供奉一尊明代龙泉窑观音像；北岛小庙内有清代道光年间的德化窑青花瓷盆二只，庙旁及渔民草棚附近对合残碑二块，深灰色麻石刻成，碑身中刻“视察纪念”，左侧刻“大清光绪二十八年”。1975年3月至4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在西沙群岛做了第二次调查发掘[14]，本次工作的重点是对甘泉岛唐宋遗址再次发掘。遗址位于岛边坡地上，文化层厚20~55厘米，出土器物主要有青绿釉双耳罐、瓜棱壶、小口瓶、点彩瓶、粉盒、凸唇盏、凸唇碗、宽沿划花碗、莲花纹碗、篦纹碗、莲瓣纹钵等，铁刀、铁凿、铜饰件，另有大量鸟骨、螺壳出土。出土遗物与第一次发掘相同，与广东、福建沿海唐宋时期同类器相同。本次调查另一重大收获是在十余座岛屿、沙洲和礁盘上采集到瓷器标本数千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礁的南朝青釉六耳罐、青釉42小杯（与韶关、英德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相同[15]）、元代景德镇青花小罐盖；全富岛的产自福建的唐代至明代青釉瓷器、青白釉瓷器、宋代划花大盘；北岛的明代“宣德年造”、“嘉靖年制”青花碗；和五岛的清代早期景德镇民窑的青花加彩大罐、青花山水大瓶、青花罐盖；永兴岛的清代康熙景德镇民窑青花五彩瓷盘；珊瑚岛的盘心印有“祠堂瑞兴”、“祠堂德斋”文字的清代青花盘碗（与福建南普陀寺附近出土的”款瓷器关系密切[16]）；南沙洲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仿“成化年制”款青花碗，上绘花草、临江楼阁、飞檐雕槛、江上行船等，题唐王勃“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诗句；清代嘉庆道光德化窑青花碗碟；南岛的产于福建的宋代青釉划花碗；清代德化窑青花云凤纹、云龙纹碗；晚清青花题字碗。此外，重要发现还有：北礁明初郑和船队沉船的历代铜钱，包括秦代半两、唐代开元通宝、北宋太平通宝、南宋建炎通宝、金代正隆元宝、元代至大通宝、大义通宝、大中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金银岛的清代与庙宇建筑有关的石雕，石狮、石柱、石屋脊、石飞檐、石磨、石供器座等。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所作的两次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成果表明，至少在南朝时期，我国广东内地的居民便已经驾船出海，在北礁留下日常生活用具。唐代至宋代，甘泉岛上有了长期定居的居民，他们使用与广东内地居民相同的生活用具，从事渔猎生产，留下大量的生活垃圾。到明清时期，西沙群岛日渐繁荣，明初郑和率领的船队等大量我国内地和沿海的官船和商船往来穿梭于南海水域；遍布岛屿的各类小庙祭奠那些不幸海上遇难的同胞，也为那些出海渔捞的亲人祈福；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积累的航海经历记录在手抄的《水路簿》上；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在诸多岛屿上和礁盘、沙洲附近留下了大量产自广东、福建、江西的瓷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中国大陆考古“祠堂瑞珍（与广东平远采集的同类器相同）

学家和中国台湾考古学家中国南海诸岛进行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调查试掘工作。中央民族学院王恒杰教授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做过三次考古调查。1991年5月至6月，对西沙群岛的永兴、石岛、中建、琛航、广金、金银、甘泉、珊瑚等岛的岛面、海滩及附近的礁盘进行调查[17]。本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是在甘泉岛西北端发现了史前时期的遗存，这是由三件褐色夹砂陶陶瓮套接而成的瓮棺，因为掩埋距离地表较近，加之近代活动频仍，三件陶瓮破损严重，已无法复原。瓮棺附近还清理出褐色夹砂陶甑一件，磨制有肩石器一件。在该遗址还采集到磨制梯形石斧一件、磨制小石斧一件和泥质红陶网坠一件。这批遗物的年代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海南岛出土的同类遗存文化性质相同，三件陶瓮套在一起作为瓮棺，还见于海南陵水[18]。甘泉岛上采集到的战国至汉代遗物也是本次调查的重要收获，主要遗物有轮制泥质灰陶弦纹水波纹横耳瓮残片，与广东省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葬出土陶器的质地纹饰相同[19]；另有泥质灰陶方格纹米字纹陶瓮残片、泥质桔黄陶弦纹罐残片等，这些压印纹硬陶残片与广东珠三角地区及海南岛所出的印纹陶相同；还采集到锈蚀严重的汉代残铁铲一件。本次调查工作除甘泉岛的收获外，还在其他岛屿发现魏晋至明清历代的陶瓷器标本。1992年5~6月、1996年5月，王恒杰教授两次对南沙群岛进行了考古学调查[20]，从永登暗沙进入南沙群岛，最远抵达曾母暗沙。调查获得秦汉至明清历代标本，主要有道明群礁、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的秦汉时期同心圆戳印纹、米字纹印纹硬陶瓮残片（与广东澄海龟山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相同[21]）及汉代“五铢”钱。永登暗沙的唐代小口四系陶罐、南薰礁及附近的唐代“开元通宝”等。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滩的宋代龙泉窑、福建民窑瓷器残片、宋代熙宁重宝钱；皇路礁的熙宁重宝；福禄寺礁的元祐通宝、大德元宝钱；大现礁、南通礁和南薰礁及附近的宋元时期青花瓷器和青白瓷器残片。道明群礁的明代景德镇“大明年造”、“成化年制”青花碗；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滩、皇路礁和南通礁的明清时期广东民窑瓷器残片、清代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钱和清代铁锚。这是南沙群岛最早的也是最具规模的考古调查工作。1995年3月，台湾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仲玉到东沙岛做考古调查[22]，在岛上发现了7处陶瓷片遗留的地点，并在其中的第6地点进行了考古试掘，此处遗址被命名为“东沙遗址”。该地点发掘所获标本陶器有钵形器、束口瓮、砂锅、带柄罐、小瓶盖等，瓷器有青花小瓶、青花瓷碗、青花汤匙等，其中青花小瓶上有“同仁堂”、“平安散”印文，应为北京同仁堂盛药用瓶。另有铁钉、打火石、鸟、龟、贝等小动物遗骸，灶址和灰烬。根据出土遗迹遗物推测，该遗址应为明末至清中叶之间我国居民在岛上生活的遗留。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西沙群岛所属的岛屿、沙洲和礁盘做了大量的地面和水下考古调查。1996年4月至5月，对西沙群岛所属的18座岛屿、4个沙洲和4个环礁进行了陆上和水下调查，共获各类标本1800余件，尤其是对中岛、中沙洲和西沙洲等以往未曾工作过的岛洲进行了调查[23]。在所获标本中，珊瑚岛的青白釉小瓶、南岛的刻花瓷盘、金银岛的青釉注壶，与广州西村皇帝岗宋代窑址所出同类器相同；北礁水下打捞的青釉双鱼洗、圈足大盘等为元代龙泉窑产品；南沙洲发现的清代青花瓷器系产自广东地区、福建德化窑和江西景德镇民窑。海南省文物考古部门还征集到在北礁附近出水的大量历代遗物。1996年7月，琼海市潭门港00316号渔船在西沙群岛北礁作业时，打捞出5万多枚钱币和7块铜锭。铸文可识的钱币有新莽大泉五十、东汉五铢、唐代开元通宝、北宋太平通宝、43

南宋建炎通宝、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元代至大通宝、至正通宝、明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其中绝大多数为明代钱币，计约36000余枚[24]。1997年，琼海市潭门港0337号渔船在西沙群岛北礁作业时，在礁盘上打捞出一批古代遗物，瓷器有宋代青白釉瓷器、元代青釉瓷器和明清青花瓷器；铜钱以明代洪武、永乐通宝居多，另有唐、宋、元时期的钱币；以及龙纹盘、器座、锁、弓簧等铜器和陶器、石器等[25]。1998年4月至5月，琼海市潭门镇边防派出所查缴了一批在西沙北礁一带非法打捞的水下文物，共153件，有宋代青白瓷、元代龙泉窑青瓷明代青花瓷等[26]。同年8月，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在西沙群岛北礁作业时，打捞出1000余件遗物。主要有宋元时期的壶、盘、洗、碗、碟、罐、盒、瓶等青瓷、白瓷和青白瓷瓷器；明清时期的绘有人物故事、团龙、凤、鸟、花卉、水草、山石等花纹图案以及题记、年款的盘、罐、碗、碟等青花瓷器。这批陶瓷器的产地为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场[27]。此外，2001年8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中，还征得一批清代石雕。这批石雕系琼海县潭门镇渔民在西沙群岛珊瑚岛的礁盘上打捞而出，共有10尊人像，37件石柱、石板、石条、石飞檐、石柱础。这批石雕和石建材具有清代广东潮州和福建沿海地区的风格，应是当时移居东南亚的华人运往海外修建庙宇或某种大型建筑物所用[28]。（三）水下考古阶段中国南海的水下考古工作，始于1989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共同组成的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近海的广东阳江“南海1号”所做的考古调查[29]，而1990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对海南省文昌县龙楼乡宝陵港沉船的考古调查，又把水下考古工作向南海诸岛推进了一大步[30]。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广东省文44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西沙群岛的浪花礁、华光礁、珊瑚岛、北礁等岛礁的礁盘上进行了水下文物调查，打捞出500多件文物标本。其中北礁水下打捞出的青釉双鱼洗、圈足大盘和凹底盆等为元代龙泉窑产品[31]。此次调查工作为日后的大规模水下考古工作做好了前期工作。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了“西沙水下考古队”，对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32]。本次水下考古工作以北礁为主要工作地点，并在华光礁和银屿做了调查和试掘工作，共发现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水下文物遗存13处，共获得出水文物标本1500余件。本次考古调查与试掘，尤以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北礁3号沉船遗址、北礁1号沉船遗址和银屿1号遗物点的收获最为重要。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共出水沉船遗物849件，以瓷器为主，此外还发现有木质舱塞、菱花铜镜和铁器等。出水瓷器以青白瓷居多青瓷次之，酱褐釉器最少。其中，青白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执壶、瓶、盖罐、器盖、粉盒等，器表以划纹和篦划纹为装饰手法，作出缠枝花卉、莲瓣、菊瓣、卷云、人物等图案。其中胎体灰白较厚，上施灰白釉者为宋代福建泉州地区德化窑、南安窑的产品；胎体白薄，上施青白釉者为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青瓷器有碗、大盘、瓶、执壶、钵、小口罐等，器表以划纹和篦划纹为装饰手法，作出花卉图案。其中灰白胎，施青或青黄釉，图案疏朗随意者为产自宋代福建泉州地区；灰胎较厚，施青黄釉图案繁缛严谨者为产自福建闽北地区；灰胎粗糙，施青釉或青釉褐彩者为福建晋江磁灶窑的产品。酱褐釉器有小口瓶、小口罐和军持等，也是福建晋江磁灶窑的产品。根据出水遗物推测，该遗址应是由宋代福建沿海出发的商贸船遗留，承装的货物以当地民窑生产瓷器为主。北礁3号沉船遗址共采集150余件标本，主要是瓷器，另有3件花岗岩碇石。瓷器均为

青花瓷，器形以碗、盘居多，另有碟、罐、器盖；碗的内外壁多绘青花图案，纹样繁多，有山水、楼台、人物、飞禽、奔马、飞龙、祥云、火珠、折枝花、缠枝花、八卦火焰等，个别碗底见有“大明万历年制”款和“丙戌年造”款。盘的内壁纹饰繁缛，外壁纹饰简单；口沿腹部饰锦地开光纹，盘心多为仙山楼台、山水双凤、荷塘芦雁、松下双鹿、岁寒三友等。这批青花瓷整体面貌一致，应是同一沉船的遗物。其中大部份器物与漳州窑瓷器特征相同，是明代晚期漳州窑的产品。北礁1号沉船遗址共发现标本50余件，均为瓷器。瓷器可以分为青花瓷和青白瓷、青瓷三类。青花瓷的器形只有盘和碗两种，盘为白胎或灰白胎，釉色青灰，青花呈色为青灰、青褐、青黑等，纹样为印花，盘心青花图案有双圈弦纹、龟形、星形、圆形及文字押章，外腹绘鱼纹、折枝菊花纹等；碗胎与盘同，碗心有方形、“合珍”青花押章，腹外多绘篆体"寿"字纹。这批青花瓷与福建德化、安溪等地清代窑址产品相同，部分类似“泰兴”号沉船的出水瓷器，年代在清道光二年[33]。青白瓷的器形有碗、小杯、执壶等，青瓷的器形有大盘、小罐等。该遗址所出青白瓷和青瓷类瓷器的胎色、花纹图案等均与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所出同类器相同，年代当在宋元时期。银屿1号遗物点共采集出水标本81件，青瓷器为主，少量青白瓷。青瓷器胎釉较厚，装饰手法多样，有模印、刻划、压印等，纹样有莲瓣、折枝花、缠枝花、柿蒂纹、星芒纹等，押章有"金玉满堂"，器形有碗、盘、洗、罐、盒等。这批青瓷器多为元代龙泉窑产品。青白瓷只碟一种，与福建泉州地区宋代窑址器物相同或相似。另外，北礁1号遗物点出有宋代产自福建泉州地区德化窑、南安窑的青瓷碗、盘，青白瓷小罐和龙泉窑粉青器，以及宋元时期产自福建晋江磁灶窑的酱釉罐等；北礁2号遗物点和石屿1号遗物点出有与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相同的宋元时期的青白瓷碗、盘、盒、壶、杯、罐、小口瓶等。银屿2号遗物点出有明代龙泉窑青瓷盘。在北礁1号遗物点和北礁3号遗物点都出有明末清初福建漳州窑青花瓷碗、盘；北礁2号遗物点和石屿1号遗物点出有清代福建德化、安溪窑青花瓷碗、盘；银屿3号遗物点出有清代中晚期青花碗、盘、盏、汤匙。2007年和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局等单位，再次对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发掘[34]。本次发掘发现了华光礁1号沉船船体，该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保存较好，结构基本清晰，残长20米，宽约6米，舷深3~4米，排水量大于60吨，船体覆盖面积约180平方米。出水标本近万件，绝大部分为陶瓷器，另有少量铜器、铁器和木器。陶瓷器包括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形有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注子、军持和器盖等，纹饰主要是印花和划花图案。陶器为泥质灰陶，均素面，器形有小罐、四耳罐、瓶、擂钵等。这些陶瓷器主要产自南宋福建德化窑和晋江磁灶窑和江西景德镇。2010年4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局等单位组成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对西沙群岛海域永乐群岛诸岛礁进行水下文物普查[35]，包括华光礁、北礁、盘石屿、银屿、石屿、珊瑚岛等岛礁，还调查了宣德群岛的赵述岛、浪花礁，调查了42处水下文化遗存，新发现遗址32处。本次普查工作的重要收获：一是在北礁海域调查的27处遗址中，新发现地点达19处，包括了3处沉船遗址和15处水下遗物点；二是出水了大量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标本，产地包括著名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漳州窑，以及潮州窑、奇石窑、闽清窑、磁灶窑、安溪窑、华安窑等闽广地区的窑场。尤为重要的是，石屿2号沉船遗址发现的典型元代青花瓷器，器类多样，有碗、杯、瓶、罐等；青花纹样丰富，有鸳鸯莲池纹、缠枝菊纹、莲瓣纹等；三是在几处清代中晚期沉船遗址中，均有大量石质建筑构件，包括石条、石柱、石板、拱形开孔石板、石雕、石狮子等，45“成珍”

部分柱头还雕人物类石刻；四是还发现了3处铜钱遗存地点，铸文可识者有北宋皇宋通宝、天圣元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崇宁重宝，明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结语根据历年的考古发现，可对南海诸岛的历史作出如下叙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便已登上西沙群岛的甘泉岛，他们使用梯形石斧、有肩石器和红陶网坠从事渔猎生产，使用陶甑、陶瓮从事日常生活，组合多件陶瓮作为葬具下葬死者。至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再度登上甘泉岛，并远足南沙群岛的道明群礁、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等岛礁，他们使用轮制泥质陶瓮、陶罐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这些陶器的器表装饰繁缛，有弦纹、水波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等；他们不但以铁制品作为生产工具，还携带有五铢铜钱。到南朝时期，西沙群岛的北礁和甘泉岛都发现有与广东粤北地区相同的青釉六耳罐、青釉小杯等生活用具。唐代，甘泉岛上更是有了永久性的定居居民，从唐代到宋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留下了各类青釉和青白釉瓷器生活用具，铁刀、铁凿等生产工具，以及鸟骨和螺壳等生活垃圾，包含各类遗存的文化堆积厚达数十公分，而这些遗物表现出他们与广东东沿海地区的密切联系。进入宋代，南海海域呈现繁荣景象，一艘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广东和福建等地的沿海港口出发，驶经南海水域，从事远洋贸易。船上的货物大多是产自东南沿海地区的瓷器，主要产自广东西村窑、潮安窑、福建德化窑、南安窑、晋江磁灶窑、闽清窑、安溪窑、漳州窑等，另外还有江西景德镇民窑、景德镇湖田窑和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些商船同时还装载大量货币，沉没在北礁东北角礁盘的明代初年沉船，不但装载大量全新的明初"永乐通宝"，还包括自新莽"大泉五十"至元末陈友谅"大义通宝"等历代货币。这些出航的船只因遇风浪连人带货一同倾覆在南海水域，包括排水量大于60吨46的华光礁1号宋代沉船、自江苏出发的郑和船队的北礁明代官船、运送建材的金银岛清代民船。经由南海水域的海上陶瓷贸易，兴于宋，经由元，至明清不衰。明清时期，南海水域还呈现出繁荣的渔捞景象，居住在广东、福建沿海和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上的我国渔民，都在这里从事捕鱼生产，为纪念那些海上罹难的渔民兄弟，诸多岛屿上都建有抚慰他们灵魂的（兄弟）孤魂庙”和祈求“海不扬波”的“土地庙”、“娘娘庙”，渔民们也将长期的海上经历所积累的经验记录在《水路簿》上。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我国大陆居民是最先来到南海诸岛的先民，他们在这里劳动、商贸和生活，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圣神领土，南海水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海。在南海诸岛的诸多考古地点中，有两个地点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一是甘泉岛。该岛位于永乐群岛西部，因古井水甘甜而名。岛长约900、宽约500米，呈南北向椭圆形，中间低平，周边有天然屏障--沙丘环绕，适合居住。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在这里登陆并居住，中经战国、秦汉、魏晋，至唐宋更是有了长期定居的居民，延至明清炊烟不绝。二是北礁附近。北礁是永乐群岛北端的一个椭圆形礁环，地处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既是大陆出海远航的第一站--来自中国大陆的古代航船到此可分为东、中、西三条航海路线，前往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又是从南洋回帆的最后地理标识，是来往南海的必经之路。北礁环礁长约6.5、宽约2.6海里，低潮时部分露出海面，高潮时也有个别露出。这里风浪大，暗礁多，水道窄，是西沙群岛北部的著名险区。北礁附近是目前发现水下文物最多的地点，仅1998、1999年调查就发现7处文物遗存（2处沉船遗址、5个遗物点），出水文物的年代包括南朝、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迄今，中国南海诸岛的考古工作以西沙群岛开展的最为充分，其次是东沙群岛，南沙群“

岛还是部分岛屿，尚缺乏中沙群岛的工作。相信在目前的空白地区开展工作，一定会有与本文所述相同的考古发现。附记：本文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共同承担的《南海诸岛文物考古资料收集整理及初步研究》项目的成果，得到该项目的资助。注释：[1《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之初步研究报告》]，1947年3月15日，载《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资料》。[2]马廷英：《建造珊瑚礁所需的时间》，《地质学会志》第十七卷第一期。[3]福建师大历史系、地理系、外语系、图书馆编：《东西南沙群岛问羡慕及重要资料选编》，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4]余思宙：《南海群岛主权属于我国》，台湾《中央日报》1947年2月25日。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5]马廷英：《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之初步研究报告》，1947年3月15日，载《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资料》1947年3月15日，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6]邝海量：《领土主权的认识》，西南沙物产会展览后归来作。载广州《越华报》1947年6月15日，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7]牧野：《西沙风光》，载《解放日报》1956年10月20日，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8]贾化民：《西沙群岛归来》，香港《大公报》1957年3月31日，转引自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9]君奋：《西沙群岛见闻》，《今日新闻》1960年5月15日第6版，转引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0]张振国：《南沙行》，载《中国南海诸群岛文献汇编之八》，1957年成书，197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1974年第10期。[12]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13]广州市文管会：《广州西村古窑遗址》，文物出版社，1958年；黄玉质、杨少祥：《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1983年第6期。[1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15]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8期；徐恒彬：《广东英德浛洸镇南朝隋唐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9期。[16]荆山林：《厦门南普陀附近发现明墓及陶瓷》，《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17]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18《海南黎族自治州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1辑。[20]王恒杰：《南沙群岛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第9期。[21]黄伟雄：《澄海发现大型汉代建筑遗址》，《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7日。[22]陈仲玉：《东沙岛南沙太平岛考古学初步调查》，1995年。[23]郝思德、王大新：《96西沙群岛文物普查》，《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24]郝思德、王恩：《西沙群岛北礁古代钱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25]郝思德：《西沙群岛北礁古代文物》，《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文物出版社，2000年。[26]郝思德：《西沙群岛北礁水下文物》，《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27]张昆荣：《西沙群岛北礁明清时期文物》，《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文物出版社，2002年。[28]郝思德、王大新：《西沙群岛珊瑚岛清代石雕文物》，《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29]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30]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海南省博物馆：《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31]同注[23]。[32]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年。[33]参见《NagelauctionsTekSingtreasures》。[34]王大新、郝思德：《中国考古60年・海南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60年》，文物出版社，2009年。[35]孟原召、符洪洪：《2010年西沙水下考古调查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4日。（责任编辑、校对：凡国栋）47《文物》《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