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果传奇人生

2024年3月4日发(作者：施延镛)

于果传奇人生

于果，江西科技学院（原江西蓝天学院）董事长，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江西省工商联副主席，江西省青联副主席，江西民办教育协会会长。16年来，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创办了全国闻名的、全国规模最大、办学条件一流的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民办普通本科院校。

于果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1990年他下海去俄罗斯做易货贸易，非常成功，仅其中一笔生意就净赚100多万元。就在他抖擞精神准备在莫斯科大干一场时，妻子来电话说：“我和孩子非常想念你，我们要的是丈夫和父亲而不是钱。”他放下电话二话没说就启程回家。许多朋友都为他深感惋惜，说凭他的经商头脑和机遇，再干几年准能成为亿万富翁。可他说：“与家庭相比，亿万富翁算不了什么。”

他向笔者娓娓述说了他的家庭和爱情故事。

于果“全家福”，温馨三人行

1962年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父母亲都在长途汽车站工作。我一岁半时得了小儿

麻痹症，左腿落下残疾，遭到父亲的厌恶和嫌弃。他每每酗酒回家就把我当做发泄的对象，又打又骂。母亲为了保护我，常常奋不顾身地与父亲扭打成一团；当父亲发泄够了沉沉入睡后，鼻青脸肿的妈妈紧紧搂着我，用她的爱抚平我心灵和肉体的创伤。

随着两个妹妹的出世，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困窘拮据。可对妻儿和家庭毫无责任感的父亲，不但不把工资拿回来，还照样在外面酗酒，回来就对我和母亲大打出手。看着母亲日渐消瘦憔悴的脸，我心疼极了，一边为母亲抹泪一边发誓道：“妈妈，我长大后一定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骂老婆孩子，我要做天下最好的爸爸。”妈妈听了我的话，心都碎了，她哭着把我搂得更紧。1976年我上初二时，善良的母亲实在无法忍受父亲的粗暴，提出离婚。法院判决时，父亲嫌我有残疾，将来只会是个包袱，就提出两个妹妹归他抚养，我归母亲。母亲二话没说就接受了。

为了让妈妈尽早摆脱婚变的痛苦和阴影，远在江苏无锡的舅舅把妈妈接回娘家，舅舅给我留下一笔钱，让我住在学校里。从这天起，我懂事了，知道生活的残酷，更懂得我和其他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残疾从来没有得到父爱，现在母亲也要离我而去，今后的路只能靠自己走了。离别前我安慰泪流满面的妈妈：“我一定好好读书，多学本领。”

住到学校后，我跟一位老师学美术，由于我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绘画技巧，成了小画家。1980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考分高出录取线40多分，因为残疾而被大学拒之门外。我异常伤心沮丧，改嫁后的母亲把我接到她在南昌的新家。继父是江西赣剧团的老艺人，他看我的画不错，让我去考赣剧院的美工。剧院领导很欣赏我的才华，准备录用我，谁知在上报审批时因我的左腿有残疾而未批准。求才若渴的剧团领导一次次跑文化厅说明情况，最后，文化厅的几个领导来到剧团，他们看我的作品又看我走路，直到见我爬脚手架和正常人一样灵活时，这才批准我为赣剧院的美工。

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十分勤奋，为古装戏《邯郸梦》设计制作的瓷枕曾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奖。后来我又迷上了服装，剧团有位演员结婚，我免费给他做了身西服，结果宾客都说比街上卖的西服还精巧，我从此名声大振。剧团好多人都求我给他们做衣服，我的能干和热心赢得剧团上下的一致好评。

二

团里有个叫喻小梅的女演员，是唱文武花旦的。她长相俊美，练功特别能吃苦，更难得的是性格温柔娴静，又善解人意，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她得知我的身世和家庭状况后特别同情我，以后待我就像大姐姐一样，常常从家里带好吃的给我。

那时我每月工资才16元，根本买不起自行车，小梅总是把她那辆新车借给我骑。不知不觉中，我对这个大我两岁的女孩产生了一种依恋爱慕的情愫，但我不敢向她表白——她是那么优秀完美，我是一只有残疾的丑小鸭，怎能配得上白天鹅呢?

1981年我们团去弋阳演出，我在搬道具时被下坠的滑轮砸伤腰部，住进了医院。小梅随同事们来医院看我，又偷偷跑到菜场买了些鸡蛋，用酒精炉烧好送到医院来，她红着眼圈对我说：“快趁热吃了吧，本想炖只鸡给你补补身子，可又没条件弄。”听到这话，我感动得落泪。我是在人们歧视冷漠的眼光下长大的，加之父母离异、母亲改嫁，我的情感世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多少年了，我渴望的就是这种关心和体贴。我哽咽地对她说：“小梅，有你这句话，比吃什么东西都强。”

我伤好出院后，剧团又到乐平演出。小梅因皮肤过敏，原本白嫩的皮肤被太阳暴晒后发了炎。

医院离我们的驻地较远，她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便提出要陪她去医院打针，她答应了，我们约好中午两点钟在火车站广场碰面后一起去。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情绪紧张亢奋无法午休，一点钟就偷偷爬起来出了门，没想到半路上竟碰到小梅。她一见我吃惊地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是说好两点钟的吗?”我喜滋滋地道：“你不是也提前来了吗?可见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她红着脸低下了头。后来她才告诉我，那天她答应让我陪她上医院后，又觉得不妥，大姑娘屁股上打针，让小伙子看见多难为情啊，于是她就想一人先去医院，打完针再到广场来找我。没想我提早了，让她措手不及。

到了医院，我就站在门外等她。往回走的路上，我终于鼓足勇气对她说：“时间还早，我们走走吧。”小梅娇羞地点了点头。我们沿着蜿蜒的小路，默默地走了很远。我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何说起。一直走到一栋新盖的楼房前，我们坐在门坎上休息。望着尚未装好门窗的新房，我开玩笑道：“小梅，这要是咱们的新房就好啦。”小梅含羞带笑地瞥了我一眼道：“你呀，做梦娶媳妇，尽想美事。”

我大胆地握住她的手道：“小梅，我做梦都想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小梅像蚊子似地哼哼道：“我愿意。”我又紧张地问道：“我家里很穷，我的工资比你的还低，你不会嫌我一无所有吧?”小梅说：“我们有了爱，一切都会有的。”我捶打着瘸拐的左腿，把自己最担心的话说了出来：“我是个残疾人，你家里人知道了，肯定会反对的。”她却微笑地看着我说：“你比正常人还聪明能干，只要我们彼此真心相爱，我的父母会同意我的选择。”我紧紧拥住她，发誓道：“小梅，我会爱你一辈子，也会尽我的所能，让你一辈子幸福。”

果然，我们的相爱不仅遭到她父母的强烈反对，连剧团的领导和同事也议论纷纷，认为以小梅的条件，找我做男朋友太不明智。后来，领导还专门找我谈话，说：“小梅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也是团里重点培养的尖子演员，前程不可限量。说实在话，你们在一起很不般配，即使以后结婚成了家也不会幸福。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如何去选择自己的爱情。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小梅好。”

小梅母亲找到我说：“小梅比你大两岁，女人容易衰老，将来你们婚姻不会幸福。”小梅的父亲则一口咬定：“我坚决反对小梅跟你谈朋友，希望你能知趣。”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真的心灰意懒了。我对小梅说：“为了你的前途和幸福，我们还是一刀两断吧。”小梅哭着对我说：“没有你的爱，我一辈子也不会幸福的。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爱我一辈子，让我幸福一辈子吗?”面对如此痴情的女子，我对天发誓：这是值得我一生去爱去疼的女人，我不应该软弱退缩。

1985年3月6日，我们没请一个客人，也没办一桌酒席，放了一挂鞭炮，炒了两个菜，我和小梅为自己举办了最简单最冷清的婚礼。一年后我们的儿子出世，我在忙着剧团工作的同时，也起早摸黑做家务洗尿片，恪守着儿时的诺言：爱妻子，不打骂孩子，做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岳母看到我们生活美满幸福，也就不计较以前的事了，经常过来帮我们看护孩子，一家子和睦温馨。

三

1990年，我改名于果，意思就是要努力，干出一番成果来，不辜负妻子对我的一片真情。在单位不景气、没戏可演的情况下，我下海去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由于朋友的帮助和我正确的决策，不到半年，我做的几笔生意都成功了，其中一笔净赚100多万元。我正欲大展宏图，在莫斯科大干一场时，妻子来电话说，她和孩子非常想念我，他们要的是丈夫和父亲，而不是钱，盼望我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我放下电话二话没说，就准备行装回家。

朋友知道后，都为我的决定惋惜，说我很有经商头脑和天赋，而且俄罗斯的改革开放也很有利我们在那里做生意，我要是再干几年的话，准能成为亿万富翁。可我摇头道：“与家庭相比，亿万富翁算不了什么。”朋友不解地问：“你是男人，怎么会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我笑道：“正因为我是男人，就要对妻子、孩子和家庭负责任。”朋友生气了，说：“你呀，还是小农意识，离不开老婆的热炕头。你知不知道，男人有了事业有了钱，什么样的老婆找不着啊?”我笑着说：“老婆好找，但美满的家庭就不是用金钱能铸造出来的。再说，有才干的人到哪儿都能发展，我回家后一样能拓展自己的事业。”

也许是苦难童年和父母离异留给我的阴影太深，我特别看重妻儿的感受，也很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美满婚姻，所以，有了妻儿的一声召唤，我不顾朋友的再三挽留，毅然离开俄罗斯。

回到江西后，我在南昌投资办学校，专门培养像我这样的落榜生和身有残疾、贫困的学生。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全会上，我作为惟一的民办学校代表，向大会递交了《民办教育法》的议案。我坚信，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我们定能办成一所国内名牌的民办大学，让更多的青年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