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详细讲解]

2024年2月29日发(作者：田秀涓)

闯关东 下南洋 走西口旧中国流民外出打工路线“死逼梁山下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 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严令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流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即山海关)，或北渡渤海”，不顾身家性命，多方冒险“闯关”。“闯关东”即由此而来。1860年(咸丰十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始向流民敞开。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居高不下。1927、1928、1929连续三年超过百万。

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或更能深入到流民生活的深处。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中，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每逢大灾之年，总会有“闯关东”的巨浪涌起。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荒”居首位。

1860年山海关大门敞开后，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往东北。“当时

的奉天、锦州二府，荒地很多，稍加开垦，即成膏腴良田。”《胶澳志》记载说，“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由单身到全家，由“候鸟”到移居，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化。

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但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闯关东”浪潮不仅使东北“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使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了。

“哥哥你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所熟知。“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

“走西口”的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这里灾害频发，生存维艰。民谣唱道：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天无绝人之路。一“墙”之隔的“口外隙地甚多”，无疑是一条生路，这就难怪“直隶、山东、山西小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了(《热河志》)。

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少，沿途白骨累累。山西北部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

“走西口”的流民在口外，什么活都做，而受雇重新实现与土地的结合，依然是他们愿望。山西就有“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尽的连成(当长工)”之说。

1691年(康熙三十年)后，清朝连续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就地解决粮草供应，在蒙古地区“募民田作”。清政府在内蒙古草原上圈占的大片牧场，都亟须汉人去耕作。流民于是有了“用武之地”。康熙、雍正以来实行积极招垦政策，给流民以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机会，有一部分流民从而获得小块土地。《清高宗实录》记载：“古北口至围场一带，从前原无民地，因其处土脉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愿往垦种，而科粮甚轻，故节年开垦升科者三千余顷。”清末民国时期推行放垦，

一部分流民交付了“押荒银”，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土地证”，获得了土地的永租权，成为小自耕农。

农业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庞大的“走西口”队伍中，还始终活跃着一批商贩。旅蒙晋商巨擘“大盛魁”就是这样由肩挑小贩起家，直到发展成为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无能力独立经营者则因熟悉路径，深谙口内外行情，常常为大商人、商队、商铺当伙计，运送货物，挣卖命钱。

“走西口”流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孔雀东南飞”

流民打工谋生，可观的经济收入具有极大诱惑力，特别是东南城市经济起飞阶段。著名思想家陈炽在所著《续富国策》中注意到，“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尤其是上海，“较内地丰厚”的“工价”，像磁石样吸引“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而且，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位差，也势必对流民的“向心”运动产生影响。农村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一般都由农村到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到大城市。使“孔雀东南飞”的流民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流”态势。

城市的“功能”往往决定着流民的职业流向。这在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上海既是大贸易中心又是轻工业中心；同时，上海还是中国主要

的文化中心，又有许多中外印刷厂，从大的商务印书馆到各种小印字作坊；此外，服务性的第三产业也在向流民招手。

据《保工汇刊》所载，1926年3月，北京农商部特派专员，视察江、浙两省各工厂，对于工人籍贯，有下列说明：

上海工人籍贯：

铁 工——上海、浦东、宁波、浙江、广东、无锡。

制造玻璃工——上海、宁波、浙江。

制造纸烟工——上海、宁波、浦东、江北、浙江。

纺织工——上海、江北、浦东、宁波、安徽。

面粉工——上海、浦东、江北。

印刷工——上海、浦东、宁波。

杭州工人籍贯：

织绸工——杭州、绍兴、嘉兴、上海、无锡。

铁 工——杭州、绍兴、山东、安徽。

火柴工——杭州、绍兴、上海、安徽。

纺织工——杭州、上海、苏州、常州、绍兴、嘉兴。无锡工人籍贯：

纺织——无锡、上海、苏州、常州、安徽。

织绸——无锡、上海、浙江、苏州、常州、安徽。

面粉——无锡、江北、安徽、上海、山东。

火柴——无锡、山东、江北、安徽、上海。

铁工——无锡、江北、山东、安徽。

印刷工——上海、浦东、宁波、广东。

上列“粗”表统计，本地人约占30%，近乡人约占27%，他省人约占43%。东南实际上是“大杂烩”，这里汇聚了几乎来自全国各地“打工”流民。

作为必然结果，“孔雀东南飞”造成工人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工人(即被近代工业吸收的流民，但他们很大一部分仍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仍是民工，因职业不固定，随时可能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上待业，或回农村)有80%以上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城市。大量流民、打工者选择东南，也加剧了全国城镇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东部沿海城市人口有愈益集中的趋势。19世纪末期，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为6%，而长江下游地区最高达10.6%。到1947年，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的65.3%，而内地仅占34.7%。

海外谋生“下南洋”

在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下南洋”成为堪与“闯关东”、“走西口”相媲美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

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供不应求，就业机会正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下南洋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下南洋”曾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词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闯关东”、“走西口”一样，既带着深深的无奈，又饱含浓浓的感情色彩。

南洋的地理概念从明朝的时候就有了，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

据权威资料统计，从1860年开始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500万中国人到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

南洋路 游子泪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

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为了逃避战祸或政治避难，很多有

文化、层次高的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他们成为海外华人深具影响力并发挥巨大作用的一支。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特别是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 (桂王朱由榔 )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与此同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

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流血汗 写传奇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

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 28.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现在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东盟路 更宽广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槟城街头，记者见到一位小伙子，今年只有20岁，来马来西亚已经一年多。“是伯父让我来的”，小伙子对我们说，他来马来西亚的原因很简单，国内高考竞争太激烈，他的成绩不能保证上好一点的学校，于是追随上个世纪90年代来到马来西亚的伯父的脚步，到马来西亚“闯世界”。

不过，马来西亚的路也不是很好走。小伙子先后到过新加坡、泰国，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现在只好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帮伯父看看铺子。今后的事，只好“看看再说”了。

近年“下南洋”并取得成功的，在吉隆坡也大有人在。广之旅是中国著名的旅行社，我们的车队刚进吉隆坡的时候，记者就在酒店门口发现了一辆该公司的旅游大巴。据酒店的王先生介绍，广之旅早在

2001年就实施了股份制改造，它旗下的马来西亚公司的最大股东，就是原来广之旅驻吉隆坡的业务代表李钟平。

说起李钟平“下南洋”的经历，还真有点运气的成分。李先是被总公司派到这里做事，后来遇到现在的妻子，就决定留下来。这个时

候正好碰上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于是便筹措资金，成为了马来西亚公司的大股东。现在他的公司在吉隆坡有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手下有好几部车，还有20多个人。如今，公司的客源非常稳定，业务量逐步上升，收入也越来越可观。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下南洋”的中国人还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紧推进，随着“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人的南洋之路，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