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初二上人教新资料第10课(信客)拓展阅读(4篇)

2024年1月17日发(作者：车大聘)

语文初二上人教新资料第10课(信客)拓展阅读（4篇）

余秋雨作品：莫高窟

1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如何个打法，现在已特别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六六年，一个和尚来到那个地方。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枝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相对应。

三危金光之迹，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时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那个地方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幕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自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那个山峦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因此，那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奇而又安详。

2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那个地方，都特别遥远。在能够想像的今后，还只能是如此。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那个地方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特别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毕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抻。长城，作为一种空间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那么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因此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转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能够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那个地方进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撩乱，呼呼的旌旗使

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能够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特别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许多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白天看了些什么，依旧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战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那个地方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那个地方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太凶狠，工匠们可不能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差不多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所以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那个地方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那个地方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那个天地欢呼。那个地方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那个地方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那个地方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那个地方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那个地方，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特别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如此，如此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哪些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假设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看起来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那么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特别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差不多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3

第三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晰和模糊。

莫高窟真的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of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可不能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都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因此，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假如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假如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一般的游客。假如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大概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因此，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因此，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那个地方，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同意它的洗礼和熏陶。

那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式从海港的起点差不多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账篷里，在一具具雪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被风沙磨钝，然而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儿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什么原因甘肃艺术家只是在那个地方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会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那个地方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法没有多大用处，全心全意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那个地方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今后，确实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4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儿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与今天的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中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德蒙》〔Narzussund 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如何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阳关雪

余秋雨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然而情况又特别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间或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缘故。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查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毕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动身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那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那个地方，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因此，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如此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如此的地，天才叫天。有如此的天，地才叫地。在如此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如此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特别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如此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慢慢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明，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那个地方离县城差不多特别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什么原因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个地方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那个地方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基本上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特别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因此，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因此，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那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确实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怎么说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因此，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许多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２０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查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马上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所以可不能化。所谓古址，差不多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确实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能够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受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关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能够如此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可不能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特别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特别广。离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儿，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马上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情况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连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能够随脚出入的。然而，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同意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那个地方，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因此，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依旧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惋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逝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差不多不早。怕还要下雪。

自序二〔《文化苦旅》序〕

我在好些年往常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特别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儿，一提笔就感受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依旧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许多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特别容易风干和脆折。然而，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适应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明白，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特别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的闻名教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比我大二十来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惊奇的新著，是他与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南极洲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阅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也会发明我们前辈许多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洒脱和放达，苏东坡曾把这种劲头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尽情奔驰。事实上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还不到四十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我们这些人，什么原因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假如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假如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只是气来？假如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动身了。

所以可不能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所以是参加各地永久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差不多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惋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许多，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那么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因此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如此，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许多。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缘故是，我发明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特别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特别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因此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差不多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惊奇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事实上这是不惊奇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确实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

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如此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所以情况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明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怎么说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基本上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因此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动身。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盼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所以，盼望也只是盼望罢了，况且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一九九一年春〕

自序四〔《山居笔记》序〕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特别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假如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情况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截了当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查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然而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许多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接着探访，例如——

关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关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关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关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关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定和祭奠的必要；

关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所以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差不多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要紧缘故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确信朱熹，在维系社会治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许多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那么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悲伤父辈的牢狱骨灰，连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可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慨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缘故，他们怎么说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存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因此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儿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判《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截了当给我来信，说又发明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依照。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承诺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妨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儿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特别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峻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所以不能再用规劝的方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