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梁》赏析

2024年1月15日发(作者：曲泽洲)

《红高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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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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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

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该的生命力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地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像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束缚。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的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尼采曾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里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命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尼采对生命自身的充分肯定与莫言小说的生命形态虽然有着不同，然而把生命看作人生存意义的最高原则却与

莫言《红高粱》中以生存为根本的乡土民间世界有着相似之处。

这一肯定性的主题却又通过父辈形象才得以展开。从《红高粱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乃是站在子辈的位置上来追忆父辈的故事。小说的一开头便写道“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这一双重的纪年方式标明了“父”与“子”历史距离。“父辈”的生活状况以过去时态存在，而“子辈”则只能依靠对过去了的“父辈”的辉煌生命的追忆而苟活。在《红高粱》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族系级差：“爷爷”余占鳌，“父亲”豆官，“我”。这一“族系链”，就生命力角度言之，则表现为“力的衰减”。“爷爷”是一位匪气十足、野性蓬勃的英雄，“父亲”则在一定程度上仰仗着“爷爷”的余威。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父亲”带着“爷爷”杀敌，却只是对一群癞皮狗作战，并且，在这场并不体面的战斗中，自己丧失了两枚睾丸中的一枚。这也是意味着其生殖力（生命力）的减半。至于“我”，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分子，在作者看来，则是更为内在和更加彻底地被“阉割”了。与“父亲”的生机勃勃的感性生活相对照，现代的“子辈”满脑子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有着“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回到“红高粱”的隐喻世界之内，作者则是将现代的“子辈”比作劣质、杂芜、缺乏繁殖力的“杂种高粱”，孱弱的不肖之子。

由此可见，“生命力主题”在莫言那里同时还包含一个深刻的“文明批判”主题。与“寻根派”的一般立场不同，莫言并未以简单

的历史主义眼光来看待“文明”进程，没有将“文明”处理为“进步/保守”的单一模式，而是把“文明”放到“生命力”的对立面，把它看成是一个“压抑性”的机制，并由此发现现代人普通的生存状态。

莫言笔下的妇女形象，同样也表现出对生命强力的赞美。这些女性尽管命运多蹇，但他们都有着大胆泼辣的性格，敢作敢为的精神，而且，还有着健壮的体格和旺盛的生殖力。她们是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在她们身上，显示了生命力的生产性的一面。女性往往以其果敢的行为、鲜活的个性活跃于字里行间，男性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人格萎缩、行为乖僻。莫言的主要小说中，富有个性的女性人物很多，茂密的“红高粱”地里，“我奶奶”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了人性的光辉。甚至她的死，也与众不同，不是死在自家炕头或女性必经的生育关头，而是为余占鳌的队伍送饭被敌人打死。痛痛快快地生，轰轰烈烈地死，使其人格具有了崇高的特质。

莫言总以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语调写爷爷奶奶。他把笔伸向历史，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上，叙述先人在过去年代的生活，他们（“我爷爷”、“奶奶”）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而且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爷爷奶奶的一种深情依恋。

莫言小说的主人公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等带有亲属称谓的人物。这些人都是“高密东北乡”的祖先，他们和他们生活的时代现实中都早已荡然无存了，但作者却找到了一条联结“我”与祖先的纽带，使“我”可以体验、领悟祖先的生活和感受。

这条纽带就是“我”与这些人物之间的“血缘亲情”。“我”借这种亲属称谓而作为隐含人物进入故事。读传统的第三人称小说，我们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的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故事，而这种亲属称谓的小说则不然，它不仅仅在感情与称谓上拉近了人物、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而且“我爷爷”、“我奶奶”、“我四老爷”等人的故事常常是靠“我”对“家族史”的回忆而断断续续地讲出来的，“我”常常是作为叙述人或聚集人物而出现的，因此，“我”的思绪、梦幻、神游、插话等常常进入故事，而成为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红高粱》中有一个鲜明的意象就是红高粱，它代表着莫言所向往的洋溢着生命力度的充满狂欢色彩的酒神精神，是生命强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