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2024年1月15日发(作者：樊虚)

洋务运动

了解：洋务事业兴办的历史背景和洋务事业的主要成就运动。

理解：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掌握：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历史作用。

鸦片战争前，中西之间已经有了接触和交往，但在泱泱大国的心态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排斥，认为西方先进科技是"奇技淫巧"。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官僚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了解和认识西方。在内外交困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一些开明官僚在被迫与西方交往过程中，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希望通过局部的改革以自强，阻止列强的进逼，产生"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勇于走出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与恪守传统的封建顽固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从中国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一）洋务派的形成及构成

1、洋务派的形成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新政又称“同光新政”,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从事交涉和签订条约,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聘请洋人,雇佣外国军官，依洋法操练军队,用西法开矿筑路设厂建造,兴办航运,电报业,以及学习外洋科学技术,兴办船政,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活动.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发展的中央机构，它的出现标志着朝廷承认“夷务”升格为“洋务” ，其办事大臣奕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奕是洋务的支持者而不是实践者，洋务派的主要势力和作为都在地方而非中央。地方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堂等.

洋务派为什么要兴办洋务呢？在奕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威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腹之害”，而俄国则是“肘腋之忧”，英国是“体肢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军）、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对于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李鸿章的主张与奕基本一致，他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寻制器之器”。也就是说，洋务派兴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制造洋枪、洋炮用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思。

2、洋务派阵营的构成

洋务派是对清朝统治阶级中，具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活动的一派人物的群体性称谓。这一群体并不具有自身的组织规范性，是后人赋予的规定性称谓。根据洋务派掌握的权力和在当时政权中的地位，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类

（1）以奕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

祺祥政变后，同治皇帝即位，两宫垂帘听政，而实际政务由议政王奕訢负责处理。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奕集朝廷大权于一身，倚靠文祥、宝鉴、 1

董询等人为左右手，并开始重用汉族官僚。经过努力，使清政府度过了因为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等人看到当时清王朝的衰落和与列强交往的增多，主张顺其自然，兴办洋务。形成了以奕等人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

（2）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

由于奕功高震主，为慈禧太后所猜忌。1865年4月，她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的罪名，罢斥奕，革去他的议政王称号。奕经此打击，锐气大减，遇事小心谨慎，不敢违抗慈禧太后的旨意。1876年文祥死后，中央权贵派势力削弱，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谓清王朝的“四大中兴名臣”）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

这两个类别的人物尽管在许多方面包括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方面，不无矛盾和分歧，但总的说来，在对待洋务方面是志同道合，上下串通，内外配合，共同构成洋务派群体。如果就它们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实力判定强弱主次的话，那么是以汉族地方实力派实力较强和更居主要，因为从人员阵容上说，汉族地方实力派人多势众，从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所属的主要事业上看，绝大多数是由汉族地方实力派人物搞起来的。

（二）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很复杂，但最基本的、核心的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对洋务派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就是利用。“中体西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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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务运动的政治纲领

洋务运动历时数十年，有着较大规模，根据其活动内容来看，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可视为其政治纲领。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提出者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同治初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就提出过外致和好，内要自强的主张。到了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他明确提出：处今时，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所谓外须和戎，戎是指外国，外须和戎就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定要与列强和好。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儒家道德规范进一步扩展到处理与西方列强关系上。 内须变法，主要是限于中体西用范围和意义上的变法。它之所以主张变法，一方面是基于对时势的认识，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若不审时度势，弱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一方面也是基于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这一古朴的原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有机地结合，构成洋务派的政治纲领，和戎和变法互为表里，目的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

因此，洋务派所谓的“洋务”，就是指一切涉外事务。而“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说，就是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掀起的一场历时30年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洋务派所兴办的洋务事业。

二、洋务事业的主要内容

洋务运动前后进行了30年，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以“求强”为中心，这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阶段，洋务派创办了大量的军工企业；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大约15年的时间，洋务派除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外，将更大的力量放在兴办民用企业上，洋务运动的重心从“求强”转为“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甲午中日战争），此阶段新企业创办的不多，旧企业内部矛盾重重，洋务运动的弊端在这一阶段更多地显露出来，主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北洋海军，但是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全歼，这是洋务运动衰败的阶段。

（一）兴办近代企业

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

这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需要的。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制造总局，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比起来，尽管具有垄断性、落后性和封建性，但在古老的中国却开了近代工业的先例，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主要军工企业：

（1）.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

（2）.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3）.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4）.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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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6）.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简介：（1）. 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

这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开端。当时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仍采用手工生产，但它聚合了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仿照西法生产枪炮炸弹。

（2）.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并利用容闳在美国购置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县城西南的高昌庙，工人达2000多名。该局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是洋务派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产品有后膛炮、新式大炮、弹药、地雷与水雷，并建造船只，生产机器。 它在当时是东亚最先进的机器兵工厂。1868年，该局设立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科技人员联合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军事及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并设立机械学校，培养机械工程师。洋务运动破产以后，该局还继续维持，几经变革，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机器厂房设备才最终被日军拆毁。

（3）.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5年夏，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局里实际事务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掌管。该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给淮军及北洋三省军队，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海各省。1875年马格里被撤职，该局改由中国人监办。该局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并入上海兵工厂。

（4）. 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设福州船政局，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担任正、副监督，雇佣法国技师和工匠监造轮船。不久，他调任陕甘总督，便推荐沈葆祯总理船政。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在中法战争中，该局受到严重破坏。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甲午战争后生产更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然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5）. 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建机器局，由英国人密妥士任总管。主要生产弹药，但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办该局。该局生产军火主要供淮军与吉林、奉天、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1900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6）. 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便将原来订购建造枪炮厂的机器迁到湖北。1892年在汉阳开始购地建厂，1893年厂房落成，机器装妥。次年开工生产，不久遭受火灾，直到1895年才修复投产。雇用工人约1200人，是洋务派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产品，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到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抗日战争时内迁。

除军工企业外，洋务派还先后在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福建、台湾、云南等省建立了机器局，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等军需用品。

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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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此为目的开始经营民用企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第一，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交通运输落后等一系列难题，为穷所迫。第二，新的军事防务体系不是单独练兵制器就能大功告成的，还需有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力事业的配合。第三，洋务派在其活动实践中，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有所深入，他们感觉到，西方国家之长，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要借鉴和取法的。

所以在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的同时，又提出 “求富”的口号，以此为目的开始经营民用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长期使用官款，发展迅速，所获利润大都落入李鸿章私囊，故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这些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

主要民用企业：

（1）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2）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3）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

（4）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5）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6）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

简介：（1）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次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局规》及《章程》确认招商局是在清政府督察下由资本家经营的企业，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保证招商局属华人所有。实权握在唐廷枢、徐润手中。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又是该局的股东，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买办出身，但入招商局前，已脱离了洋行，成为当时由买办向资本家转化的代表人物。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还在国内外19个港口设立分局或开辟航线，不仅经营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而且还开展远洋航运业务，曾先后派轮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该局是民用企业中最先设立且较有成绩的一个。为了挤垮该局，外国轮船公司不惜亏本而骤然降价。李鸿章则采取筹借官款、增拨钱粮和承运官物等措施，使该局渡过了难关，并转亏为盈。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2）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为了解决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燃料问题，李鸿章于1876年派唐廷枢赴直隶开平一带勘探，1878年该局正式开办，1881年开始产煤。到90年代初，工人发展到3500多人。该局所生产的煤除了供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使用外，还大量销向市场，起到了抵制洋煤进口的作用。该局也是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中成绩比较显著的一个。1892年唐廷枢病逝后，由曾经在醇亲王府做侍役的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该局总办。1900年该局被英国吞并。

（3）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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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李鸿章主持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陆路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担任会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分局。电报总局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它不但对保卫边疆、发展商务大有益处，还有效地抵制了西方侵略者攫取中国电报利权的活动。

（4）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已被革职的道员彭汝琼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察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委派彭汝琼与郑观应等负责筹建。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戴恒、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专管商务。织布局招股银50万两，局址设在上海杨树浦。 开办之初，李鸿章为织布局向清政府奏请了减税和十年专利权，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5）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洋铁入口，在广州筹建炼铁厂，旋因被调任湖广总督，遂将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在汉阳开工兴建，1893年底完工，计有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等大小10个厂。铁厂雇佣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000多人。为了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1890年又建大冶铁矿，接着又开办江夏县马鞍山煤矿。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6）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

1874年，英国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筑吴淞铁路。1876年7月正式通车营业。两江总督沈葆祯等坚决反对洋商私自修筑铁路，认为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最后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代价赎回拆除。1880年，李鸿章为运输开平矿产煤的需要，开始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全长9公里。唐胥铁路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因清政府禁用机车，只好以骡马牵引。1881年6月，英国人金达利用废旧锅炉改造成蒸汽机，遂开始使用机车。守旧官员上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以致清政府又勒令禁止机车行驶。后几经波折，才取消禁令。1886年铁路修至芦台，次年筑成，1888年又扩展至大沽，次年又延长至天津，名唐津路。1891年始修关东铁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已铺设铁轨至奉天中后所。与此同时，在巡抚刘铭传的倡导下，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省也修筑了基隆经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到1894年，中国铁路总长计有447公里。

附：洋务企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

（一）军事工业的特点及性质

1. 军事工业的特点

（1）采用机器生产

除了个别的厂家（如早期的安庆军械所，以及丁日昌、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两所炮局）以外，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一般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大变革。

（2）使用雇佣劳动

如江南制造总局，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福建船政局虽有勇丁数百人参加建厂，但工匠、艺徒系从各地招募而来，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

（3）采用官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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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一般由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使用。

2. 军事工业的性质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具有安内和御侮的双重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对于促进民用工业的兴办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积极意义。

（1）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第一，其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

第二，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洋务派军工厂的工人，主体上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对他们实行工资待遇，其工资也大体上是按照其技术高低出卖劳动力的多少计量发给的。尽管工人工资微薄，受剥削很重，但这种剥削已不尽同于封建手工工厂中的那种剥削，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

第三，到80年代后，由于各厂的经费捉襟见肘，原来不计产品价格的情况有所改变。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建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交付船价的一半左右。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每年岁入中也都有各省解还奏调军火价的项目。各厂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可见，这些军事工业也逐渐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2）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第一，就组织体制而言，属官办官营，厂家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领导权和管理权都由官府控制，衙门习气严重，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盛行。所有权属于清政府，但是经营管理权、产品支配权牢牢掌握在创办人或创办集团手中。第二，经费主要由封建官方拨付而非由商人投资。生产经费来自清政府的税收，企业本身没有资本积累。第三，产品主要不是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而是无偿调拨，特别是前期尤其如此。生产目的是不计生产成本，不参与市场交换，直接由清政府调拨各军使用。技术、设备和原料，极大程度上依赖外国。第四，有些厂家中，超经济的封建性剥削压迫比较严重，工人多来源于清军士兵，不完全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组成。企业管理沿袭封建衙门的规章制度

（二）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

1. 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

洋务派的民用企业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办，二是“官督商办”，三是官商合办。

（1）官办就是完全由官府创办和经营的，等同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方式。

（2）“官督商办”是最主要和典型的方式。这种类型，在其产生之初，其主要用意在于利用私人资本兴建近代企业，由商人经营，自负盈亏，官为之扶持和监督。这些扶持包括减免税厘、给予专利、垫借官款等，而监督则包括官员出面集资，掌握企业主要人事和财务的大权。在70－80年代，清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扶持较多，主持者也较有经营管理能力，虽然不免营私舞弊，任用私人等，但总的说来对“官督商办”企业是有利的。从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的扶持日益减少，而“官督”的各种弊端却有增无减，商与官的矛盾激化，导致“官督商办”的企业或是停滞、或是失败。“官督商办”的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洋务派是“官督商办”的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 7

又是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压抑者和限制者。

（3）官商合办是由官、商双方签订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经营。这种方式始于洋务运动后期，是洋务派官僚鉴于官督商办企业名誉扫地的情况而变换的一种新方式。虽说在这种方式下官方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但商人的地位毕竟比官督商办情况下提高，因而官商合办要比官督商办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

2. 民用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洋务民用企业的性质，是带有一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说，它同样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重性，但民用的工业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少数企业采取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资本主义因素占重要地位，比洋务派的军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强。

（1）其资本主义性质的表现

第一，它的产品主要是向市场销售，经营目的是为了谋取利润，和其军事工业的情况相比，有了根本性改变。第二，采用雇佣劳动，建立了劳资关系，这比其军事工业更典型。第三，其中的商股以资本家的资格投资，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他们，企业的经济命脉是系在商的身上。这和洋务派军事工业完全由官府投资也大不相同。

（2）其封建性的表现

它们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官府的控制。且不说多数企业仍然官办，即是官督商办企业仍然是官与商的结合体，由官把持着企业的领导权，产品要优先满足官府的需要，实行先官后商的原则。有些官督商办企业，还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目的或需要服务。因为有官方的把持，所以在管理上，也存在着比较浓重的封建官府的恶习，商方无权过问，成为官僚买办营私舞弊的场所，经营管理上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

（3）民用企业的作用

第一，为中国的近代化大型企业的肇端奠定了基础。

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因素比军事工业有很大增长，因而进步作用就更大些。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大型企业的肇端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比较强大，而又极力反对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情况下，一些据有实权的洋务派官僚督办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企业起了保护作用。在当时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压迫的情况下发展民族工业，洋务派的民用工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洋务派官僚虽然有对外依赖、妥协的一面，但他们办民用企业也有与洋人争利的一面。产品部分投放市场，客观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间资本和官方资本投资中国近代工业，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压抑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由于封建官府的参与和控制，这些企业，大都具有垄断性，压抑民族资本的作用，使其企业带有一定的封建垄断性和腐朽性，又因为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有相当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这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所以又有压抑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

（二）创办近代陆军和海军

1、洋务派建设新式海陆军的目的

从总体上说，洋务派要以练军作为自强的手段之一，其自强包括两个方面：

（1）.改造陆军是要有效地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防范和镇压国内人民的革 8

命斗争

（2）.筹建海军则主要是为了抗击外国侵略

第一，当时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国内人民起义斗争的高潮已被镇压下去，而筹建海防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外国侵略造成的海防吃紧；第二，在当时条件下国内的农民起义没有能力利用舰队在海上与官军角逐，至多是在内地江湖；第三，从实践上看，尽管其是以覆灭的命运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海军的使用主要是和日本侵略者对阵，这是应该肯定的。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纷纷成立洋枪队，使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其中主要有奕欣等在直隶（今河北）选练六军15000人，称为练军；李鸿章的淮军“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另外还有炮队四营；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队装备的一支新式陆军主力。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深为震惊，筹办海防之议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花了近20年时间，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船舰六七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有购自德国的号称亚洲最大的7000多吨的“定远”和“镇远”号。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耗资巨大也最为得意的一项重要实事业。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这支舰队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2、 陆军的改制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 在19世纪六十年代，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1）“湘军”和“淮军”

清朝军队的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湘军和淮军。湘军的特点，一是兵制上和八旗兵、绿营兵不同，内部关系上具有私属性；二是武器上重视使用洋枪洋炮。

（2）防军和练军

为大势所趋，清朝除了继续容纳湘、淮军以外，对原有军队也以湘、淮军为样板进行改造，例如从武器装备上和训练方式上，奕訢等人于1861年就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不久，就在天津、广州、福州等地先后成立洋炮队，聘用外国教练，更显著的是，出现了防军和练军。

防军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告竣后，留防的湘、淮军。湘军和淮军本属非国家正规军之外的勇营，按旧例应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完结后即要解散，但从镇压太平军当中显示出湘军和淮军的战斗力远比绿营重要，同时，由湘、淮军起家的湘、淮军势力也要保留其军事资本。这样，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只裁撤了一部分，相当兵力保留下来。

练军，是指从绿营中挑选，仿照湘军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仇创始，以后延续下来。

防军、练军与当时的绿营比较有所不同，是所谓新军，不过应注意，此时的防军、练军还不属于近代化的新式军队。

3、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2年初，奕訢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 9

多门。不过，后来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淮军。唯左宗棠对筹建新式军队态度坚决，所部湘军从1863年起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兵西北，大力购置洋枪洋炮，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个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4、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重视筹建新式水师。1860年6月，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并建议在江北造船以进攻金陵。1861年6月，署理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奕面晤，奕即向赫德言及镇压太平军，后由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出面，花费巨款代清政府向英国定购大小舰船7艘。1863年9月，这些舰船驶抵中国。李泰国企图让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当舰队司令，并俨然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居。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的阴谋，引起了清王朝的疑虑，便解除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并将这支舰队遣散变卖。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祯提出建置新式海军，奏请清政府派熟悉海疆的大员，以为统领。清政府随即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船政轮船统领。福建船政局所造之船，均归其管辖，一支新式舰队已具雏形。至1875年罗大春担任统领时，舰船已达16艘之多。闽省这支新式水师以闽台海防为重任，除马尾军港外，还将基隆、澎湖、厦门等海口要塞辟为基地。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活动。1875年5月总理衙门规定：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祯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事宜。每年由粤海、闽海等海关关税和厘金等下拨专款400万两白银为筹办经费。沈葆祯任南洋大臣后，又奏请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等三支海军，分别管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至中法战争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损失惨重。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訢任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专司其事，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乘机加速发展北洋舰队。1885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运到中国后，归入北洋。同年清政府颁布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但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铁甲快船制成购回后，又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新旧舰船25艘，成为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他还聘用赫德推荐的英国人琅威理为北洋舰队总查，任命淮系陆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自北洋海军成军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如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以后又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致使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 10

派又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三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这些近代学堂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们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同时，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洋务派还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留学生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一）对洋务运动评价的争鸣

有的全面肯定；有的全面否定；有的坚持两点论；有的主张具体分析。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举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是否真正实现了中国兵富国强？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1、现实意义。

洋务新政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兴办铁路、轮船和电报等新式交通业，建立了近代化海军，这在外国势力频繁军事入侵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3、开学习西方风气之先。

进一步打开了学习西方的风气，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4、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封建制度和习惯势力的阻挠，加之存在着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可谓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 11

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洋务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他所建立的近代工矿、交通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导致了中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为中国民主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不甘心国势衰弱，遭受外来侵略的命运而采取的一次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活动，洋务派作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首先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希望"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及自身认识能力上的局限性,使其"师夷长技"局限在学习技术的层次，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后来的甲午战争的失败证实了这一点。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新式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和保守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用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持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它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洋务派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要采取垄断、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这种情况下，中国是根本搞不了近代化的。（所谓近代化，即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

第二，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而洋务派官员却企图依赖外国，结果洋务企业无力与外国资本竞争。他们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力图通过妥协来避免战争，终于导致北洋水师的覆灭。事实上，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通过单纯发展技术来使国家富强起来的。

第三，洋务运动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等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转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折。且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浪费挥霍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而没有先进的思想、知识、和人才，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是搞不了近代化的。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也就注定了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只有求得国家独立，才能从容地建设现代化；洋务改革必须有制度和政权的有力保证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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