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失落的记忆: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的补证

2024年1月8日发(作者：席元骧)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失落的记忆：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的补证

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为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呕心沥血，他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永远留在党报理论的史册上。

1980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以下简称《选集》）中有一篇重要文章《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是党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是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新闻工作所作的集中阐述，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影响深远。

对这个讲话，《选集》只有篇名首页下方有一条简短题解：“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新闻工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人民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进行学习。这个讲话是在这次学习的集会上发表的，通常称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396页） 细论起来，刘少奇讲话时面对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叫“华北记者团”？究竟哪些人组成这个记者团？什么时候集中起来的？原文注释中没有提及。此外，刘少奇讲话稿是本人成稿还是记录稿？当时由谁来第 1 页 共 8 页

记录？作者本人对这篇稿件是否有修改？ 我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些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分析^p ，写下来作为补证，亦求教于识者。

为什么叫“华北记者团” 这是因为在1948年华北《人民日报》创建前后，为了适应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形势，《人民日报》多次采用组成记者团的方式，实施重大事件的报道，这里所指的“重要事件”，主要是指土地改革运动和报道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首先，“记者团”这样的组团方式，是从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组成工作团或工作队下乡帮助土改而发展起来。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创刊之后，报道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始终是《人民日报》的重要内容。报纸对这场运动的报道比较及时和全面，对推动解放区的土改，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报道中也出现过“左”的倾向，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助长了一些地方的“乱打乱杀”风气。晋冀鲁豫中央局察觉了这些问题，从1948年2月至4月在全区进行“土改复查”，努力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其中包括成立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为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负责武安县九区的“土改复查”。这其中又组建了一支基本上由《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队，进驻十里店村帮助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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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不仅下村土改，还撰写了一批有关土改的报道。这批报道大都由集体完成，通常由一人或两人起草，其他人参与核对、修改，因而比较准确、稳妥地反映了土改进程。这种发挥集体力量和智慧的做法引起了领导上的注意。

1948年6月1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已奉命北上与《晋察冀日报》合并，创建新的《人民日报》，这时，根据张磐石的指示，《人民日报》（亦包括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组织“北上记者团”，由若干记者组成，北上采访土地改革、整党和生产情况。选择冀南、太行和冀中地区的3个点采访。

这个记者团于6月14日到达邢台，一部分在市内开展采访，一部分准备下乡。但是两天以后的6月16日，任务变化了，已从武安河西村来到邢台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通知记者团负责人肖航，要他将所有“北上记者团”的成员收拢，在邢台的工作不再继续，也不在石家庄停留，记者们径直前往采访部所驻的获鹿县东焦村，领受新任务。

原来，新的《人民日报》创刊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下达指示，要《人民日报》协助完成有关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任务。记者团赶到张磐石住的东焦村后，明确了新任务：《人民日报》（亦即“华北总分社”）领导决定，记者团采用“集中研究，分散活动”的方式活动，像一个调查第 3 页 共 8 页

组（当时的语汇称“检查组”）那样进行调研，检查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

在6月下旬和整个7月间，原先的“北上记者团”演变为从事土改政策调研的“记者团”，分组进行土改调查，向彭真提交了多篇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到7月底结束，原班人马又集中到石家庄，报道在那里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采访延续到8月19日大会闭幕，会后即返回驻地里庄，组成了第三个“记者团”，集中学习，准备在9月下乡，对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进行报道。

他们用两周时间进行了集中整训，准备在9月中旬分头下乡。谁知到了9月8日，任务改变了，《人民日报》领导通知记者团：“11日去新华总社，任务是学习记者工作方法。”要求记者们准备一些问题，到总社后提出来要求解答。

这支记者队伍，人员可能有个别调整，总共13人，由人民日报采访科副科长萧航带队前去距离西柏坡村不远的新华总社驻地陈家峪村，组织集中学习。这支队伍就被称为“华北记者团”。这样称呼，可能是为了强调他们来自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不久以后他们将进城，中央将依托这支队伍创办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因此需要学习，要和中央领导彼此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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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组成了“华北记者团” 根据萧航日记，1948年9月11日的晚间，在里庄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去新华总社学习的记者: 新记者是苏幼民、孙宝书、布克、林远、吕光明、邢军，老记者是杜展潮、吴象、陆灏、林里、田流、曾文经、萧航，共13人。

这里的所谓“新记者”，是指1948年初为加强编辑建设，以邓拓为总编辑的《晋察冀日报》调入了一批县（区）委书记级别的干部担任记者，他们大都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有一定文化程度，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是他们初当记者，因此迫切需要了解新闻工作。所谓“老记者”，是指已经有了5年以上的新闻工作经历的党报记者或编辑。但是，他们长期在根据地（农村）办报，对城市还不熟悉，对将来进城以后如何开展工作需要进行研究。

9月12日上午，记者团步行从里庄出发，步行一天，于傍晚到达陈家峪，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主持，安排学习。

他们在陈家峪紧张学习，学习内容已不限于土改和整党，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新闻诸多方面。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希望解答的问题。范长江汇总了这些问题，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9月19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也来到了陈家峪，他通知萧航，《人民日报》采访科科长李千峰等7人也将第 5 页 共 8 页

参加记者团的学习。从这个情况判断，李千峰到后应该是记者团负责人。

这样，记者团的人数就增加为20人了，但不清楚袁勃本人是否包括在这20人中？ 遗憾的是这后7人的名字未见记录。根据目前所知情况，除了李千峰以外，其中还包括李原（后任天津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根据李原本人回忆，他是从里庄步行到陈家峪去的，同行者好像还有刘希玲。即使是这样，目前有5人的姓名尚未弄清楚。

然而，以上还说明，《刘少奇选集》这篇讲话的题解中所述“人民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其实是一回事。以当时体制，《人民日报》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编辑部和采访部两个部，前者主要是作为版面编辑处理稿件，采访部成员同时即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员，主要从事稿件的采写。这种“报、社一家”的体制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所特有的。对这一点，现在许多新闻工作者不了解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讲话的

题目和记录稿 10月2日上午，刘少奇向记者团发表讲话。除记者团成员外，廖承志、范长江在座。根据当年聆听刘少奇讲话的记者回忆，当时刘少奇在讲话时没有成稿，他是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提纲来讲的。由于刘少奇讲话的逻辑性很强，因此整个上午的讲话十分顺畅，内容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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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先的安排，记者团中最擅长速记的萧航负责记录。其他记者们也都拿着纸笔，认真记录刘少奇讲话。

根据萧航日记记载，刘少奇讲话之后，华北记者团的学习即告结束，当晚举行晚会，廖承志、范长江讲话，次日即10月3日，记者团离开陈家峪，于10月4日午前回到里庄。

萧航即按照事先的安排，于10月6-7日整理刘少奇讲话的记录稿，至10月7日结束，共得120________0字。值得注意的，在完成此次学习任务之后，记者团的历史也完成了，从此直到战争结束前，各地都没有再采用“记者团”的方式。

刘少奇在讲话时，并没有宣读

题目，在整个讲话过程中也没有提及

题目。萧航整理了记录稿以后没有列出

题目，由此判断，可能这个记录在呈送上报的时候，就定名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了。另外，如这篇讲话的内容看，由于涉及诸多方面，作这个标题也是合适的。

这篇讲话收入1980年出版的《刘少奇文选》，出版时文字为7000余字。由于萧航日记是当时的记录，整理时还参照了别人的记录，萧航的记录是可靠的。由此判断，《刘少奇文选》在收入这篇文章时有比较大的删节，而且是由作者本人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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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此询问了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老前辈，还询问了负责《刘少奇选集》上卷编辑工作的马济彬，他们都指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中央的决定，曾打算出版《刘少奇选集》，当时就将《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收了进来，由刘少奇本人审定了文稿。后来由于情况急剧变化，《刘少奇选集》没有出版，但当年文稿的编辑工作已经基本成型。1980年出版的《刘少奇文选》就是在原先的《刘少奇选集》的目录基础上完成的。

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为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呕心沥血，他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永远留在党报理论的史册上。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 （本文在写作中主要参考了萧航的回忆文稿和田流的回忆录，得到当年参加了华北记者团的老前辈张布克、邢军、李原的帮助，姚力文老前辈作了指导，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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