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结构

2023年12月18日发(作者：林青霞)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申瑞霞 河南省驻马店黄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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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 其言情故事写得丰富多彩，不过也呈现出叙事结构程式化的单一性特点。 本文以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结构为切入点。从前言中对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概述说起，分别在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中论述了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故事类型、结构模式、篇章叙事方式，并且从作者的创作心理方面分析了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人物塑造。希望能够为中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故事类型；结构模式；篇章叙事方式；人物塑造

Abstract

Legends of medium-length novels in Ming dynasty is a magnificent flower in

thehistory of Chine novel， rich and colorful， which is the love story， but also

prent anarrative structure singularity characteristics of sty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 thenarrative structure of legends of medium-length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Udlanguages of the overview of legends of medium-length novels in Ming

dynasty，respectively，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cond chapter，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 theMing dynasty legend novella story type， structure， narrative text，

and analyzed fromthe aspeets of the author's writing psychology characters of

legends of medium-length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Hope to be able to make

introduc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Ming dynasty legend novella.

key words：Legends of medium length novels in Ming dynasty; The story

types;Structure model; Chapter narrative; characterization

引 言

“传奇”一词有多重含义，它的本意是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同寻常的故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学文体。而把与人物经历有关的小说叫做“传奇”源于晚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1]。所以“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短篇文言小说，因为后世的戏曲与说唱艺术内容多取材于唐传奇，所以宋元戏文、诸宫调、元杂剧等也有被叫作传奇的，明代以后又出现了有唐传奇遗韵的传奇类小说，明代的传奇类小说可分为短篇、中篇、长篇三类。本文以“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即明代文言中篇传奇小说）”为研究文本进行叙事结构的研究。此类小说多为言情小说，以描写不同于封建社会以往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寻常婚恋形式的，才子佳人不顾世俗封建观念大胆追爱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其故事情节一般较为复杂多变，时间跨度较大[2]，甚至呈现出长篇小说的压缩状态。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一个独特的作品群，这一作品群中的小说除了起源之作《娇红记》出自元代作者之外，其余作品都是明代小说家所作。虽然一直到今天对于何谓中篇传奇小说还没有明确且统一的划分标准，但是目前的研究者大多以最多3万多字的《李生六一天缘》作为上限，将约为5000字的作品作为下限也归入其中。代表作有《钟情丽集》《贾云华还魂记》《龙会兰池录》《怀春雅集》《金姬传》《刘生觅莲记》《南枝红梅记》《双卿笔记》等目前可知的大约40种[2]存世。

叙事结构是小说形体层面最直观的呈现状态，最先提到与结构有关的含义的词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附会》篇云：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

[1] 鲁迅.中国小设史略[M].上海:上海古顺出版社，1998.

[2] 叶德均.读明代传奇文七种[A].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C].北京：中华书局，1979.535-541.

者也，若筑室之需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3]

这里的“基构”与“结构”意思相近，刘勰认为写文章应该统筹兼顾，既要考虑作品的外在形式，也要重视内容的构造，这就像建造房屋需要先考虑房屋结构一样，也就是说，叙述一个故事需要先想出一个框架作为故事内容的支撑，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作者的灵感爆发。换句话说，结构是“沟通写作行为和写作目标之间的文本的模样和体制。”[4]叙事结构则是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明确的基础上，故事的叙事顺序与叙事风格被展现给读者。故事谋篇布局的技巧也展露无遗。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类型多样，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中辉煌灿烂的一部分， 它在内容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创作心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故事类型

从故事类型上来讲，以前有研究者将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分为“钟情类”、艳情类”、“色情类”三种，这是根据小说中对情色的表现程度划分的，但是本文作者认为即便是这种小说中有情与色的表现，也是作者为了表现男女双方反抗封建礼教的胆量而刻意为之的，因此不应对其持批判态度。基于这个观点，本文将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分为“亲友相恋”、“萍水相逢”、“仙凡遇合” 三类。

（一）亲友相恋

中国古代有森严的男女有别类行为规范，《孟子•离娄上》中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礼记•曲礼》中更是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这种男女大防的行为规范在明代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对男女束缚得更紧，但作者为了写言情故事，又必须让男女主人公相见、相知，那么也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让男女相见的理由——把男女主人公设定为亲友关系，因此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助亲友关系让男女主人公有机会相遇、相知，进而相恋的。

[3]

[4]

王运熙，周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杨义.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1997:191.

在封建礼教严格的明代，小说作者做这样的关系设定让男女主人公的相见更加合情合理，让处于封建社会的读者更容易接受其二人之间产生感情的事实，更有助于小说情节的开始与发展。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钟情丽集》中的辜生和瑜娘是表亲，辜生父亲命辜生去探望祖姑，而正好祖姑甚钟爱辜生，不令瑜娘避嫌，表叔又求辜生为西宾，使辜生得以有了和瑜娘相见的机会和时间，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贾云华还魂记》中的贾云华和魏生父辈是至交，且二人实际上已经有婚约在身，魏生第一次去贾家也是为了婚事而去，只是因为贾云华的母亲不舍得将女儿远嫁他乡才绝口不提婚姻之事，害得二人只能私下交往。

《双卿笔记》中的华国文和张从关系更加微妙，他们二人是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但是张从未婚夫死，按照礼数华国文要去慰问张瑞、张从的父母，张从之姐也正好要安慰妹妹，于是让丈夫给妹妹捎信，偏偏婢女以为是大姑爷私自要传递给二小姐的信，这就为情节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开端。

主人公的亲友关系不仅给故事的开端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理由，而且也能因亲友关系而让男主人公有机会堂而皇之地走进女方家门，甚至有机会进入内堂和女主人公发生关系，随着情节的发展，也更容易让男女双方的家长（特别是女方家长）理解相恋青年男女的品行和家世从而制造矛盾，阻碍恋情或婚姻的继续发展，为婚姻的受阻或顺利完成提供前提条件。

（二）萍水相逢

“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叙事不外两种模式：当事人最初毫无关系和原本有某种关系（虽无血缘关系但因某些原因从小相识亦可归入此类），可将其类化为非表亲型和表亲型”[5]。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当然也不例外，除了借助亲友关系让男女主人公有机会相遇以外，其中还有非亲非故型男女相恋的例子，即萍水相逢的男女相恋，这样的恋爱模式使得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亲上加亲”的俗套，创新了相恋男女的见面方式，让部分言情故事的主人公的爱情发生地点不致于局限于“庭院”这种结构单一的环境中，也能够让言情故事的情节更加曲折动人，让人物关系更为复杂多样，让故事内容能够更顺利地表现社会现实。比如封建社会最容易发生战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都给安分守

[5] 雷振华，吴健国.从《钟情丽集》看元明之际表亲型“才子佳人”故事范型[J].中国文学研究，2004(2) :54-57.

己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让人流离失所，也为男女主人公的见面提供了机会——

《龙会兰池录》里面的瑞兰与蒋世隆刚开始就非亲非故、素不相识，后来因为瑞兰错听了语音出来相见，于是二人萍水相逢后同入浙，并随后在相依相伴的过程中发展为恋人。原文中如此说：

“世隆遍寻妹，“莲”“兰”音似，瑞兰闻名，自石窦中出。一见世隆，方知其非母氏。谂询来历，皆逃兵人。世隆见瑞兰有殊色，目送良久，曰：“不意草莱中有此奇怪，信所谓非习而见之者以为神矣。”瑞兰见世隆容声儒雅，亦见其芹泮中人，心其属之。世隆疑其罗敷，语，实乃女子，约为婚姻，乃偕入浙。”[6]

而“人命天定”、“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的”之类的思想也是古人信奉的人生信条，于是在萍水相逢进而相恋的故事中也可以再次进行创新——

如《刘生觅莲记》中的刘生和碧莲也是非亲非故、萍水相逢的，虽然后来发现原来碧莲是刘生师傅的外甥女，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毫无葛的，仅仅在刘生师傅的花园里有过一面之缘， 加之刘一春受知微翁“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的指点，于是按照自己“三天之内必得佳配”的思路往前寻觅，终于和碧莲结合。这一小说用玄学中的谶纬学说将男女主人公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可谓传奇小说的又一创新。而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这样结合古人心理特征的创新不仅仅这一例。

《李生六一天缘》中的李春华与众位女子也是非亲非故的。这篇文章先借谶语说出了李生应有的尘世风光，为李生其后的一连串艳遇埋下了伏笔，后又出现了和《刘生觅莲记》中的故事发展套路相似的婢女为青年男女恋爱穿针引线的套路。并且这两篇小说中男女的相知相爱都有另外一个草线蛇灰、伏之千里的预示：即他们的爱情婚姻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拆开的，即便是萍水相逢也让读者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事实多了一份期待。是萍水相逢式的故事类型的情节创新。

（三）仙凡遇合

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让自己的欲望在笔下尽可能地实现，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作家们还写了一部分仙凡遇合的小说，因为这样的创作可以最大限度地突破

[6]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程朱理学在礼教方面对青年男女的束缚，闺中少女需要遵守“三纲五常”，需要时刻为保持自己的贞洁而提心吊胆，在恋爱时有受制于世俗眼光的各种束缚，但是神仙精怪却不必受此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与相爱的人结合，而且在恋爱时无论做出如何“出格”的举动，受到世俗的批评和阻挠都比较小，所以创作这样的主人公更能满足作者的欲望，促进故事的美满结束。明代传奇小说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故事：

如《南枝红梅记》以“仙缘”的形式写了一段世人普遍追求的幸福、美满的世俗生活，幻想人物也贴近世俗人情。《银河织女传》则提升了织女的身份，将其说成是天帝之女，织女美姝主动来找儒家儿少子，并说和他有宿世姻缘，不仅表现了作者大胆追求自由婚姻的愿望，更突出了作者打破等级藩篱的心理诉求。另外，《西玄青鸟记》和《春梦琐言》也都是叙述凡人和神仙精怪遇合的“恋情”，相比较而言，《春梦琐言》更为大胆，里面写了很多如“仲琏春情猛发，不能自禁。欲火上燃大宅，胸下跃跃乎如履危。”“李姐舒手捉之，正当池面。仲琏以腰推送之，一下而全没。”“李姐以大骨推压仲琏肚下，为就地饮泉之势，极力榨束。”之类的色情情节，更能从中看到晚明人士寄希望于借助仙凡遇合类言情故事来表现自己思想的开放和对情爱的渴求。

总之，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作者之所以选择仙凡相恋的叙事模式，一是为了反抗程朱理学的束缚，二是为了更加淋滴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白日梦渴望和纵欲思想，为自己的思想服务。

二、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结构模式

经过大量的阅读文本，笔者发现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无论是人物的塑造，主角和配角的关系，还是故事的发展模式都和《西厢记》有很深的渊源。

（一）人物模式效法《西厢记》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可以说完全是“西厢式”的言情故事集，人物模式的建构也完全是模仿《西厢记》而来的，故事中除了相恋的男女主人公以外，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一个“红娘”式的人物在中间穿针引线，即便是仙凡相恋类故事中不用红娘“穿针引线”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书信来往，诗词唱和形式也不脱《西

厢记》窠臼。故事中的人物更是往往拿自己比拟为西厢记中的人物，如《丽史》中的无金自比为莺莺，曰：

“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取之。莺莺处不幸而遇张生也，我以世乱惊心，自谋女萝附松之荫，危如莺莺矣。”[7]

《钟情丽集》中也有多处主人公将自己和《西厢记》中人物做比较的句子：如有一次瑜娘说：

“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生之才情，自见兄之后，密察其气概文才，固无减于张、申，第妾鄙陋之质，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8]

生曰：

“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当时，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今宵之遇，固不并于当时也，而卿之见拒，何耶？……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卿请勿疑。”[9]

这里辜生甚至拿崔莺莺自荐枕席的例子劝瑜娘与之交合，满足自己在爱情方面对性的追求。

《刘生觅莲记》中刘生、素梅（即桂红）、碧莲（即芳桃）的交读谈中也常以《西厢记》中张生、崔营莺、红娘做比。如在刘一春请素梅向碧莲表达自己的慕之意的时候，素梅说“此春梦也，吾非小红，便逞张生家数。”而对于后来素梅的言行，刘生也认为其是“果以张生待我”。其后碧莲更是要呼素梅为“红娘”，美其名日“尊梅”，其实就是将自己比作莺莺。将素梅比作红娘，想效法崔张之事，希望自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已。

除此之外，明代传奇小说中有很多丫鬟婢女的身份设定和《西厢记》中的红娘如出一辙，如《钟情丽集》中瑜娘的丫鬟碧桃，《双卿笔记》中的丫鬟香兰、《李生六一天缘》中的侍女蕙芳等。另外，明代传奇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和情节的设定，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也和《西厢记》极其相似。

（二）《西厢记》式的庭院言情模式

历史的现实性使庭院成为了中国古代言情小说惯用的叙事空间，《西厢记》

[7]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8]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9]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中张生与崔莺莺在普救寺中发生的爱情故事圆满结束也让后世作者们发现了这种庭院言情模式叙事模式方便、利于市民理解的优点，从而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空间叙事结构上的一大特色。这样的故事模式用空间叙事形式将故事表现得更为立体可感，不仅场景转换简单，也为封建社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懂礼法的闺阁千金找到了一个言情的地点，为故事找出了一个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地方作为发展的载体。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庭院是理想的故事叙事的依托和载体，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空间坐标系。《钟情丽集》中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辜生入住黎家，《贾云华还魂记》中的男女双方的爱情开始于魏鹏入住贾家，《刘生觅莲记》中的爱情故事开始于刘生游玩师傅家的花园，又在另一座花园中展开了情节的发展。两对有情人的相识、相知、相爱都是发生在庭院中。其实这种叙事模式的运用和中国古代房屋构造原则有关。我国古代的房屋群构造，大都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主要建筑沿纵线排开，主体建筑安排在轴线中部，沿纵线排开，再在轴线两侧安排一些相对次要的建筑[10]，且房屋的布局一般以“前下后上”、“前公后私”为原则，如果有需要的话，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家会买进一些奴仆，这些奴仆一般住在前院，而如果是关系较疏远的客人到了，主人也会安排客人住在前院，特别是有女儿的家里，更不允许男客人私自进入内室，所以到女家拜访的才子只能居住在外厢房中，而内外院落之间一般是会有高墙相隔，所以，正常情况下，居住在一个庭院中的男女也很少有发展自由恋爱的活动空间，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贵族才子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但是，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作者主要就是为了表现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了追求情节的不同寻常，他们会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安排特殊的设置来制造男女主人公相处的机会，这种设置一般通过三种类型体现出来：一是才子所去拜访的人家因为某些原因直接让其入住中堂；二是设计出一些为了男女双方见面而大胆地“跳窗逾墙”的情节，使才子进入内宅，发展他们之间的自由态爱；三是利用一些家族聚会等公众场合，如节日宴会、丧礼等能够让男女双方见面的机会，解决自由恋爱开始、存续与发展的环境难题，使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能够在一座庭院中自由发展，同样也使发生爱情故事的这座庭院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学形象存在于小说中，与恋情的发展交相解映。

[10] 雷振华.论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建构之情节范型、叙事结构和叙事角度[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5) :90.

（三）西厢式故事发展套路

笔者总结了《西厢记》的故事发展结构是：“ 崔张寺内邂逅留情——张生解孙飞虎之围——老夫人赖婚——崔莺莺赖简——崔张私自相会——老夫人拷打红娘——长亭送别——张生金榜题名——郑恒离间——大团圆”，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喜爱大团圆结局的个性和中国古代社会对妇女的严格要求导致女子只能被拘禁在家里，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言情故事中的庭院言情模式，而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既然继承了《西厢记》式的庭院言情模式，就不得不继续按照《西厢记》的结构方法和发展套路来叙事。这种套路一般是“男女邂逅定情——通过诗词传情说爱——偷期秘约——姻缘受阻——才子高中——突破难关，结局团圆”或这个套路的压缩版。举几个例子可知：

《龙会兰池录》：战乱中邂逅定情——相互唱和，感情日增——瑞兰从父归，父令易志——蒋中状元，二人完婚；

《钟情丽集》上篇：一见钟情——传诗递简，幽期密约——请婚不许——说得婚约；下篇：家长悔婚——二人私奔——遭遇诉讼，再私奔，得到认可——终成眷属：

《贾云华还魂记》：生为婚事至女家——二人相见，一见钟情——传诗递简，海誓山盟——母不许远嫁，女抑郁而亡——钟情不娶，还魂再缔前盟。

由以上三个文本可知，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有多篇故事都以《西厢记》的叙事结构来叙述一件情事。 在这些故事里面，虽然《钟情丽集》的叙事更加复杂曲折，但仍然是以《西厢记》为蓝本，只不过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化了一些， 而仙凡相恋式的言情小说虽然情节没有凡人相恋的情节曲折，但是也大量借鉴了《西厢记》中“传书递简、相互唱和——偷期秘约——自荐枕席” 的故事套路。像《南枝红梅记》中的二人刚开始即隔着窗户唱和，后来红梅要求和王鹗结合，而《银河织女传》中的美姝也是自荐枕席于少子。所以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结构都带有《西厢记》的影子，已经走上了程式化道路。

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除了有以上叙事给构方面的特点外，还运用了多种篇章叙事方式来丰富小说情节结构。甚至抓入了大量谶语和诗词曲赋，来促进情节的发展。

三、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篇章叙事方式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的篇章叙事方式也有其自身的特色，作者在进行篇章叙事时创新了主人公见面方式，还大量用了诗词歌赋和谶语、丫鬟等元素来推动情节发展。

（一）男女相遇的几种方式

相遇是相恋的首要条件，因此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作者为了让故事中的男女顺利相见，想了种种办法，利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1. 访亲友时相遇

古代虽然对女子要求甚严，需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无故不出中堂”。《礼记•内则》对男女之间有“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的规定。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如果男女二人属于表亲关系，女方家长为了表示女儿有家教或一家人亲密无间，会允许或命令女子出来见自己的表兄弟，如辜生和瑜娘是表亲，在辜生拜访时其祖姑让瑜娘出来相见，也因此间接成就了辜生与瑜娘的爱情故事；《双卿笔记》中因内亲关系使得顺卿和华生有了通信和见面的机会。《贾云华还魂记》中的贾云华和魏生得以相见则是贾母为了避免魏生提及婚事，主动让云华出见魏生，并行以兄妹之礼，二人由此见面钟情；《刘生觅莲记》中的刘一春虽然受人指点，但也是在探访师傅和住在守朴翁家的花园时正式认识的碧莲，也算是在访亲友时相遇。

2.于男子旅途中偶遇

虽然男女之间需要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规范，但是途路中的不期而遇是谁也不能避免且躲避不及的，再加上一些男女之间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或男子在偶遇后的有意接近，这次萍水相逢就有可能让原本是陌生人的男女之间产生故事，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作者也正是把握住了这一个个合情合理的偶遇，于是就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情事。又因为古代女子的轻易不出闺房，所以男女于男子旅途中偶遇就成了女子和男子定情的先决条件。如《李生六一天缘》中李春华和叶鸣蝉在舟上相遇，二人邻舟唱和定情；《龙会兰池录》中的蒋世隆和黄瑞兰是在躲避兵祸的途中相遇；而《寻芳雅集》中的男女相遇是在吴汝玉“以事辞父往临安，过蕴玉巷”的时候，偶然听到“笑语声喧哗于墙内，娇柔小巧，温然可掬”而“遂促马窥之”之后久久不能忘怀，最后姻缘成就的。虽然在这许多次相遇中只有一

部分相遇属于男女在旅途之中，但无论哪种情况，男主人公一方都在旅途中，因此本文将这种情况统一归结为男子旅途中偶遇。

3.神仙精怪与人间男子结合

相对于世俗男女的姻缘，神仙精怪与人间男子结合的故事相遇方式要简单得多，一般都是神仙精怪以开门见山式的“求爱”、主动和俗世男子结合，达成目的的。《春梦琐言》中的韩仲莲被李姐和棠娘主动邀请至室内，并结合；《南枝红梅记》中的红梅仙子主动找到王鹗，说：“妾为宿缘仙契，固非偶然，愿奉箕帚之下尘，以和鸾凤之仙侣尔。”《银河织女传》中的美姝与少子的结合也是织女主动投怀送抱。

（二）诗词在故事中的作用

中篇传奇篇幅增加的直观表征就是诗词的插附和羼入。在所有明朝中篇传奇小说中，有高达20%的诗词介入[11]。总结来讲诗词在故事中共有三种作用：

1. 抒发主人公的感情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观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实， 诗不仅可以“怨”，无论是“悲、愁、喜、乐”都可以由诗歌表达出来，而利用诗词歌赋抒发个人感情也是古代文人的能事。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作者也特别喜欢让主人公在抒发感情时用诗词来表现，如《寻芳雅集》中吴汝玉见到美女而又感到自己不能接近的时候：

归寓，若有所失。情思不堪，因赋诗一律以自解。诗曰：

无端云雨恼襄王，不觉归来意欲狂。

为惜桃花飞面急， 难禁蝶翅舞春忙。

满怀芳兴凭谁诉，一段幽思入梦长。

笑语无情声渐杳，可怜不管断人肠。[12]

《双卿笔记》中，华生在岳父家居一月余时：

以久别于端，心恒闷闷，乃作《长相思》词一首以自遣。词曰：

坐相思，立相思，望断云山倍惨吁，此情孰与舒？才可如，貌可如，更使温柔都已具，坚贞不似渠。[13]

[1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318 -319.

[12]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13]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在《南枝红梅记》的最后，王鹗也因为不能再与妻子相见而伤心地赋诗一首：

宦游何幸入皇都，高阁红梅尚未枯。

临别赠言今验记，南枝留浸向冰壶。[14]

此类例子，不一而足。

2.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的载体

“传书递简”、“互相唱和”是明代中篇真传奇小说中男女谈情说爱的惯用手段，而书简上往往是用诗词来表达男女主人公的想法和相思之情，书中有太多的男女主人公在借用或者不借用侍女的情况下私相传递书信，表达相思之情。《丽史》《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中有很多男女主人公这样做的例子。甚至有时候他们会避开丫鬟这一媒介，更为直接地用诗词唱和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的做法在《南枝红梅记》和《李生六一天缘》中都有所表现。《南枝红梅记》中的红梅仙子在窗外用诗词表达了心自己的意思，使王鹗明白了“鹗有愿得之意”的同时，“女子有怜才之心。”《李生六一天缘》 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因唱和结缘，刘生在对碧莲有了爱恋之意的时候，也曾在碧莲的帘子外高吟诗词以引起碧莲的注意。等等。

3.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诗词的大量插入其中是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叙事的突出特征。而且这些诗词对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不仅起着引导男主人公寻找爱情的风向标的作用，还是联系男女主人公感情的组带，是促进情节向前发展的载体。

《刘生觅莲记》中叙述了刘生和碧莲的爱情故事。刘一春受知微翁 “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的指点，并在恩师赵恩智的花园中，偶遇一女，此女见刘生来即掩身而去，这时刘生虽然“不意尘埃中有此仙品”，但并没有做他想，只是在看到芳桃（即碧莲）用针刺的那一首内容为“小园日涉已成趣，引得东风到草常。惟有芳桃解春意，笑舒粉脸待刘郎。”的绝句后才由此而想到此女应该是自己的“佳配”，但并不知其名姓。而后刘生偶遇守朴翁，在守朴翁的花园中，又遇一女，虽然但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却又被其所吟的《减字木兰花》吸引而知此女“通词句，雅吟咏，又疑奇花而解语”的，为了引起碧莲的注意，他在帘外偷窥女子，朗声赋一词，向芳桃传情达意，且此女亦钟情于生，后来生又多次

[14]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作诗填词表达自己的情意，情节因此而向前发展，最后姻缘成就。

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的诗词作为例子一一列举出来证明诗词在其中的作用，但除了以上例子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例而窥全貌，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钟情丽集》，在《钟情丽集》中，诗文在文中的比重占了54.32%，诗河的三个作用在这篇传奇里发挥得淋满尽致。它们是男女主人公行发自己内心情感的桥梁，是男女主人公联系感情的纽带，是促进情节向前发展的载体。如果将这些诗词去掉，那么整篇文言小说就会失色不少，也就没有这篇言情小说了。所以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诗歌也是小说叙事结构中的组成部分。

（三）谶语的运用——预示结局

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谶语包括谜谶、语谶、戏谶和诗谶等多种类型。

谶语在明代中篇传奇和明清小说中被广泛应用，主要是用来预示结局，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其中，诗谶是运用最多的谶语形式，最明显的就是《刘生觅莲记》中的刘一春受知微翁“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的谶语指点，不断寻寻觅觅，最终真的与碧莲成婚的套路。而碧莲的小诗“惟有芳桃解春意，笑舒粉脸待刘郎”，表面上是化用了刘禹锡的《游玄都观》来表明春天桃花开得灿烂，实际上暗含了“芳桃待刘郎”五个字，在两人还没有见面的时候，芳桃诗中的意思就暗示、也注定了只有芳桃才是刘生的另一半。

另外《龙会兰池录》中也有两处谶语，一是蒋世隆在与蒲兴福送别的时候所作的诗，原文是

水萍相遇自天涯，文武峥嵘兴莫赊。

仇国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胆作朱家。

蛟龙岂是池中物，珠翠终成锦上花。

此去从伊携手处，相联奎璧耀江华。[15]

暗示着蒋世隆和黄瑞兰在途中萍水相逢和蒋世隆以后的功成名就以及和黄瑞兰最终姻缘得成的锦上添花之喜。后面蒋世隆卧病在床时的药方诗的后两句是“蛇床独活相思子，此德当归续命汤”也对应了情节的发展，预示着只有瑞兰回家蒋世隆的病才能够好的现实。在这里，仅从“当归”二字就可以看出里面暗示

[15] 薛洪勣，王汝梅.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2).

着黄瑞兰肯定会回家的线索，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映衬了诗中的意思。

《李生六一天缘》中小孤神赠给李春华的白扇上的前六句诗“桂叶留君饮，金花许子攀。冯江宜避险，贾宿可防奸。北上荣遭累，南征困捷还。”也是诗谶，也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一一应验。

《南枝红梅记》中“折取南枝赠故人”的诗谶也预示了王鹗和红梅后来不得白头到老的事实。

（四）侍女——联系有情人的媒介

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往往有一两个虽然地位卑微却不可忽略的人物，她就是女主人公的侍女们，她们像《西厢记》中的红娘一样充当了联系有情人的媒介和促成好事的媒人。在《西厢记》中，当莺莺想和张生传递消息的时候，红娘是他们之间的“青鸟”，当莺莺犹像不决的时候，红娘是敦促莺莺快拿主意的“定心丸”，正是有了红娘，才让莺莺明白了张生对她的情思并下定了和张生结合的决心。而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像红娘一样充满反叛精神的人，她们不因自己地位低贱而懦弱服软、谨遵封建礼教的束缚行事，面对封建礼教，他们是大逆不道的，他们为追求自主婚姻的男女主人公推波助澜，以婚姻牵线搭桥人的身份充当着联系有情人的媒介，为促进美满婚姻的成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丽史》中，是李如响促成了楚玉和无金的结合；《刘生见莲记》中待女素梅屡屡在碧莲面前夸赞刘一春，语气和《西厢记》中红娘夸赞张生时无二。《双卿笔记》中正是因为侍女香兰传书信的时候弄错了，才引起了顺卿的好奇心，后她又帮助顺卿和华国文传递消息，为二人的正式结合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以上故事模式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都和作者的创作心理有一定的关系，正是由于作者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心理才塑造出了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的种种人物，在人物的活动下形成了《西厢记》式的故事结构模式。

四、从作者的创作心理看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人物塑造

明代社会的科举制度不仅让很多书生变成了百无一用的人，还通过科举固定用书和对儒家学说中朱子学说的过度尊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动荡更让人对现实产生了种种不满，于是就借著书立说来表明自己的愿望。

（一）落魄书生的白日梦

在明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形式得到了进步规范和固定，世人一般对科举考试抱有过高的期望，文人们也热衷于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事实证明，明代科举取士的录取率很低，绝大多数文人的科举梦都不能实现。相关资料显示，“明代中后期，各省直的科举考试平均录取率在10%左右。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16]。对科举考试过高的期望和科举考试过低的录取率使明代大多数文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簇簇”的美好幻想大多难以实现。太多的文人不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获得了一官半职，反而是一辈子命运不偶，与仕进无缘。明代的徐渭，名列“明三大才子”之中，却三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唐寅才华横溢，29岁时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解元”，却被牵连到科场舞弊案中一辈子落魄潦倒，和唐寅同时被科场科场舞弊案牵连的徐经更是从此心情郁郁，死时年仅35岁。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但一生信奉“惟有读书高”的明代文人们仍然希望借助文才实现自己的梦想，当这种梦想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时候，他们就借用编写小说来寻找心理安慰，在书中寻找他们渴求的千钟粟、颜如玉，于是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的青年男子大部分都能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绝大多数都被所遇之女子青睐，甘愿与其做些“凿穴穿洞之期，越礼伤身之事”。女子们对男子一见倾心， 甚至于甘心做妾、做外室。《丽史》中的珍珍，本来是正妻，但被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感动，甘心做妾；《双清笔记》中的顺卿甘愿做自己姐夫的小妾；《刘生觅莲记》中的文仙做了男主人公的外室；《李生六一天缘》中的芹娘、月英同住翠筠楼西墙之外，且都对李生一见倾心。

（二）程朱理学束缚下的反弹

明朝建立，朱元璋大力尊崇儒学，十分尊崇朱子学说，甚至颁发诏书规定科举成式曰：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戊丑未年会试，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每道各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试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

[16] 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J].史学月刊，2006 (12)：24-31.

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17]。

朱元璋对朱子之学很重视，朱棣作为朱元璋的继承者又对这一做法加以巩固，永乐十四年，朱棣钦定三部《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修成。第二年三月就传诏天下：

“此书（三部《大全》）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批阅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其以朕意晓谕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无徒视为虚文也”[18]。

这三部《大全》所收录著作，或为朱熹所注，或为朱熹所作，或为朱熹门人所作[19]。所以说，三部《大全》之颁定，标志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地位之正式确立[20]。

程朱理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加深了它对人民思想的控制程度，理学对妇女的要求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社会上所有人的要求是“从天理灭人欲”，在这一观点的统治下，明代出现了众多的烈女、贞女、节妇，明代的大臣也有很多以“文死谏，武死战”为荣。但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人性的，巨大的压力必然导致内心强烈的反抗，于是后来出现的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也”，提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百心”的观点。再后来被人们所关注的李贽的思想更是激进，李贽最痛很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土、伪君子，他指斥所谓的道学家们，主张“吃饭穿衣即人伦物理”，对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下的妇女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以上这些“心学”思想通过传播给明代的文人们以很深的影响，他们开始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这些追求都表现到了作品里面，于是越来越多的明代中篇传奇小说里出现了女子大胆追求幸福的故事，甚至突破了“女子在结婚前一定要保有贞节”的道德防线，大胆地满足自己的性欲。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就有很多艳情例子。以至于《钟情丽集》首尾诗词数百，备序其关目之本末，皆道

[17]

[18]

明太祖实录[G].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三十二）[G].北京：北京大学，1993.

[19]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33.

[20] 林小燕.程朱理学禁欲观念对晚明戏曲的影响[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3-36.

男女私期密约之事[21]。男女主人公也在婚前就突破了贞节防线：《李生六一天缘》中最后和李生结合的那些女子也有在婚前就失身于李生的；《春梦琐言》里提到的情事更是大胆，李姐、棠娘主动和男主人公交合却仅限于交合，只为性欲、不为婚姻，由于不是俗世之人，他们的私下交合更是没有了要求男主人公对女方负责的束缚。

（三）社会黑暗动荡下的心理慰藉

明朝社会黑暗，皇帝不仅对士子们的思想压迫与控制非常严重，在身体和心灵方面也完全没有尊重士大夫们的意思，本来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但这一原则在明代朱元璋做皇帝后被打破了，士大夫在朝廷中被施以“廷杖”的事情也经常出现，“廷杖” 这一被愚忠的大臣们视为“荣耀”的事情当然也被明代的历代皇帝们继承了下来。

而明代统治阶层对平民百姓的剥削更加严重，加之皇帝荒淫无道，如嘉靖皇帝尊崇道教、迷信方士，他在位期间每年斋醮不断，滥用民力大兴土木，造成了巨大的靡费，这些费用都强加到了百姓头上，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庶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嘉靖以后的皇帝更是一代不如一 代，不关注百姓生活，导政明朝后期人民起义此起被伏，人民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越来越渴望稳定的生话，士子们更多了一层渴望，他们不仅希望过“妻贤、子孝、儿孙满堂”的生活，还希望能够金榜题名，但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太可能得到的，于是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就出现了大量描写文人们生活美满后归隐山林的故事。如《李生六一天缘》中的李生居然在大结局中拥有了妻妾六人，他美满地带着全家大小主动辞官，过上了隐居的幸想生活。其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或仕途顺利、生活美满或看破功名利禄与家人过着归隐的生活，结局大多是美满幸福的，体现了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作者渴望在社会黑暗动荡下寻找心理慰藉的创作心理。

结 语

中篇传奇比唐宋传奇的篇幅长了很多倍，不过叙事却更加宛转、跌宕。但是这种婉转别致中也存在着定的叙事模式套路，大量的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有《西厢记》的影子，男女主人公经历着“因事相识——相知——定情——

[21] 李梦生.《古本小说集成》之《春秋配•五金鱼传》前言[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诗笺传情——思念成疾——两情暌离——进士及第——洞房花烛”的类似恋爱历程。小说作者还借用诗词、谶语或丫鬟婢仆等小人物丰富小说故事情节，满足通过一个个言情小说来表达自己内心渴求的心理。这些小说的创作直接影响与推动了明末清初以天花藏主人等为代表的长篇白话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对于了解明清文学作品风格和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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